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是浙江温州人。她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她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她在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她现定居于多伦多市。

九十年代中后期起在海外进行写作并发表，其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这些小说曾荣获诸多两岸三地的重大文学奖项，其中包括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台岛时报开卷好书奖以及香港《红楼梦》全球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电影《唐山大地震》是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获得了亚太电影展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等多个奖项。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是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和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其小说被译成多国语言并在国际上发表。

我的导师，一个不受形容词管辖的人

文|张翎

读过硕博的人都经历过导师这一关。对于我们这一代早期留学生而言，导师的影响能从学术方面延伸到求职方面，能从学术方面延伸到居留方面，能从学术方面延伸到人脉网方面，还能从学术方面延伸到人生长远规划方面。

在我留学之时，国门刚刚开启。世界对中国既无知又好奇。一群原本处于长久关闭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突然置身于开放型的教育体制里。对于学生和导师而言，应该怎样去应对以及相处，这是一个需要试探和冒险的过程。并且，语言障碍在其中设置了诸多充满猜测和误解的障碍。

江湖间关于导师的传言不少，有好有坏。好导师的故事，一般只在亲朋好友间流传。而与导师关系不好的故事，常常传播得很远，甚至演变成报纸上令人震惊的新闻。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件事，是 1991 年在爱荷华大学发生的卢刚杀人案。这起牵涉六条人命的事件，在那一代留学生心中留下了长久的阴影，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让人胆战心惊。

我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求学时，已经拥有了加拿大的长久居留身份。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是毕业后不会留在美国，而是回到加拿大找工作，因为那是导师难以触及的地盘。我与导师之间的关系，没有了很多实际利益的纠缠，所以变得很单纯。我能够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静静地去观察导师，将她仅仅当作一位学者，或者说是一个知识女性。很多年之后我才知晓，她曾有过这样观察我的行为，然而在当年她并未将此告知于我。

1990 年，我成功拿到了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从就业方面来讲，这张文凭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比不上一角墙纸。经由熟人的介绍，我在一家由香港注资的小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了两年秘书。薪资待遇很低，工作既琐碎又重复，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各种琐事来差遣我。写作的梦想被搁置在抽屉里，散发着霉味，维持生计成为了最大的阻碍。

我很想找一份工作，希望这份工作相对独立且收入稳定，然而我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着手。温州人天生就具备的经商本能，在我身上却奇怪地缺失了。我除了会读书之外，其他方面简直毫无长处。我唯一能走的路，就是回到学校去再学习一个新的专业。我一直都很讨厌与数据打交道，那些人人都很向往的工商管理专业和电脑编程专业，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

我在缺乏高人指点时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相当鲁莽。我决定去攻读交流障碍系（communicative disorders）的语言康复师（speech and language pathologist）硕士学位。因为我觉得这个专业至少能用上一些文字沟通的背景。

我因为无知，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专业背景的严重不足。这个专业属于康复医学范畴，申请读研需要具备相关本科专业背景，并且要修满生物、化学、统计学、心理学、声音科学等课程的学分。而我是一个纯粹的文科生，对于入学的最低门槛，我觉得简直高不可攀。当时加拿大设有交流障碍学位的学校总共只有六所。

无知者没有畏惧，我给每一所大学都送去了入学申请。其结果是很容易就能想到的——我遭到了毫无疑问的全面拒绝。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开始将目光投向美国，因为美国的大学数量比加拿大多很多。

那几个月，我门口的邮箱里躺着的都是拒绝信。一封一封的，满满当当。现实慢慢将我推醒，我也终于意识到：以我这种专业背景，绝弱无比，去申请全额奖学金的录取名额，那简直就是无知和狂妄到了极致，是无知和狂妄的终极版本。

我正准备放弃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辛辛那提大学交流障碍系打来的。这个电话的目的是核实我在申请信中所陈述的内容。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核实那封信确实是我本人所写的。

