纯民间的，不是专业的，没有套路。注重文本，讲述情怀，有喜好。

编按：这些“诗歌语录”是征得诗人同意后，从其微信朋友圈的即兴言论里摘录出来的，同时还增补了其微博、博客中的部分论断。辑录时努力避免留下遗珠之憾，不过也难免掺杂进个人的好恶。为了方便阅读，编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加上了小标题，并且进行了必要的分节和删减。做这样的工作虽然会辛苦一些，但编者认为这是极有意义的。谭克修作为“看客”，冷眼旁观的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诗界“戏台”或“卖场”，还有“高速动转不知所终”的城市“前途”或“命运”。他提出并呼吁“地方主义”“城市诗学”和“场所精神”，这些既是美学范畴的注脚和证据，也是社会学范畴的规划和愿景，并且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完美且精准地呈现。谭克修作为“炮手”，在人群和网络中发声。他的发声充分展现了独立观察、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他属于那种能在乱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人，能够高屋建瓴地洞察，见血封喉地指出问题，绝不拖泥带水。他仿佛“眼戴透视镜、腰佩轩辕剑、手持金箍棒”，一旦发现“妖魔鬼怪”，就必定会棒喝或斩杀，让其现出“原形”。他曾说过：“相信自己的加入，能够维护当代汉语诗歌的尊严。”这既体现了自信，也是一种使命。

谭克修2017诗歌语录③

论诗人余秀华。我曾经在朋友圈转过那组让余秀华走红的诗，并给朋友们推荐过。有不少朋友也进行了转发。当初推荐她，是因为她的诗在叠加了她的疾病和命运之后，具备了某种悲怆的底色，给这个麻木的时代带来了生命的痛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可以算是这个时代难得的样本诗人，也会给很多人带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这比朋友圈常见的心灵鸡汤或许更具效用。同行的转发推荐，对于仅在诗歌方面展现出一定能力的余秀华而言，或许能给她的命运带来一些转变。在我心中，一直有着天下诗人是一家的观念。如今看来，她的命运确实发生了改变，这是我们同行应该感到高兴的。但我希望她在心态方面具备自我调适的能力，不要一直沉浸在名人身份或县作协主席的位置上而难以自拔。她应回归到自己的诗歌中，那才是她真正的归宿。通过创作更好的作品，去回应别人的质疑，这样诗歌才会持续给予她回报。

论“”这件事。黄礼孩凭借自身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不管怎样都是值得让人钦佩的。一个人所设立的奖项，由谁来获得这个奖项，以及由谁来颁发这个奖项，都由他自己来决定。因为这是一个人设立的奖项，所以就没有必要和“中国”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最好不要按照诗人的名气大小来颁发奖项，因为获奖的诗人对这种方式的领情程度是有限的，同时也能够避免陷入像毒舌法清所说的那种“奖蹭诗人”的嫌疑之中，否则反而会让自己的地位降低。（2017.9.8）

两诗人初次见面，A 问 B：“你之前知道我吗？”B 如实回答：“不知道。”A 显得很不开心，说：“这些年我把国内的文学杂志都发遍了，有时一年能发上百首诗呢。”他原本以为自己是大诗人，至少是著名诗人……有时候，真实的对话就像故事一样。这是今天诗人 B 一上车时讲的真实事情。他问我认不认识此人，我也一脸茫然。（2017.9.9）

论办刊理念方面，部分优秀诗人非常在意自身的出场方式，若将自己与过多平庸诗人排在一起发表作品，他们会视为一种羞辱。《明天》一直期望能够做到不让任何出场的诗人感到尴尬。给予诗人足够的篇幅固然重要，但他们更为在意的是能与足够优秀的诗人同场。为了尽量避免出现狭隘的圈子化以及审美僵化的情况，之前每期的编委都进行了替换。它现今仍存在少量质量欠佳的作品，期望此类情况日后能逐渐减少，对于那些名不副实的作品需予以剔除。尤其要留意那些状态已明显下降、充斥着陈词滥调的知名诗人的作品，绝不能搞那种毫无个性见解的知名诗人作品大杂烩。当下，诗人在任何书刊上发表作品，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且难度降低了，我们继续编下去的唯一理由，是希望能凭借专业性来提升诗人在《明天》中出场的重要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歇菜。（2017.9.10）

