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一个好写的传记，一本难写的传记

我手里拿着罗银胜所著的《杨绛传》，看了一下版权页，发现这应该是第三版。在书的后记里，同名书的初版是在 2005 年出版的，二版于 2011 年出版，过了四年，也就是 2015 年进行了增补，以现在的样子问世了。

书的增补内容，是把传主新发生的事件，以新闻体的方式罗列在书的末尾。这样做需要这本书能够与时俱进，跟上传主新走过的事迹步伐，从而不断完善和完整。

这是一本易于书写的传记。之所以易于书写，是因为传主自身就是一位作家，留下了诸多自传式的资料。只要将传主原生态材料的叙事口吻进行改换，那么这些材料便可成为传记的一部分。这个原因使得我们能看到一个有趣现象：传记作者的叙述口吻，有时会被传主的文笔带过去，使其多了几分传主含讥带讽的瘦金体文风；而在其他叙事部分，因为是作者的中性语言，所以显得中规中矩，没有多少文体花样的卖弄；特别是最后的涉及传主近来时事的部分，更呈现出一种能让人一目十行的新闻体语言。整个传记的文风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反映出，由于传主有丰富的资料进行自我披露，所以作者在沿袭时十分轻松，毫不费力。

但是，这也是一本难写的传记。为什么难写？

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关注杨绛？

书中明确表明，杨绛和钱钟书之间存在一个名义上的转变。在四十年代，钱钟书被称作“杨绛的丈夫”；而如今，杨绛则是以“钱钟书的夫人”这一身份而闻名于世，这是确凿无疑的。

杨绛凭借什么确立自己在文化界的地位呢？我认为，说她依靠钱钟书这棵高大且稳固的树，是不过分的。说她是译者，《堂吉诃德》终究只是一本故事，现代小说中哪一部受它影响呢？杨绛译文的影响力，能比得上《静静的顿河》的译者金人吗？正是金人的这个译本，促使了莫言的语言风格、用词习惯以及意象原型的形成。她被称为作家，然而一部《洗澡》呈现出的是语言拙劣、结构无序以及人物刻画简单的情况。在小说起始阶段，杨绛似乎有意模仿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的风格，有不少刻薄的语句模式。但随着小说的推进，毕竟杨绛是女性，或许难以达到钱钟书那样决然的尖刻，再也寻觅不到开篇时钱钟书那种带有讽刺性的造作用语了。

比如“姚謇突然去世，姚太太闻讯立刻中风瘫痪了。”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作者带有一种幽默的用意。然而，这完全是在拿别人的不幸进行恶搞，“立刻”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像是人物的主观意图是想要瘫痪，从而配合丈夫，达成“夫唱妇随”的目的。这种幽默与赵本山拿残疾人来搞笑的低级趣味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可以看出，杨绛晚年一直通过张扬钱钟书、维护钱钟书、揭秘钱钟书来获取她的号召力。在《我们仨》中，核心人物是钱钟书，“拍卖风波”与钱钟书的书信有关，“钱钟书的手稿集”在杨绛的整理下陆续出版。可以说，杨绛不断走入人们视野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钱钟书热度不减且怀有好奇窥望之情。

钱钟书有一句著名的关于鸡蛋的话，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那又何必一定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这句话需要反过来读。钱钟书很清楚人的好奇心，当吃到好东西时，必定会去查查其来源。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一直做的事情就是先发现一颗鸡蛋，然后追根溯源去探访那个鸡，这就是钱钟书做学问的必经之路。但现在钱钟书可用“矫情虚饰”来形容。他一直努力打造自己的“鸡蛋”，却又吊着众人胃口，故意隐藏自己，充当隐身的母鸡。时而放出一点鸡毛，像挠痒痒般撩拨众人口味，致使好奇者纷至沓来，踏破门槛。此时，只有关紧门扉，才能保持公众的关心度。于是，这只母鸡变成了“金鸡”，直至今日，这“金鸡”成色依旧不减。如果当时把“母鸡”全部宰了并展示给客官看，那就是吃一口就结束的“心灵鸡汤”。如今看看书店里不断出现的所谓“鸡汤书”，有几本能维持二三年的关注度呢？“鸡汤书”速朽速腐的原因，是它杀了鸡，把所有的底都兜了出来，没有留下一点神秘，所以也就激发不起人们的好奇。像于丹那样的“鸡汤”式谈话，听起来是挺不错的。现在还有几个人会追在后面去刨根问底、打破沙锅呢？

我当年对钱钟书十分好奇，就曾买过一本孔庆茂所著的《钱钟书传》。读过之后，我大呼上当。因为在这本书里，根本没有揭开任何谜底，连钱钟书的基本履历都没有清晰地介绍，甚至还不如《杨绛传》表述得清晰细致。