一周之后，我收到了一封录取通知书。这是几个月来我收到的唯一一封。它里边另纸附带了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学费全免且有全额奖学金。入学后，系里告诉我，是我写的那封申请信触动了录取委员会的若干成员。在那封信里，我没有对自己的背景进行任何掩饰和开脱，因为我的缺口太大，不是一两个补丁能够遮掩的。我承认了自身的所有不足，同时也展示了我自认的强项。我曾经历过一个与美国同学不一样的童年，对于我而言，贫穷、疾病和歧视不仅仅是书本知识。我对人性的理解，或许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同理心，而同理心是从事康复医学的人最重要的素质，其他知识都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

这封申请信很“异乎寻常”，它帮我打开了一扇原本以为没有缝隙的门。我的英语文学基础并非毫无用处，它至少能让我把思路整理成一些能叩击某些心灵的文字。后来我得知，我的导师在这件事上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她执意录取一个有过不同生活经历、岁数较大的学生，她觉得这样的学生更成熟且更自律。

1990 年冬天，我的生活迎来了一个重大转折。年底时，我辞去了工作。接着，我把所有家当打成两只箱子。之后，我离开生活了五年的卡尔加里城。随后，我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最后，我忐忑不安地飞去了辛辛那提。

报到后的第二天，导师在办公室把我召见了。导师看上去五十多岁，身材高大且微微有些胖，长着一头金色的碎卷发，神情显得很高冷，没有半点客套寒暄的意思，直接就问我：你觉得自己的英文处于哪个级别？这个问题的坑有点深，无论是炫耀还是自谦都难以填满，我吞吞吐吐地回答说还可以。她紧接着又问我语言康复师的职责是什么？我开始进行背书的行为：帮助那些存在语言障碍的人，像是中风之后的病人，还有说话结巴的人以及先天性发音结构出现畸形的人，让他们能够恢复语言能力。她突然打断了我，并且说道还有一个功能是你没有提及到的，那就是帮助有口音的人去改善他们的发音。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了一丝不好的预感，这个预感几乎瞬间就得到了证实。她提议我转到系里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专业，主要钻研听力康复，这个专业有仪器可以依靠，无需完全依靠语言。

从导师办公室出来后，我改换了专业。过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导师在那个时间点的点拨是多么及时和睿智。这个决定对我后来的就业、工作环境以及写作都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而当时，我只是觉得腿脚有些发软。世上有些真相很残酷，需要用婉转的方式表达，才能降低其震撼程度。我当时脸皮不够厚。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这样直白的批评之下熬过三年。

开始上课了，我发现班级里的每一位同学都毕业于相关专业。有的同学是来自埃及的五官科手术医生，有的同学是中国名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与教授之间的交谈，就像是一场又一场术语的盛宴。有头颅的十二对神经，有快速傅里叶变换，有正态分布，有耳蜗三小骨，有电子诱发反应，有术中听力神经监测…… 每个词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听起来完全像是天书。

辛辛那提大学校园（1）

辛辛那提大学校园（2）

但我发现傻存在着好处：因为我未曾接触过这些领域，所以我无需将这些名词和概念在脑海中转换成母语，也无需找出其中的对应关系。与其他外国学生相比，我的无知为我节省了二次转换的时间。我每一堂课都坐得跌跌撞撞、胆颤心惊且脊背发凉，一个学期过去后，才稍微松弛了一些。因为我开始发觉，这个完全陌生的专业，并不比我自以为熟悉的英语文学专业更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头颅的十二对神经更易引人走入歧途。

我在课业的途程中孤独地挣扎，也在实习的途程中孤独地挣扎。导师一直都是高冷且遥远的。她除了会回答我的课业问题之外，其他的事情她都不过问。我不期望从她那里获得像关注慰抚这类的心灵鸡汤，我正在努力让自己学会自给自足。

不久后，学校的劳资矛盾开始显现，教职员工决定采取罢课罢工的行动。导师坚定地与工会站在同一阵线，公开加入了罢课的队伍。但在私下里，她却逐个通知同学，把课堂转移到了她的家中。来到她家后，我发现她的居住环境较为朴素，椅子数量不足，大家只好席地而坐，彼此之间距离很近。导师说道：“我不想耽误你们的课，所以只能采取这样折中的办法。千万不要去告密！”我的心里动了一动：一个人原来是可以这样持守原则的。