论后发优势。过去即便手气很好，赢得了很大名声又有什么用处呢？只要他依然在牌桌上，每天都在进行重新洗牌。放下架子，以坦诚的态度面对自己和语言，这是他最终能够成就自己的唯一办法。想对新诗人说，别人过去有名声，仅仅是占据了先机罢了，而后发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优势。在牌桌上，前面赢的钱仿佛不是钱，只有后几把赢的钱才算数……这是早起读诗后的感悟。（2017.9.11）

论出场礼遇。发表诗人的作品时，不必存有让人感谢的心理。主要是以作品来评判，确实没人欠你什么。但有些诗人的反应，会让你觉得自己欠他很多，仿佛他是宇宙超级无敌的诗人。还有些诗人，刻意与地方主义撇清关系，这其实也没有必要。大家彼此都知根知底。毕竟，从来没有谁非得求你赐稿，一切都是出于自愿的。何况，在《明天》中出场的诗人，所受到的不会是不好的对待，而是很好的对待。 何况，那些在《明天》里出场的诗人，他们得到的不会是刻薄的待遇，而是敬重的礼遇。 何况，于《明天》中出场的诗人，受到的不会是恶意的对待，而是善意的礼遇。

论诗歌奖项。一个诗人不可能获得所有奖项。若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奖项的设立缺乏主见和原则，要么是获奖诗人缺乏主见和原则。真正优秀的诗人会自我反省，明白自己的限度，知晓自己适合获得何种奖项。没有人能够写出适用于各种情况的万能诗歌。不要随意对诗歌奖的设立给予夸赞。所有奖项，只有将其授予那些重要性被低估的诗人，才具有建设性价值。而授予那些已经被高估的诗人，实际上是在对当代诗进行破坏。

论诗的误读。要做到客观地批评诗歌是很难的。因为诗本身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形象。对于同一首诗，每只听诗的耳朵的构造不同，所听到的诗的声音也就不同。诗的形象，是由所有耳朵听到的声音所形成的混响效果。当我们阐述一首诗，把自己听到的回响转述出来时，常常会出现彼此无法理解的情况。从某种意义而言，每个人进行转述时都会对原诗造成背叛。然而，诗的价值恰恰是在脱离创作者所设定的原本形象进行阐述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提升的。所以，我们时常能够看到，诗往往是在被各种误读的情形下，依然充满诗意。好诗不但允许你误读，甚至还会故意设置歧义让你去误读。如果某诗被说有近乎精确的叙述，那么倘若诗人足够高明，这只是在用精确的语言挖掘出一个诗意深不见底的深坑，一个能给人误读空间的坑。可以明确地说，正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存在误读，才拓展了诗的生命。然而，误读虽然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意指鹿为马地进行解读。这里的误读，需与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强力诗人为廓清自身诗歌形象而故意相互误读的情形相区别。诗没有唯一的知音，它在寻觅最大公约数。诗难以有确切的解释，也不存在既定的评价。然而，优秀的评论者能够持续挖掘诗的深度。因此，对于一首好诗来说，评论者的深度才是诗的深度。

论诗歌理想。每个诗人都擅长谈论自身的诗歌理想。然而，我们常常发现诗人所写的和所说的并不一致。在创作谈中，即便你确实明白自己在谈论什么，所亮出的诗歌理想之剑确实是一把宝剑，可在写作过程中，你仍需将剑暂且隐藏起来，全身心地听从生命和语言的冲动。不要让那把剑轻易地划伤你的诗作。

