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2019年高考，在热闹喧嚣中落幕。

高考，它能够一年又一年地塑造百万甚至千万人的未来，牵动着数十亿人的心绪：从对高考的祈福、直播准考证的紧急救助，到对考题的调侃，从考生的励志故事、前辈的经验分享，到心灵慰藉的鸡汤……

每年的高考，总会有一些陈旧的笑话以新装的形式出现，在六月的炎炎夏日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这些笑话不仅经久不衰，反而愈发新鲜。

1979年的时光仿佛是一张未着色的黑白影像。回溯至两年前的1977年，那场匆忙恢复的高考，正逐步塑造着那个时代的面貌。自那年起，高考的日期被固定在每年的7月7日、8日、9日三天，与两年前相比，那份匆忙已逐渐演变为从容。

今日向大家力荐此篇名为《1979：我的高考记忆》的文章，该文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新农村频道总监张克宣先生撰写。他在今年高考期间，借助手机，倾注情感，创作了一篇超过5000字的微型回忆录。

张克宣先生在文中以朴实的笔触，描绘了四十年前参加高考的全过程。尽管那些故事不像现在这样充满喧嚣和所谓的“轶事”，但阅读起来依然能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让人感到既心酸又紧张——若非璩老师的劝导、县教育局干部们的尽职尽责、高考本身的存在，以及其公正性，一个人的命运轨迹或许早已偏离了原本的轨迹。

40年，中国翻天覆地；40年，人生沧海桑田。

中国人内心深处始终保持着那种不懈奋斗、埋头苦干的劲头。坚守有着坚守的韵味，奋斗有着奋斗的甘甜。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奋斗是推动时代发展的强大动力；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奋斗则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经之路。正如总书记所言：“怀揣梦想，把握机遇，勇往直前，我们便能创造出一切美好的事物。”

1979：我的高考记忆

又是一年高考季，

岁岁高考，

今又高考。

据相关报道，本年度全国范围内的考生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其中河南省的考生人数更是超过了百万。

目睹众多学子踏入考场，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回想起，那段高考时光似乎遥远，却又如此贴近。

我的高考是在40年前的1979年。

但细说起来，1979年的高考应该是我的第二次高考。

在1977年，高考制度得以重建的那一年，我正处在高二年级的学习阶段——那时候，农村的高中教育通常是两年制。那个时期的规定并不那么苛刻，即便尚未完成学业，也有资格报名参加高考。因此，我带着一丝迷茫地踏上了首次高考的征程。

那一年，我所在的公社，即那个在1958至1978年间在中国广泛存在的政经合一的乡级组织，并未设立考点。于是，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同前往邻近的三川公社高中考点，去参加我们的考试。

当时参加的是文科类考试，涉及的科目包括语文、数学、政治、历史以及地理，共计五门。对于其他考试内容，我已记不太清楚，但记得语文科目中的作文题目是《在沸腾的日子里》，那篇作文似乎是在描述我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所体会到的情感。经过两天半的紧张考试，五门科目全部结束，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同回到了家中。

数日之后，学校传来消息，要求我们进行志愿填报。我们对于可选择的院校一无所知，对自己能取得的分数也毫无头绪，普遍现象是大家纷纷选择了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知名学府。

于是，没有了下文。

于是，高中毕业了，回家继续务农。

日前，我陪同记者一同前往宜阳县董王庄乡进行实地采访。在一片农田中，我一边劳作锄地，一边与当地村民亲切交谈。记者捕捉到了这一幕，并拍下了照片，随后在当天的微信推送中发布了。消息一经发出，便引起了同事和朋友的关注，他们在朋友圈纷纷点赞，并戏称我“拿锄头的样子颇似农民”。对此，我回应道：“岂止是颇似，我本来就是一名农民，种地、锄地、收割庄稼，这些农活我样样都亲身经历过！”

确实如此。高中毕业后，我重返了故土。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位于海拔1500米以上，坐落在伏牛山的最高峰附近。那里不种植小麦，主要的农作物是玉米、土豆和大豆，且一年仅能种植一季。玉米的产量并不理想，每亩地只能收获几百斤，从春天播种到秋天收获，整个生长周期大约需要两百天左右。如今人们常说的“栾川玉米糁”，真正美味可口的，应当源自我家乡的南泥湖村。

六七月间，在玉米田里除草堪称最为艰辛的劳作。玉米植株高达半人，头顶着炎炎烈日，弯腰挥锄清除杂草，并将土壤覆盖在玉米根部。此时，玉米叶边缘锋利如刺，一上午的劳作下来，脸上、胳膊上、腿上满是鲜血淋漓的伤口，疼痛难忍。或许有人会感到疑惑，为何要在这样的时节进行除草？因为在这个时期，一旦将杂草的根系彻底铲除，经过太阳的暴晒，杂草便无法再存活。

