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驯

——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

黄月琴

灾难发生时，媒体社交网络平台上大量制作了所谓的“心灵鸡汤”，这种感动式的报道方式已成为主流。一方面，媒体利用“心灵鸡汤”来掩饰自身新闻制作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它们借助国家修辞手法，进行灾难美学上的对应和情感上的动员，同时还试图对网络空间进行驯化。“鸡汤化”的灾难报道导致媒体专业价值受损，陷入困境，同时还要应对公众对“反鸡汤”的指责以及文化上的抵制。

关键词: 心灵鸡汤；灾难叙事；情感规驯；社交网络

论文6000字摘编

“心灵鸡汤”在中国深受喜爱，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根基，这源于它对中医理论的巧妙比喻。其内容主要由富含哲理的格言、鼓舞人心的短篇故事、诙谐逗趣的段子构成，辅以细腻的情感渲染和抒发，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道德共鸣。伴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心灵鸡汤”的传播速度愈发迅猛。个人之外，众多企业、公关机构，乃至党政机关与新闻媒体，亦纷纷投身于制作“心灵鸡汤”的行列，成为在社交平台上传播情感、吸引关注的关键力量。

新闻媒体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其根基在于理性。自新闻业在西方兴起，它曾走过煽情与低俗的弯路，但最终确立了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核心的职业规范。这一规范强调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应保持客观、中立、平衡与全面，坚决摒弃情感与个人观点的干扰。即便在遭遇灾难时，公共媒体也应当保持冷静，以事实和公共理性为依据进行叙述，这已成为一种行业共识。“鸡汤化”现象已成为众多传媒社交网络平台的主流趋势，这种擅长表达情感、不擅长深入分析问题、缺乏事实支撑的“鸡汤”文体，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网络“八股”。在遭遇突发事件或灾难事故时，“心灵鸡汤”和煽情报道的生产量尤为集中，“感动”模式几乎成为了灾难新闻报道的“主流”模式，这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和争议。

本研究聚焦于新闻媒体在社交网络互动中创造的“心灵鸡汤”及其传播情况，特别分析了在灾难性事件背景下，媒体制作此类心灵慰藉内容的内在机制、社会根源以及情感运作规则，并探讨了这些内容如何催生公众的抗争性文化行为。

一、灾难叙事、国家与“灾难美学”

长期以来，人们将灾难看作是源自社会之外的、由外部因素引发的外来事件，而非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此类灾难往往由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现象触发，但其根本原因却深植于社会结构和过程之中。灾难的产生、界定、解读及应对，都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因此，灾难被视为一种构建与解读的动态过程，它不仅涉及到某个群体所直接经历的痛苦，更演变成一个与众多社群紧密相连的公共议题。在这样的公共讨论领域中，国家力量的介入常常成为主导，它影响着话语的范畴、准则及本质，因此，灾难的叙述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国家权力运作的痕迹。

灾难叙事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叙事体系，它实际上是构成国家整体叙事脉络的一部分。此类叙事，由国家主导进行，其核心要义在于恢复社会秩序，这包括对灾难引发的特定秩序进行掌控，以及将之与日常秩序相衔接。肖力学者指出，若一国之特殊秩序与日常秩序能够直接无缝对接，那么秩序的构建与加强便会在制度的广泛覆盖和深入渗透中得到体现；反之，若这种联结需以国家直接介入为条件，则秩序的构建与加强便将表现为政府力量的彰显和地位的巩固。中国倾向于将灾难视为已经发生的、源自外部的突发事件，并经常采用“特定解读的灾难”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主要关注对单一灾难的处理、管控和后续工作，强调国家和政府在其中的角色，推动紧急的社会动员。因此，衍生出了“齐心协力”、“团结一心”、“多灾多难能振兴国家”的情感和话语表达，而非普遍性的预防措施和制度化的应对策略。在此过程中，国家通常负责构建并强力引导灾难的叙述，灾难事件被不断塑造和强化，成为国家与政府权力稳固的要素。自改革以来，现代国家在应对灾难时展现出的卓越资源调配和宣传管控能力，已深刻融入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中，持续塑造和加强国家形象，成为国家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通过构建灾难的仪式感来主导灾难叙事，而媒体在报道中实现了这种仪式感的最大化，同时也是最便捷的展现方式。灾难发生的地点以及灾难发生的前后时间，可以看作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它不仅为国家及其相关机构提供了特定的话语领域，而且还能作为政治资源被国家及其相关机构所利用。媒体在塑造灾难的仪式性叙述中，巧妙地激发并驯服了人们的情感，这一过程虽微不足道，却至关重要。它通过回顾灾难的发生、纪念遇难者，以及赞颂英雄精神，激发了人们的凝聚力和团结意识。这种情感的共鸣，不仅带来了一种崇高感与升华，还有助于增强政治、文化或社会认同。在媒体构建的象征性仪式场所里，众人共同参与，共享某些文本或象征，往往会被激昂的情绪所裹挟，灾难造成的心理与生理伤害，以及由此引发的恐惧，为培育团结一心的悲壮情感创造了条件，进而催生了集体意识。仪式能够唤起情感，而非孕育思想和信息，在治理技巧的角度来看，仪式的影响力远胜于思想。持续的仪式性表达与情感驯服，对于强化国家认同与政府形象具有显著效果。在这样的仪式性构建以及“心灵鸡汤”式的情感传达中，媒体引导公众将灾难视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在政府形象宣传过程中，寻求一种审美上的契合，进而塑造出所谓的“灾难美学”。