论客观性写作。客观性写作并非是对一个客观世界的还原。倘若有了摄像机，那诗人就无事可做了。当你书写客体时，客体就会变为主观性的一部分。它会被你的叙述、修辞以及设定的意义所消融。你所书写的内容，会在书写的过程中消失，成为主体的一部分。然而，我们的写作依然需要依靠这些客体，并且要尽可能让这些客体按照其自身的物性来开口说话。主体与客体以某种平等的身份彼此激发并且进行对话。客观性写作，其结果并非是对事物客观性的还原，而是如同运用吸星大法一般，致使客观性丧失。

论诗歌空间。诗歌空间是由运动的诗句所构成的动感空间。写作者最初驱动诗句运动，而其变幻的轨迹是由阅读者参与完成的。理想的诗歌空间应具备开放空间的性质。诗并非收纳隐私的场所，诗人需要将特别私人的经验进行公共性转换。这既是专业素养，也是职业道德。个人经验被密码箱保管，这导致作品过于晦涩，这样的作品通常可被视为转换失败的作品。然而，诗意的复杂、灵魂的深刻与诗歌的晦涩之间所形成的必然张力，是需要另作看待的。

论办刊的底线。不要以为自己花钱办民间刊物，开设公众号就拥有了天然的道德优势。看一下目录，就能知道你明显怀揣着官刊的心。然而，你不仅眼光比官刊差，而且媚骨十足，交易之心昭然若揭，真不知道该如何夸赞你。相比之下，官刊有群众的监督，有发行量的需求，多数官刊还有一条底线横在那里。

论诗的恶俗。有一条铁律，当你把诗写得呈现出文雅的样子时，必然会恶俗到极致。恶俗是属于灵魂层面的东西，就像体臭一样，那气味在很远的地方都能被闻到。诗朝着文雅的方向去写，只不过是给自己喷了些香水罢了。当然，你直接把诗往恶俗的方向去写，也无法以毒攻毒，从而掩盖你的恶俗。

论“四大罪人”。昨天提及练降龙十八掌，意在撰写一篇关于当代诗坛四大罪人的文章。其中有两大罪人，是时常被许多人所谈论的，背负着口水诗罪名的杨黎，以及背负着段子体写作罪名的伊沙。实际上，这两个罪名中，误读的成分更多。另外两大罪人，是当下诗坛公认的著名诗人，他们获得了很多好评，但只是人云亦云罢了，其实他们的破坏力更大。仔细思考后，捅出的马蜂窝规模很大。暂且先不进行练习了。大概梳理了一下思路，前面两位依旧会是朋友，而后面的那些人则会成为死对头。因此，还是改为练习吸星大法吧。大家各自都能安心。

论左右互搏这一情况。通常来讲，你若擅长使用某种武器，往往就会被那种武器所伤。我原本打算学习老顽童，只是随意玩玩，纯粹谈论诗歌，不带有武学之外的成见。然而仔细观察后会发现，江湖上充斥着岳不群和左冷禅这类人物，甚至连老毒物都难以寻觅。既然如此，便无法尽情玩耍。因此，接下来要多多练习左右手互搏之术，去找个像傻小子郭靖那样的人玩耍。

搞民间诗歌专号的诗歌杂志有很多。如今给人留下好印象的还是二十多年前《诗歌报》月刊的那个专号。不能让它变成在民间报刊上发表的那些熟面孔的大杂烩，那样才稍微有点搞的意味。关键在于要把坚持独立写作的民间诗人展示出来。他们对那些已经没有底线的所谓民间诗刊的发表也毫无兴趣，按照民刊的思路选稿，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给准备搞民间诗歌专号的某大刊提一个醒。

论某些诗人。他们摒弃那些显而易见且漂亮的句子，以及看上去很有诗意的句子。要去除诗里的那种风尘味。对于一些诗人而言，这就意味着一首诗最终只剩下标点符号了。并且他的题目也需要被去掉。