钱钟书存在几个谜团，很多人仍然追着杨绛不放，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钱钟书是如何实现出世与入世相统一的。钱钟书的价值可以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管锥篇”中的文论，另一部分是《围城》里所展现的人生百态。任何一位作家，完成这两部分中的其中一部分，并非是困难的事情。然而，能够如同钱钟书那般，在“世事洞明”以及“人情练达”这两个空间里都能达到极为纯熟的地步，那就只能让人发出赞叹之声了。我认为，钱钟书的学术成果固然让人感到惊叹，可是《围城》中对于人物感情的掌控才是真正无法被超越的。特别是，小说在描写方鸿渐与孙柔嘉之间的矛盾时，这些矛盾围绕着“一地鸡毛”的小事逐步升级，描写得绘声绘色，开拓出了一个中国文学里从未有过的“两伊战争”的经典模板。而这种矛盾不断螺旋式上升且始终无法愈合，能够套用到任何一个分裂的家庭中。这就是这本小说被现代青年当作镜子时常看常新的原因。钱钟书身为学者，其文论地位存在争议，然而他的小说在深刻程度方面却是不可动摇的。中国著名思想家李泽厚称，在网络时代钱钟书的地位有所下降，原因在于钱钟书的学术成果能够通过“搜索”来获取。实际上，能隐隐感觉到李泽厚在嫉妒钱钟书。钱钟书的《管锥篇》中，其文本风格看似是同类现象的累积，但在字里行间，钱钟书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揭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共同规律，而这种规律的揭示是“搜索”功能难以做到的。《围城》固定了钱钟书的地位，这使人们无法提出异议。《管锥篇》等学术论著延伸了钱钟书的深邃，一旦人们涉足其中，就难以抽身。看似截然不同的出世与入世的两个钱钟书，就像金庸笔下的“吸星大法”，能够将人的全部身心都吸取过来。这样的话，如果要继续探讨关于钱钟书这个“母鸡”的幕后魅力，那就只能依靠杨绛，从她那里获取一些信息，以维持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这就是杨绛越来越红的原因。

通读《杨绛传》后，我有以下几点印象深刻：其一，钱钟书和杨绛在解放前决定留在了国内。当被问及原因时，杨绛称：“我们热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其二，我们可以将其与张爱玲作一比较。张爱玲先是去了香港，之后又到了美国，然而她的晚年境遇十分凄凉，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学术研究方面，都很难再有更大的成就。关键原因在于她缺少中国的文化背景，无法切实感受到中国的现实走向与进程，所以她的文学事业必定会萎缩。钱钟书、杨绛选择留在国内，即便仅从学术层面来看，也是明智的行为。脱离现实的土壤而去研究中国的学术，只能是触及不到本质。其二是杨绛在失去“我们仨”中的两人之后所展现出的坚强。杨绛曾这样说：“倘若我走在女儿和钟书的前头，你思量思量，钱瑗、钟书能承受得住吗？”一个女人内心极为强大，即便甘愿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并且将这种情感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这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涌起敬佩之意。再者，杨绛对钱钟书形象进行了维护。书中未对钱钟书、杨绛的争论性看法过多纠结，对于一些负面争议，因考虑“为显者讳”，进行了回避与掩饰。然而，作为一部信史，书的作者尽量接近真相，努力给出令人信服的解读。例如书中提及，杨绛为何要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去打一场禁止钱钟书书信拍卖的官司，这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书中有相关记载：

其实最大的问题并非仅仅是金额方面。主要在于私信的内容被他人误读并且被利用了，这使得“一束矛盾”的钱钟书形象得以凸显出来，进而让钱钟书的公众形象遭受到了质疑。例如，钱钟书的世故以及客套在他的私信里展现得清清楚楚，在已经公布发表的信中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此语似乎是书中仅有的对钱钟书表示不恭敬的论断。这本传记经过了杨绛的审阅，作者能够如此道出符合实际的论述，这显示出作者继承了中国文化中“信史”传统的优良品质。在这里，隐藏着一个人性问题，至今仍让人难辨真相，那就是钱钟书。他能在《围城》里用刻薄语言揭示各色人等的猥琐真相，那么，制造出黑暗内心的“母鸡”究竟是怎样的想法呢？这也是钱钟书之谜的一部分。杨绛日后的行为，正如传记作者所言，是在尽力擦洗和遮掩钱钟书这只“金鸡”可能存在的斑点。实际上，对于一位伟大人物而言，他的不足与斑痕，恰恰是其魅力所在，也是使他更显真实、更具价值的部分。从这个意义来说，钱钟书的书信早一天或迟一天被公布于众，都不会影响他的声望和伟岸。这样反而让他多了几分凡夫俗子才有的亲和力。尤其是对于钱钟书而言，他的价值并非在于他即便作为道德楷模也会拥有质疑者眼中的完人身份，而是在于他的思想与智慧。从这个意义来说，杨绛的更为全面的传记，存在着巨大的空白与空间。只有在更多的资料被披揭出来之后，它才能够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