二、“心灵鸡汤”与国家修辞：灾难报道的情感编码

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成为制造“心灵鸡汤”的焦点时刻。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媒体对于灾难新闻的报道已明显分化为感人事迹的传播和责任追究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具体事件的具体场景中，常常呈现出相互竞争和角力的态势。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环境的更迭，得益于“多难兴邦”的口号和维稳机制的支撑，所谓的“感动模式”已渐渐成为主流，并且演变成了以“悲情”和“英雄”为核心的两种叙事手法。

2014年3月，马航MH370航班不幸失联，这一灾难事件使得新闻叙事中的“感动模式”达到了顶点。面对信息杂乱无章、新闻资源稀缺的困境，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主流媒体，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众多充满正能量的文字。他们运用悲情化的语言，创作出了感人至深的“鸡汤文”。马航事件的新闻报道演变成了一场充满强烈煽情色彩而信息量不足的“审美化表达”，以及一种“精致的符号美学”，这和国外媒体对此事件深入挖掘事实的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 “鸡汤”文本的情感语法

灾难报道中的媒体慰藉性文章呈现出若干语言运用上的规律性和固定模式，通过对其句子形式和构造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能够识别出以下几种语法特点：

以第一人称直接向第二人称倾诉，采用呼喊或对话的句式，“我们”对“你”、“我们”对“你们”，营造出一种亲近感，消弭了社会距离，呈现出一种亲密无间的表达方式。

集合型概念与普遍型概念较为常见，诸如“同胞”、“中国人”、“亲人”、“所有人”等。这些概念与命题中蕴含着群体心理学的根本原理，它们将个体的情感特性、私密性以及多样性逐渐淡出视野，转而塑造出一种集体的公共情感，进而构筑起宏大的叙事框架，为情感动员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采用强有力的命令句式、并列句型，不断运用语气词和感叹号，营造出强烈的情感氛围。

借助“祈求”“祝愿”以及“点起烛光”等表达方式，媒体营造出一种祷告仪式的氛围，同时充当了公众情感的代言人。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包装之下，媒体以“家庭与国家相互阐释”为编码体系，创作出众多辞藻丰富、情感激昂的“心灵鸡汤”文章。

（二） “鸡汤”文本的权力编码规则

鸡汤文本所蕴含的情感往往是通过有意或无意识的方式构建的，并遵循着特定的情感规律。这种情感与主流媒体所掌握的社会权力、话语上的优势地位以及实际目标紧密相连，并从中衍生和发展。

编码规则中，媒体的影响力与所传达情感的规模呈正相关，层级越高，情感表达越庄重，国家主义倾向也越明显。中央媒体代表着“国家权威”与“国家心灵慰藉”，而地方媒体则更多关注于小人物、平民及大众，其情感倾向往往体现为感悟、疗愈、慰藉，甚至幽默调侃。