论道德洁癖。不要将道德洁癖视作精神高度。暂且不论道德洁癖的真实性是否值得怀疑，我对于那些带有浓厚道德训诫意味的诗，始终保持着警惕，它甚至在其诗歌中演变成了恶性肿瘤。然而，这类诗歌很容易找到大量的读者，其中有不少是诗人和评论家。看来，人民都需要这种诗歌所提供的心灵鸡汤。

论写作状态。有朋友担心我，觉得我最近发朋友圈的次数太多了，不如多把时间用在写作上。另一个了解我的朋友清楚，最近很可能是我写作的好时机。有些人为了能写作需要让自己安静下来，而我则需要让自己兴奋起来。我曾经觉得自己已经写出了能够写出的最好的那部分作品。但只有全身心地沉浸在不断的写作当中，才能知晓这是否真的如此。没有所谓的最终结果，我只期盼能保持写作的良好状态，也就是每天都能因自己的写作所带来的意外而惊醒。

论生命与诗。有一个人的诗，每当打开时，读了一首之后，就不想再继续读下去了。并非是因为诗写得很差而读不下去，而是诗中充斥着毫无节制的悲伤与绝望，让人难以读下去。真的很想对他说，少创作一些诗吧。写这样的诗，真的会损耗他有限的生命。要知道，生命比诗更为重要。

论诗作《岳麓山》。《岳麓山》的出现显得有些奇特，它与当代诗的整体语境不太协调，也和我过去的写作有明显差异。之前在《万国城》里的诗，都是依据我的真实尺度来创作的，通过这具肉体所遭遇的具体细节，将城市公共空间打上鲜明的个人印记，使诗能够抓住我的存在，也就是语言的存在。此诗以及另一首未贴出的《河》，是以比我大若干倍的尺度来创作的。它们将个人经验进行他者化、物化以及公共化处理。《岳麓山》想要借助具有公共性的人，去描绘山和城的空间关系，把属于山的本质部分提炼出来。它不像登山诗通常所做的那样，去描写具体的个人登山经历。这一次，我不期望它是我眼中的岳麓山，也不是长沙人眼中的岳麓山，更不是游客眼中的岳麓山。而是作为诗的《岳麓山》，存在于《万国城》之中。我希望它能给《万国城》带来另一种维度，这种维度是抽象的、宏观的。之前我写《万国城》系列时是用显微镜在工作，而这次用的是望远镜。(2017.9.26)

论诗人牧野。牧野离开了诗坛长达八年，之后突然又返回了。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凭借着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完成了这个新诗百年展。因为心中有诗，所以在新诗百年这个特殊的时刻，他能够突然爆发出某种令人惊叹的力量。他还邀请了一百位画家来绘制一百位诗人的作品，这样的规模宏大，让人不禁心生敬意。

论单方面的友情。毒嘴横同学向来快意恩仇，他对我选某某（此处不指向他口头禅敌人伊沙、沈浩波、臧棣）的诗感到很纳闷。实际上，某某的诗并不好，而且还喜欢搞小动作，背后说我的坏话这一点我也心里清楚。我选他，或许是出于自信，又或许是在兑现单方面的友情吧。这几年微博和微信相互较量。从日常言论以及作品中，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实水平，大家心里都清楚。再也没有谁能够轻易地去诬陷谁了。同样地，也没有谁能够长久地蒙蔽谁。不管是任何人，如果作品不是真正过硬，即便他过去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名声，那也终将像云烟一样消散。

论诗人施茂盛。施茂盛被预定为地方主义大展 3 的诗人。我们身边有一批潜水的人，他们的水性比游在水面上的人好出若干倍。从不同维度可以读到诗的好。每一个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接近诗的方式。在语言的复杂之美这一维度上，施茂盛可说是一个具有样板性的诗人。几乎每个诗人都充满争议，这是很正常的。通常，表扬意见有多少，批评意见也大致会有相等的数量。我想说，对于某些流行诗人，尤其是那些被大众一边倒地表扬的诗人，他们反而不是那么好的诗人。