导师讲课的风格与她平日的言行相契合。她的风格简洁，显得高冷，不轻易给予赞扬。偶尔会甩出几个黑色冷笑话，而这些笑话之中的含义往往是在离开课堂之后才会醒悟过来。一旦醒悟，当一个人独自走在路上时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导师极为重视训练学生具备向病人解释病情和预后状况的能力。

有一次导师让全班同学逐个去对假想中的病人解释助听器中“语音信息直接传送”（direct audio input）的概念。我当时颇为自满，甩出了许多专业名词，然而却被导师毫不留情地给了一个低分。在她的观念中，一个无法用浅显明白的语言与病人进行沟通的人，是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听力康复师的。

到学期结束时，学校有规定，学生需匿名填写对任课老师的教学评价。导师在评价表上添加了一段注解，其内容为：我能够认出你们每一个人的字迹。我的脸皮比较薄，感情很容易受到伤害，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当全班人收到评价表的时候，都不禁露出了微笑。

今天回想起来，我不禁为导师担心。在如今这种政治正确氛围很紧张的校园环境中，导师的这番话很有可能引发一场轩然大波，这可能会终结她的职业生涯。而在当年，就连课桌都能看出那只是她独特的幽默表现。

我毕业之际，美国规模最大的助听器公司 Starkey 设立了实习生制度。这是一个能够积累临床经验的良好契机，于是我提交了申请，并且请求导师为我撰写一封推荐信。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唯一一次我向导师寻求帮助。她只是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之后便不再言语。全美有众多毕业生，然而竞争的实习名额仅有寥寥四个。我原本没对获得这些实习名额抱有任何指望，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整理行装准备回加拿大了，然而却意外地收到了 Starkey 的录取通知。

两周后我飞往明尼阿波利斯的 Starkey 总部报到。实习生部主任一见到我，就歪着脑袋打量着我，说道：“我正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导师写出这样一封推荐信呢。”我愣住了。在课业之外，我和导师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交集。她在那封推荐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到现在对我来说依然是个谜。

1993 年夏季，我参加了辛辛那提大学的毕业典礼。这是我的第三个学位。然而，之前的两次毕业典礼，因为毕业季出现的各种意外，我都未能出席。毕业典礼的场面十分热闹且新奇。每次校长叫到一个毕业生的名字时，底下都会响起亲友团如雷鸣般的喝彩声和掌声。空中满是被抛起的帽子、气球和花束。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仿佛是一个局外人。我人生的很多重大节点都是自己度过的，渐渐习惯了孤独。然而那一天，我忽然期望在这茫茫人海中，能有一张脸是为我而存在的，能有一个声音是只属于我的。

张翎在辛辛那提大学时的毕业照

三十年后张翎重返辛辛那提大学文理学院

这个学位与前面两个学位不一样，它的跨度非常大。只有当抵达终点的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其中的艰辛。在那一瞬间，我开始想念亲人。我从校长手中接过证书，紧接着，我突然听到人群中传出一声既孤独又嘹亮的欢呼：“Zhang Ling, way to go!” 而发出这声欢呼的人是我的导师。导师高高地舞动着双手，汗水湿透了他的碎卷发。他一贯紧绷的脸上绽开了裂缝，仿佛有情绪从中流出。我低着头，急急地走下了台，生怕被人看见我的眼泪。

毕业后我回到了加拿大，先是在温哥华，接着在多伦多，由此开启了我的听力康复师职业生涯。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七年，凭借薪水来支撑着写作的梦想，每天都如同齿轮般在工作、家庭、写作、阅读、社交和旅行之间不停地转动，恨不得一天能拥有二十五个小时。繁忙的生活节奏使得我很少有时间去回想辛辛那提的岁月，那已然是过去的事情了。