编码规则二指出，在情感编码的链条中，不同层级权力的媒体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国家级别的媒体主要负责制作“鸡汤”内容，而地方性媒体或特定类型的媒体则更倾向于转发中央媒体的高调言论，从而形成了“主导-跟随”或“主导-依附”的言论链条。

编码规则三强调的是，情感基调的营造需根据事件和情境的变化进行灵活变动。以马航失联事件为例，在事件初期，相关鸡汤文章主要传达了对遇难者家属的慰藉与支持，其内容表现为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感性表达。家属逐渐从媒体关注的中心淡出，海上搜救行动则成为了新闻报道的焦点。我国海军舰队参与了这场搜救行动。媒体的情感基调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从关注个体情感创伤转向了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成为了鸡汤文本的核心内容。即便在网民的批评声中，这些内容依然在社会情感表达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三、“心灵鸡汤”的情感动员与网络规驯

我国媒体在面临社会危机时，通常会采取情感动员这一举措，这已成为一种习惯做法。这种做法既源自于党在革命年代积累的情感动员丰富经验，又与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使用的激进政治言论和群众工作方法密切相关。这种新闻表达方式在初期主要通过通讯报道和纪实文学展现，而现在，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已经演变成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潮流。它依托于“家庭、政党、国家”的稳固架构，建立了相互阐释的联系，融为一体。在遭遇灾难等紧急情况时，媒体已经建立起一种“后方哀伤、前线胜利”的报道模式，并独占了社会情绪的表达权，实现了思想上的动员和“社会凝聚”。

灾难事故常常导致公众对责任进行追究，随之而来的是怨恨、不满以及愤怒情绪的滋生。从舆情管理的视角来看，这种现象对社会的和谐与政府的形象均不利。将公众的情感引导至悲伤与感动，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和良好的社会氛围，这对政府开展各项工作大有裨益。因此，情感引导与调控正逐渐成为媒体舆论引导工作中的关键环节。汶川地震的报道、"东方之星"号沉船事件，以及天津塘沽的化工爆炸事故，这些悲情与感动的叙事手法，掩盖了对"丑陋"责任的追究。新闻报道与情感交织，相互融合，共同塑造了国民对现实的感知和道德观念，持续产出集体意识、爱国情怀以及民族自豪感。这种符号性的操作逐渐形成了一套国家的修辞手法和灾难美学体系，这一体系已固化为中国媒体在道德层面的语法规则，并且常常在集体中不经意间发挥作用。

在社交网络领域，尤其是像微博这样的开放性社交平台，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的网状结构，这种结构不断扩展壮大，依赖于用户间的互动关系和信息自身的组织方式。在这个空间里，信息的垄断力量被削弱，公众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了对公权力和个人言论进行质疑的机会和可能性，政治权力需要在新的社交环境中重新证明其合法性和展示其价值。在话语规范和传播道德标准尚未建立之前，大众媒体的社交网络互动实际上正经历着一种探索与试错的过程。在这样的新型领域中，大众媒体往往将公共话题转化为个人化的叙述和故事展现，他们不断地制造出“心灵鸡汤”式的新闻内容，将个体的苦难经历纳入其中，同时掩盖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削弱了公众的质疑与怨气。媒体特意挑选事实，并创造象征性符号，将遭受苦难的人描绘成“英雄”，在情感释放的过程中实现集体的情感提升，进而转化为团结协作的意识和力量。在道德共鸣的集体感动下，激发了人们行动上的奉献精神和积极参与的态度。随着网民点赞、点亮蜡烛、祈祷、转发以及评论等细微的情感互动机制运作，灾难事件中的矛盾和权力关系得以被掩盖和缓解。心灵鸡汤演变成日常操作的常态，网络世界的“和谐”随之演变为权力追求和言语规范。在集体点赞所引发的道德优越感面前，问责、不满以及愤怒转变成了负面情绪和破坏和谐的“噪音”。意识形态以“常识”的伪装，悄无声息地变成了对空间进行规训和控制的强大力量。