论及诗人杨黎。这篇花费了我大半天时间写成的短文，从各方面得到的反馈都非常好。必须要再转发一下。特别欢迎那些创作了五段以上诗歌的诗家参与进来……（2017.9.29）

论独立诗歌奖。首次领到了没有奖金且需自理来回路费的赔本之奖。然而，我将其视为极为尊贵的荣誉。奖项的发起者是牧野，这些年未曾在诗歌圈见到他，他也并非什么老板。他究竟凭什么，愿意花费一年的时间，动用手头并不宽裕的钱财，为新诗百年筹备这么一个大工程呢？显然，他心中给予了诗一个更高的位置。这篇获奖感言是迄今为止花费我精力最多的。（《》）希望在这个时间点，我想说的内容，能够大致与这个奖项所倡导的东西相匹配。（2017.10.1）

论及诺贝尔奖。若将文学朝人学的方向稍稍倾斜，那么诺奖对作品中意识形态的关注要多于对文学性的关注，这并无不当之处。庞德被排斥在外，前苏联以及东欧的作家受到青睐，北岛被提名，莫言获得奖项，主要是因为瑞典人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然而，一些人刻意摆出姿态，去迎合这种需求，这属于短期的文学投机行为。从较长的时间周期去看，若以意识形态当作评判的指标，其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庞德不会因为缺乏正确的政治倾向就降低他的伟大程度，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同样不会因为作品中未展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而有损他们的伟大。在二十世纪，最为伟大的作品，需要将现代人普遍的困境书写出来，这些要超越在局部政治生态下的个人生存境遇。也就是说，作品得从个人的境遇当中抽象出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并且完成属于所有人的宏大叙事。所以，在我看来，在二十世纪，那些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顶尖文学家的阵营，比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阵营要强大得多。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论及在诗的范畴内谈论诗歌之事。有朋友看到我的发言后，询问我是否打算刻意与体制进行分离？我本身就不在体制之内，又何来切割一说呢？我并不具备体制和非体制的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始终都是在诗歌的范畴内谈论诗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想法。体制当中也有品德良好的人，以及懂得诗歌的人；而在江湖之中也有品行恶劣的人，以及坑蒙拐骗之徒。如果你的作品质量很差，即便在姿态上如何反对体制，自认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那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同样地，如果你只是一味地迎合体制，那更是毫无用处。努力保持迎风独立的姿势就好。（2017.10.6）

论艺术良知。随意转发烂诗、庸诗是存在风险的。这大概等同于他在表明自己的诗也同样糟糕。如果眼界过低，或者缺乏艺术良知，那么手上的活儿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平。当然，看到好诗却故意不转，这也是严重缺乏艺术良知的表现。朋友问道，随意转发烂诗的人和那种完全不转别人诗的自恋者，你更倾向于谁？仔细想想，喜欢前者的可能性稍微大一些，他转发或许只是因为心地善良呢？在后者当中，不经常刷屏的暂且不算，人家是真的超凡脱俗。然而那种一直刷屏不停，却还要装作清高、装作大师的，尤其是在熟悉的人面前也装得很过分的，转发一个帖子都要顾虑很多，把自己当作了不起的人物的，他的境界格局限制了他，写作也肯定是虚有其表。当然不会看好他。

论难得糊涂。我时常进行反思，为何我那些很普通的发言，在我们所处的语境当中，看起来会具有攻击性呢？主要原因还是我太想要把话讲得清楚明白啦。尽管我明白，即便用尽浑身解数也难以将其讲清楚。我们的文化，是以难得糊涂为特点的。大家都把糊涂当作一种超脱的境界。智者，最多也就是偶尔耍耍机锋，点到即止。然而，要是谈论诗歌方面的问题，耍耍机锋，确实非常困难，还会给人留下装神弄鬼的嫌疑。何况，如今已没有像雪窦重显和圜悟克勤这样的人物了，也没有他们所生存的那种土壤了。所以，还是尽量少开口说话吧。