“

在农村，同样存在许多农闲时期，诸如刚耕种完土地的时段；亦或是完成耕作后的阶段；还有收获秋季作物之后的空档期，尽管田间劳作暂停，但人们不能闲置，需外出寻找副业，如今称之为“打工”，这已成为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途径。在那一年里，我曾采集过石头，筑过堤坝，背负矿石，锤打钢钎，还为当时的地调队钻井场运送黏土，一担能承载200斤，每担能赚得0.8元。那时的日子蛮简单的，虽苦也乐。

”

那一年，尽管生活忙碌，我还是阅读了许多书籍。这些书籍大多是通过借阅得来的，在我们那个有七个行政村的乡镇（那时称作大队），一旦得知哪家藏有书籍（尤其是小说），我便想方设法地去借阅。诸如《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以及《海岛女民兵》等经典名著和杂书，大多是在那个时期阅读的。用餐之际，我常因阅读而沉迷，父母用筷子敲击着我的头部，大声说道：“瞧，瞧，瞧，把书当饭吃，吃得饱饱的！”

在1978年，我并未留意那年的高考，对高考的具体时间也一无所知。那时我正忙于耕作、经营副业，并借阅书籍来阅读。

这一年，我们公社出现了一件“盛事”——比我低一级的学弟中，有三名成功考取了“大学”——其中一人被许昌师专录取，另外两人则分别被豫西农校录取。当然，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他们已经入学报到了。当时似乎心头有些不适，但并未深究，便继续投身于自己的“几部曲”中。

这一切的改变是因为璩老师到家里去了一趟。

璩天爵老师名叫璩老师，与我同村，担任了我初中和高中时期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我的语文教师，并且还教授我哥哥和妹妹语文。他的毛笔字写得相当美观，板书技巧高超，因此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然而，由于他家属于地主成分，他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任用。我与璩老师的儿子璩伟在初中时期曾是同窗，我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有幸被推荐进入高中继续学习，而璩伟因家庭背景的限制，未能获得升入高中的机会，初中毕业后便回到了家中从事农业劳动。

“

大约在当年的十二月初，临近傍晚时分，璩老师来到了我家，拜访了我的父亲。他们进入里屋交谈，而我则坐在门外等待。我听到璩老师对父亲说：“长有啊（你的名字叫长有），今年我们公社有三位同学考入了大学，我觉得克宣这孩子学习成绩相当出色，只要再努力复习一番，他考上大学的机会十分可观。”

”

璩老师离校不久，母亲便从外面归来，与此同时，担任村小学代课教师的哥哥也一同回到了家。父亲提及，不久前他在街上偶遇了璩老师，璩老师便提及了让娃子重新复习的建议，而刚刚璩老师再次提到了此事。璩老师曾教导过你们几位，加之双方还有亲戚关系，若不去拜访，恐怕难以在情面上说得过去，因此，他建议让娃子尝试去复习一下。

考虑到璩老师的颜面，数日后我重返校园进行复习，加入了高二毕业班，成为了所谓的“插班生”。

坦白讲，当我踏入高二班级，接过那些教材，我完全愣住了：高二年级的数学课本，其厚度已经超过了我在整个高中阶段所使用的四本数学教材的总和，翻开来看，大部分内容我都无法理解，而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的教材内容与之前相比也有了很大差异。这真是让人感到无比的迷茫啊！

那时的毕业班，相当于变成了复习班，每三天进行一次基础测试，每六天举行一次小规模考试。初入班级的头一个多月，我的数学成绩几乎都是零分，总成绩也常常排在最后一名，比我年纪小的学弟学妹们甚至都不屑一顾。那时候，我真的很想放弃，但最终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没办法，只有更努力。

清晨六时便起身，深夜十二时方歇息，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数学的强化学习中。数学教师赵天杰老师在学校居住，特意允许我随时前往请教。频繁时，我每日会前往赵老师处五至六次，赵老师总是耐心为我解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数学成绩逐渐提升，不再停留在“0”分的尴尬境地。到了1979年的二三月，我的小考成绩已经攀升至班级的中游水平。

“

高考复习期间，我的日常生活相当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前往学校前方的松树林，背诵古文古诗、政治题目以及历史地理知识；8点钟，到学校食堂享用早餐，一份咸菜，一碗玉米糁子饭；8点半进入教室，分别接受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老师的辅导；中午12点，课程结束，吃午饭，通常是萝卜炒白菜，配两个粗粮馒头（每月大约有一两次改善伙食的机会，餐中会有肉食，还有白面馒头或大米饭）；12点半，回到教室自学数学；下午2点半，老师继续进行辅导；傍晚6点，吃晚饭，面条为主；晚餐后，在学校的操场上打一会儿篮球；7点钟，回到教室自学和复习，遇到问题就向老师请教；晚上11点半，回到寝室休息。然后，开始第二天的循环……