四、“反鸡汤”行动：网络反叛与文化抵抗

社交网络里，对于“心灵鸡汤”内容过多的现象，早已催生了名为“反鸡汤行动”的抵抗运动。网络参与者们运用了各式各样的手段，对抗“心灵鸡汤”的灌输，诸如组建团队、号召网民选择攻击对象、发起反对“心灵鸡汤”的讨论话题、创作讽刺“心灵鸡汤”的段子、组织专家学者传播反对“心灵鸡汤”的科学理念以及揭示各种事实真相等。

灾难性事件中，那些“反鸡汤”行为往往以激烈的社会批判形式出现。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齐鲁晚报》发表的诗歌《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中，诸如“纵使化为鬼魂，也感到幸福”“只愿在坟前有荧幕，观看奥运赛事，与众人一同欢呼……”等句子，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并在网络空间掀起了“反鸡汤”的热潮。2014年马航事件爆发之际，众多专业媒体人、文化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对媒体中的鸡汤式报道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们不仅以“中国媒体有三宝：转发，滴蜡和祈祷”等讽刺性话语进行嘲讽，还指责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处理灾难报道时采取的“少女范、琼瑶腔、小清新”风格，认为这种做法是迎合低俗趣味和缺乏智慧的表现。2015年8月，天津塘沽遭遇大爆炸，此时，《天津日报》等媒体纷纷推出连篇累牍的“感动”报道。然而，公众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拒绝，他们不仅在网上发起“反鸡汤”运动，更勇敢地成为“公民记者”，突破重重封锁，深入新闻现场，挖掘真相，追寻责任人。他们还在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微博、QQ群等多个平台上广泛传播这些信息。

灾难降临之后，民众纷纷缅怀逝者，为生者祈祷，这源自于人性深处的善良，源于天生的同情与共鸣之力，属于生物的本能反应，无需外界引导或鼓动。人类的理智与文明，并非仅体现在这种生物本能的善行，更在于我们理性的思考能力，即对公共利益的理性追求。灾祸降临之际，探究“缘何发生”“如何防止重演”才是展现公共理性的关键。肩负社会责任的媒体机构，其核心任务并非引导公众集体表达情感，而应是着力挖掘和揭示真相。若不然，便可能使新闻焦点变得模糊，妨碍公众问责，甚至可能庇护罪责。

五、讨论

情感本质上是感性和个人的，然而，情感的传达却带有社会属性，故而与权力运作紧密相连。社会的权力架构以及不平等现象决定了哪些个体能够表达或必须抑制某些情感。权力的得力程度与其隐藏自身运作机制的能力成正比。在“灾难故事被单独解读”的模式下，灾难的降临增强了集体意识和危机感，导致社会心理陷入了一种不确定和恐慌的状态。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慌往往会导致个体暂时失去理性和权利意识，而情感的爆发和国家的介入则主导了灾难的叙述节奏。悲伤的诗歌和含泪的吟唱在媒体仪式中变成了集体催眠的工具，形象宣传和政治推销则毫无阻碍地渗透其中。它促使个体学会调控情绪，依据不同情境的需求，选择隐藏、展现或是刻意营造喜怒哀乐，这种情感文化的工具理性，引发了情感的异化和政治化倾向。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秩序，在其范畴内对各种相互冲突的世界观和想象进行规范，它为人们提供思考和行动的框架，并试图对情感进行调控和对心灵进行驯服。然而，它时常遭遇被支配者的反抗、挑战和协商。

在媒体“鸡汤”与“反鸡汤”的激烈交锋中，网络领域内关于规驯与反规驯的较量亦同步上演。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新兴的权力运作场所，同样成为权力争夺的焦点。这些平台不仅征用并复制了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逻辑，还重新构建了社会关系，在新空间的意义上发掘、唤醒并构建了新的关系网络和情感纽带。互联网社交将现实中的交往放大并拓展，同时也对传统交往方式提出了挑战，网络中的言辞行为蕴含着强烈的反叛情绪。对于越是被视为“权威”的事物，越容易成为人们反叛的目标。正因如此，尽管媒体上的“心灵鸡汤”文章借鉴了现实世界的道德规范和情感法则，却未能达到预期的情感引导效果。公众对“心灵鸡汤”式传媒的抵制，实质上是对集体情感表达中潜藏的权力“木马”的挑战，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在网络空间中，一种更加理性、具备公共意识的公众群体正在孕育和崭露头角。

作者简介

黄月琴，湖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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