论民间精神。民间诗人更多是被用来指向那些与传统官刊审美趣味相远离的诗人，他们有着更独立的人格，更自由的精神，以及更个人化的艺术追求。在诗歌的艺术品格方面，会自带某种非主流的气质。与之相对的是，当年那些持“民间立场”的诗人，如今却显得太“主流”化和“官方”化了。《明天》创刊时，在诗学主张方面尽可能秉持“没有倾向”。然而，它有一个内在的天然标准，对于那些具备民间诗歌精神且有风骨的诗人，会怀有更多的好感。《明天》一直期望能够成为这些诗人同场竞技的平台。（2017.10.10）

论当代诗歌。从我们汉语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这一情况而言，其状况基本与在国内发表和出版作品时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人的人脉以及运作能力，而非诗歌本身的水准。所以，通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数量众多被翻译成外语的汉语诗歌，如果它们在更为自在的母语环境中都未能赢得足够的尊重，那么也不可能凭借翻译的力量在其他语种中获得新生。这样的作品翻译得越多，就越会给当代汉语诗歌抹黑，而并非体现出汉语诗歌的繁荣。这导致我们身边一些真正优秀的诗人，自愿让自己处于某种遮蔽的状态。我们看一些在国内出席国际诗歌节的外籍诗人的头衔，以及这些头衔下的作品，也很难将他们与他们母语中最好的诗联系起来。一般情况下，尽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然而那些注重互利互惠的全球化红利，很难降临到一些真正具有独立精神且性格孤傲的优秀诗人身上。各种语言中的优秀诗人，大概都是在各自的个人领地上，独自地进行写作，彼此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所以也无法得出汉语诗歌比其他语言的诗歌更优秀的结论。但这没什么值得奇怪和担心的。忍受生前的寂寞，并非仅仅是当代大诗人所遭遇的命运。

论“秋裤诗人”。他进行诗歌创作，不论处于哪个季节，总是会穿上他自认为很优雅的秋裤。对于那些已经将穿秋裤视为习惯的人来说，当他们想要亲近别人，而必须脱下秋裤的时候，难道不会感到尴尬吗？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非常优雅地脱下秋裤。

论诗歌评论。若仅从意义方向着手，便无法谈论诗歌。成功的诗歌所呈现出的意义，往往处于你的谈论范畴之外。它在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人那里，会衍生出你所看不到的意义。或者可以说，诗意常常在存在歧义之处产生。而倘若忽略意义，仅从语言层面去进行谈论，那就更加无从谈起了。海德格尔觉得，逻辑形式是无法进行谈论的。语言乃是现实的逻辑形式，而语言自身是不能被谈论的。那么来谈谈技术吧？有一些人就是那样去谈论的。但是对于那些常规的技术，又有谁能够谈论出什么新的内容呢？优秀的诗歌，会持续地发明新的技术，而技术往往处在你的谈论所触及不到的地方，处于你能够抵达的边界之外。在多数情况下，谈论得越是细致，就越是远离真相。一个评论家的解读能够打开诗歌的某一扇门，同时也会关上更多的门。

论评论价值。既然诗无法直接谈论，那你为何还要反复谈论呢？主要是因为谈论的对象，从某一个方面来看，它接近于能够激发你或者帮助你完善对诗歌形象的想象，并且你也相信自己的谈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诗、靠近诗，进而激发了批评的热情。通常情况下，评论者和作者对于诗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所以，诗歌评论的价值不会受作品限度的限制，主要由评论者对诗的认识来决定。倘若评论者对诗的认识值得信赖，那些进入批评家视野的诗，乃至被细致谈论过的诗，都值得被重视。当然，这需要评论者谈论这首诗的真实意图，是为了自身诗学建设，是一种积极的再创作行为。对于理解力不太好的评论者来说，诗学往往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他所谈论过的诗，所获得的可能会是沦为反面教材的机会。