”

那时候的高考复习资料真的很少。曾于某处购得一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史地》高考复习资料，共计百余页，此乃唯一一本涵盖历史与地理知识的复习手册，我视其为至宝，时刻携带于书包之中。历史与地理的复习皆以此资料为核心，无论老师所讲、还是从其他同学处获取的新资料，均被记录于《史地》的空白页，或单独写在纸上，并夹附于相应的页码之间。时间长了，《史地》鼓鼓囊囊的，比原来厚了一倍。

在学习过程中，为了便于记忆，我常常将众多历史和地理知识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自个儿读起来觉得非常清晰，但别人听起来却觉得有些奇怪；例如，在提到“战国七雄”时，我排列的顺序是“秦、齐、楚、燕、韩、赵、魏”，但别人似乎很难记住这个顺序，而我至今仍保持着这样的记忆方式。在政治课上，似乎有一本由栾川县教育局教研室编写的《时事政治汇编》，政治复习除了老师的讲解，我主要依靠这本书来进行。璩老师负责教授我的语文课程，他时常会为我提供额外的辅导，帮助我填补知识空白。在古文复习阶段，我们的重点放在了翻译技巧上，我亦尝试着自己进行总结，例如，对于古文中“于”字的翻译，我归纳出了八个不同的白话文解释：“在、从、比、向、到、给、被”，不妨你来验证一番？

于是，才有机会参加1979年的高考。

1979年的高考定于七月进行，考场设在了附近的三川公社中学。那所学校距离我家有十五里路程，我清晰地记得，考前那天下午，我与几位高考考生同行，步行前往。学校特意将学生宿舍无偿提供给考生居住。所谓的宿舍，实际上是在宽敞的教室里摆放了数十张上下铺，每张床铺上铺有一张凉席，再放一个枕头。好在我们那里是海拔高，晚上没了太阳，没有那么热。

“

次日，我们一行人带着不安的心情踏入考场。高考文科科目共有六门：包括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以及外语。由于我们未曾学习英语，故而无需参加英语考试，因此我们只需应对五门科目。关于其他细节，现已记忆模糊，唯有数学试卷中的一道证明勾股定理的题目仍历历在目，而我采用的证明方法颇为笨拙。作文题目要求将《第二次考试》改编为《陈伊玲的故事》，且规定不能以诗歌或读后感等形式呈现。尽管之前未曾遭遇过此类要求，幸运的是我的语文基础尚可。按照要求完成了写作，也顺利地完成了答题。经过五科的考试，我并未有一科交上空白试卷。特别是对于《陈伊玲的故事》，即便在多年后在网上看到了改写的范例，仍觉得那篇作品就是我当年所写。

”

两天半的时光匆匆而过，五门科目均已考毕，我与伙伴们步履蹒跚地踏上了归途。同行者中，约有十几位年轻的学弟学妹。途中，我们谈论着各自的考试成绩，那些学弟们喜形于色，仿佛整张试卷都被他们轻松征服。而我，反复思量，总觉得有几道题并未答对，心情颇为低落。学妹们见状，纷纷安慰我：“别灰心，你才复习了短短几个月，考得不理想是正常的，明年还有机会呢！”

回到家中，我发现父亲见我心情沉重，并未多问。母亲则提到我消瘦了许多，于是立刻前往厨房准备晚餐。

于是，我的日常生活又回到了高考补习班开课之前的状态：从事农活，经营副业，借阅书籍阅读。内心平静如水。

一个来月后的一天，这平静被打破了。

那天午后，我所在的兼职队伍正在修筑一段河堤，我正站在山坡上采集石块。这时，下方有人大声呼喊：“谁是张克宣？谁是张克宣？”我愣了一下，随即回应：“是我，有什么事吗？”对方回答：“我是公社教育办公室的，恭喜你今年考上了，现在通知你后天需前往县教育局办理报到手续，并参加体检。”那身影已远去，我似乎仍旧未能完全领悟其意，周围一同劳作的人们都投来目光，他们对于这其中的含义也感到困惑。然而，与我一同劳作的父辈却似乎洞悉一切，他转向我说：“来吧，咱们回家去做好准备。”

次日午后，我与父亲一同乘坐长途汽车抵达了离家五十余里之遥的县城，并在舅舅家中暂住。这已是我第二次踏入县城，上一次是在我十五岁那年，那时我随父亲一同前往县城探望舅舅。舅舅得知我成功考取，心情格外愉悦，当晚特意为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佳肴。