新冠疫情爆发后，我的翅膀被截去了，活动半径大幅缩减，世界一下子变小了。有一天，我莫名地想起了导师，急忙登上辛辛那提大学的网页，却找不到她的名字。我的心猛地咯噔了一下，接着赶紧去翻看谷歌和脸书，最终在脸书上看到了一个名字与她相同的人。我立刻发送了私讯，内容为：“你是……（此处省略二十字）。”同时我表明自己的身份：“我是……(此处省略五十字)。” 紧接着，那人瞬间回复道：“我是。记得。”这依旧是她一贯所保持的风格。

那一刻，我的脊背在颤抖。这颤抖中包含着宽慰，也包含着后怕。宽慰的是她还活着。后怕的是万一她已经离开了，那我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愧疚呢？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我有着足够厚的脸皮，能够受得了她的直截了当；我也听懂了她的每一个冷笑话，有些是在当时听懂的，有些是在过后才听懂的。

疫情逐渐平复，我决定去看望导师。我开车从多伦多出发，依次跨越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最终抵达俄亥俄州。这八九百公里的路程，把我带到了导师的家门口。没错，还是那个家，还是那张地毯，三十年前我们曾坐在上面。导师变得更胖了，也更老了，走路时颤颤巍巍的，但脑子依旧像刀一样犀利。她说：“你曾威胁说要来看我，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三十年后拜访导师夫妇

我们坐下来，开始聊起过去的事情。我所记得的那些事，她却完全没有印象；而她记得的，是另外一些事情。记忆具有主观性和霸道性，正因如此，世上才会有千层的灰尘，每一层都包含着真相，然而这些真相各不相同。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说出了自己的负疚和道歉。我对她讲：我曾对她撒过谎。当年我投身于她的门下，起初的动机并不纯粹。我对这个学科并非真爱，它只是我用来作为跳板的东西，是我当作工具的存在，我借助它去做了其他的事情。她听了之后，态度淡淡的，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

我真的需要为自己当年的动机而感到愧疚吗？在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师生涯里，我每天都将八小时奉献给了我的病人。我对待走进诊所的每一个人都很用心，其中有从战场退役的老兵，有从战乱之地涌来的难民，有从切诺贝利逃离的工程师，还有在没有安全设施保护下听力受损的建筑工人……我清楚地记得一位二战老兵，他戴着我给他配的助听器，站在办公室的鸟笼前，流下了眼泪。他说：“四十年了，我没听过那样美妙的声音。”他指的是笼子里金丝雀婉转的啼叫。我兑现了当年在申请信里作出的承诺，并且帮助了一群需要帮助的人。我是用心去做的。难道动机真的就那么紧要吗？我这样在心里为自己开脱。

“我不记得之前你曾说过这么多话。”导师和她的丈夫（一位给我们授过课的教授）同时说道。我心里想：“那时的我还未完全成长，如今我已经成长过了，而你们恰好错过了我的最佳状态。”我还想表达：“那个时候你的眼神如同冰刀一般，我怎敢随意开口呢？”然而，从我的舌头上溜出的却是另外一句话：“疫情将我憋得难受，两三年的话都在这一天里说了出来。”回家我会做三个月的莫言”。

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导师在进行码字工作。她码的是不同的字，即要手写两百张明信片，并且自己承担费用寄给本州的两百个家庭，目的是鼓励他们行使民主权利，参加 2022 年十一月的中期选举投票。这几年美国经历了诸多事件，最近一件扰乱她平静生活的事，是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妇女堕胎权利的裁决。

我的导师就是这样一个人。她难以用形容词来归纳和界定。她有着高风亮节，心怀忧国忧民之情，师德醇厚。这些词与她有些关联，但又都不能完全准确地形容她。她是一个不受形容词所管辖的人。这样一个无法用言语确切形容的人，却教出了一群学生，说不定其中也会有几个同样难以形容的人。

在这几个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人当中，或许会有三两个教授。这些教授又各自会教出几个同样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学生。在某个难以确定的未来，地球上或许会有一大群都是这样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人在走动。想到这里，我暗自偷笑：那个场景虽然有点尴尬，却也十分美好。

《收获》征订2023年

各地邮局订阅双月刊，单月15日出版，代号4—7

《收获》微店订阅，快递发送，并有多种不定期优惠及赠品。

《收获》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