论极简主义。有一位朋友给我发来几首不同诗人的短诗，让我谈谈看法。在我看来，这些诗都存在简陋的问题。诗是可以采用极简主义的，要做到少却能蕴含多的效果。然而，这里所说的简指的是简约，是能够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深刻含义的。倘若简变成了简单，甚至是简陋，那么少就不会变成多，而仅仅只是少罢了。这样的诗，毫无疑问是名副其实的小儿科之作。

论诗的形象。诗的形象，并非荒野上矗立的一棵树，而是一阵阵吹动树的无形的风。有少数像飞行器那样运动的大诗人形成了主导风向。飞行器往往从不同方向出发，带动的风向截然不同，所以诗的形象总是变幻无常，难以捉摸。大诗人，能够像一颗巨大的行星那样经过，刮起一阵狂风，把树往某个方向吹动。这飓风在一时之间会被当作诗的主要形象。树充当着评论家或读者的角色。当有多颗行星沿着不同轨迹运行且从不同方向刮起飓风并发生强烈碰撞时，树难以避免形态受损，难以找到诗的形象。倘若树的根系不够发达，它就会被连根拔起。

论有争议的诗。重要的诗出现时，往往伴随着争议。它必然会打破一些在惯性审美温床上沉睡的美梦。以讨人喜爱的俏媳妇形象亮相的诗，大多是很快就会腐朽的花瓶诗、流行诗。

论及诗人走饭。走饭具备天生的诗人特质，即便她所留下的文字并未进行分行处理。

论诗与算法。当面对人工智能时，即便再聪明的大脑，也如同是一堆浆糊。曾经认为诗会是人类很难被其占领的领域之一。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情况或许并非如此。诗或许也能够被换成算法，仅仅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算法罢了。在算法的面前，所有的大师，都将会变成傻子。

论读故人之诗。故人张贴出了诗，我前去观看。诗中虚词到处都是，让人不知其用意何在。情感显得极为急切，满是肉麻之语。已然过去二十年，那人究竟去往了何处？

论诗人的友谊。吃瓜群众询问，你们诗人之间的友谊是何种情况呢？依我来看，多数的友谊是这样的：明明知晓彼此相互厌恶，在背后会把对方批得毫无价值，只差用刀将其劈死，然而在朋友圈里，以及见面之时，却依然能够表现得彬彬有礼。所以说，诗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包容心的人，就像你们一样。最终，他们都会在孤独中度过余生。

论臧氏拳法。需当心画虎不成反类犬。倘若旁观者一眼便能看出，当他被臧棣诗附体之时，他的写作便已失去意义。臧氏拳法，类似于崆峒派的七伤拳，就目前而言，只有他本人施展出来才会有效。内力不足的模仿者，擅自进行练习，将会遭受严重的内伤，非死即残。需慎重对待。

论诗人的差距。目前而言，80 后诗人与 70 后诗人的差距是多方面的。这仅仅是年龄所导致的差距罢了。就如同五年前，70 后和 60 后之间也存在全方位的差距。从今年开始，陆续读到了一些已经逐渐成熟的 70 后诗人的作品，这才发觉这种差距已经不存在了。倘若你依然觉得，诗歌是年轻人的优势项目，那说明你对诗歌了解得并不多。我看好一种趋势，后来者会因受到更早的良好诗歌教育而走向成熟年龄，并且可能提前。不过，这并非简单的进化论思维，因为诗确实会受到个别天才现象的影响。

论阅读与写作。倘若没有经由阅读不断地摧毁你的信心，那么你通过写作所建立起来的信心，通常不是那般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