舅爷的住所与县教育局相距不远，早餐过后，正值上班时分，我已抵达教育局，并找到了负责高考的相关教育组。教育组的工作人员一得知我是考生，便立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迅速为我查询成绩。直至那时，我才了解到，本年度河南省高考文科本科录取分数线为286分，大专为276分，中专则为266分。而我的高考成绩仅为256.2分。或许大家会感到疑惑：这样的分数是如何顺利通过录取线的呢？教育组成员向我透露，本年度，为了助力栾川教育事业的发展，省教育主管部门特意在栾川教师进修学院增设了一个容纳30名学员的师资培训班，并放宽了录取标准，降低了10分，因此我顺利地通过了录取分数线。此刻我内心既喜悦又带有几分失落，喜悦的是我得知自己成功通过了考试，仿佛已经捧上了所谓的“铁饭碗”，但失落之处在于，我了解到栾川县今年有超过三十人考入了大专或本科院校，其中文科甚至有人超过了本科分数线，而我自己却只能就读中专。

无论心情好坏，参加体检都是不可少的。抵达县医院后，却不幸遇到停电，无法进行X光检查。中午一点，教育部门要求我们全体集合，乘坐一辆大卡车，目的地是位于县城几十里外的葛板沟部队医院进行体检。在卡车上，我并未见到任何熟悉的面孔，后来得知，我所在的乡中学只有我一人考上了。而考上大专、本科的，主要是来自县一中、潭头中学和三川中学的学生。

“

卡车尚未发动，我正坐着感到困倦，忽然车底有人大声呼喊：“是张克宣吗？是张克宣吗？”我猛地一惊，立刻起身回应：“是我！”那时的我身形消瘦，身材高挑，一站起来格外引人注目。后来我得知，那人是任海航，他是县教育局教育组的干部。（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任海航，并和他成为了朋友，他后来从洛阳市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休了。）任海航告知张克宣：“张克宣，你的高考成绩统计有误，现已查明，你的分数为301分，恭喜你，已经超过了本科录取线！”话音刚落，周围人的目光从任海航身上转移到了我的身上，齐刷刷地盯着我。我内心激动不已，因为这一转变来得太过突然。

”

当年，试卷的批改和分数的核算都由人工完成。我的地理成绩是72分，但在分数统计过程中，竟然被错误地记录成了27分，导致分数减少了45分。然而，时至今日，我依旧不清楚这45分是如何被发现的，因为那时的我根本不了解“查分”这一概念。

大家说，一切是不是像做梦一样呢？

体检结束后，我迅速返回向璩老师传达喜讯，璩老师脸上洋溢着喜悦，不久，这个喜讯便在冷水公社迅速传扬开来，人们纷纷议论我是栾川的高考状元。后来得知，我母校的教师们在为毕业班授课时，常常以我为典型，讲述我如何勤奋，如何刻苦，提及我复习期间每日仅得4小时休憩，强调我从不涉猎闲书，全神贯注于课本，描述我专注至极，即便在电影观众群中穿梭，亦对荧幕视而不见。听闻此言，我内心深感羞愧。

“

几天之后，璩老师喜气洋洋地来到我家，兴奋地告诉我，县教育局传来消息，我的高考成绩又有所提升，达到了313.2分。后来我了解到，正是由于地理科目少算了45分的情况引起了县教育局领导的重视，他们决定向上级教育部门申请，对我提交的试卷进行重新核查。经过这次复核，我竟然又发现了十多分的提升，仿佛历史科目复核增加了3分，数学科目复核增加了1分，地理科目复核增加了2分，政治科目复核增加了2分，语文科目复核增加了4分。至于我自己，对这些曲折过程一无所知。这些事情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我对现状感到非常满足，对一切充满感激之情。

”

所以，面对那些对高考提出质疑甚至全盘否定的声音，我心中不禁感慨，若非高考，我恐怕至今仍滞留在故乡从事农耕；若非高考所赋予的公平，我甚至可能都没有资格成为一名山村教师！

“

我已忘却了填报志愿的具体时间，唯记得璩老师为我操办此事，采用的是层层递进的填报方式：首选郑州大学中文系，次选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名河南大学），第三选择是洛阳师专中文系（现名洛阳师院），至于第四、第五志愿，现已无法回忆。璩老师曾言，这样的填报方式最为稳妥。

后来，接到了郑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

1979年9月的一个清晨，父亲携我同行，于拂晓四点时分，搭乘了每日仅此一班、驶离冷水公社汽车站开往洛阳的长途汽车，午后三点钟左右抵达了洛阳火车站。

这是我首次踏出栾川，初次抵达洛阳，也是首次目睹火车的真容。那时，火车班次相对稀少，父亲似乎购得的是下午5点多钟的列车。当天晚上8点多，我们抵达了郑州火车站，学校派来的接站车辆将我们载往学校，我们先是被安排了住宿，而第二天的上午则是去办理了入学手续。

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从此走上一个新的轨道……

（2019年6月9日写于郑州）

总监制/张克宣 主编/武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