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林主讲《三国兵法智慧》

中国古典兵学思想有鲜明特色，重实战而不重玄谈，尚智术而不尚武力。此特色在春秋战国时代发展至成熟阶段，且由《孙子兵法》集其大成。三国时代的兵家大多对《孙子兵法》极为重视，曹操整理审定了流传至今的 13 篇兵法版本并为之作注，诸葛亮还说：“孙子能制胜于天下，是因其用法明。”兵法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在他们的军事生涯中得以生动展现。明代的《三国演义》在史实基础上进行了一定艺术加工处理，然而其所述战例的成败经验，依然能与兵法所论的军事学原理相互呼应、彼此验证。所以，《三国演义》向来被当作充分体现中国古典兵法思想的战略学、战术学的鲜活教材。本文的目的是探索《兵法》与《演义》在军事战略战术原则上的内在关联，并且论述《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实际战斗中的运用情况。

一、强调庙算在先的战略运筹思想

孙子认为，统帅需周密研究敌我双方优劣条件并进行比较，认真实行谋划，这样才能判明自身战略行动能否达预期效果。孙子谈到：未战而在庙堂谋划获胜的，是因为算得较多；未战而在庙堂谋划不胜的，是因为算得较少。算得多能胜算得少的，更何况毫无算计呢！我从这些方面来看，胜负就可看出了。将其概括为“道”（道义），将其概括为“天”（天时），将其概括为“地”（地利），将其概括为“将”（将帅），将其概括为“法”（法制）这五个要素。对这些要素有比较清楚的认知了，就能够判断战争的胜负。

郭嘉为曹操分析了袁曹之间的短长，其中有十胜十败之说，这在《演义》中是对上述思想进行活用的最为典型的范例。郭嘉从道（体制方面）、义（道义层面）、治（管理方式上）、度（用人的尺度）、谋（决策的能力）、德（性格和个性）、仁（上下级的关系）、明（判断力）、文（军纪方面）、武（军略方面）这十个方面，综合分析了曹操会胜而袁绍会败的必然性。可以看出，郭嘉认为曹操集团的主要优势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道，也就是道义；二是将，包含决策能力、性格个性、上下级关系、判断力、军略等；三是法，涵盖体制、管理方式、用人尺度、军纪等。袁绍“以叛逆之举行动”，只想着拥兵自重而不考虑匡扶汉室，曹操则是“以顺应之道率领”。曹操挟天子来号令诸侯，在政治上名正言顺，具备道义上的感召力。袁绍决策不清晰，虽好谋划却没有决断，不了解下面的情况，爱慕虚荣，曹操却能听从劝谏，行事果断，体恤下属，用兵如神，作为主将，自身素质比对手高。袁绍注重名门望族的排场，凭虚名选取人才，管理松懈，军纪混乱，曹操讲求实际不追求虚华，任用人只看贤能，讲求效率，纪律严明，在统制力和管理效能上更胜一筹。有了这三个优势，假以天时地利，必然能够取胜。

孙子在总结战争胜败条件时极为重视人的因素，同时提及兵力对比在战争中对双方决策行动的制约作用，比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但他强调在“庙算”中，应该优先考虑双方指战员在军纪、士气、训练程度以及谋略水平等决策管理层面的因素，例如“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是否训练有素？赏罚是否分明？并且不把单纯的兵力优势当作胜负的先决条件。从袁曹的官渡之战开始，到三国时期以及中国古代的一系列经典战役，大多是以少胜多的战役，应当说这与孙子所主张的小可以敌大、寡可以击众这一思想有着直接的关联。

杨天林《三国兵法智慧》郭嘉上兵伐谋

二、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的因敌制胜思想

孙子反对上古时代战争军阵部署的千篇一律。他指出，兵的形态就像水一样，水流动时会避开高处而奔向低处，兵作战时要避开敌人的坚实之处而攻击其空虚之处；水根据地势来控制流向，兵要根据敌人的情况来取得胜利。所以，兵没有固定不变的态势，水没有固定不变的形状。能够根据敌人的变化而取得胜利的，就可以称之为神奇。孙子的这一认识符合朴素的辩证法规律，因敌制变的思想也一直被视为指导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则。魏景初二年（238 年），司马懿进行了平定辽东之战。这是三国时期唯一一次跨越半个中国的长途远征。此战行程达到 4000 余里，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在《演义》中，此役着墨并不多。然而，它充分展现了司马懿对战争的卓越阅读能力以及对兵法的灵活运用。

己方仅有 4 万兵力，而敌方有 15 万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己方长途行军数千里，十分疲惫，敌方则深沟高垒，以逸待劳，敌我在士气和疲劳度上存在差距。司马懿明白，强攻并非上策，因为强攻很可能会正中敌方下怀。正如敌将所说，昔日司马懿与蜀兵相持，坚守渭南，最终孔明竟在军中去世，今日的情况正与此理相同。（3）于是，司马懿采取了一种策略，那就是集中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而暂时将次要矛盾搁置一边，直接攻打敌人的老巢襄平。这种围城打援的战略，在之后过了千余年，几乎在同一地点的辽沈战役中被极为相似地运用了。为此，司马懿认识到此战胜负的关键在于粮草能否按时得到接济。为便于获取从辽河水路顺流而下运送的粮草，且保证粮道不被切断，他不惜进一步牺牲本就不高的士气，违背兵家常理，将军队屯驻在积水中。若非对战场全局有透彻判断的人，是不敢采取此险招的。

同时，司马懿在战场上灵活运用“敌虽众，可使无斗”这一兵法命题，依照“围师遗阙”的原则，下令让南寨的人马暂时后退二十里，准许城内的军民出城去砍柴薪、放牧牛马。陈群询问他：“之前太尉攻打上庸的时候，兵分八路，八天就赶到城下，于是生擒了孟达并成就了大功；如今带领四万兵马，跋涉数千里而来，却不命令攻打城池，反而让他们长时间处于泥泞之中，还放任贼众去砍柴放牧。”某实在不知太尉的主意是什么？司马懿答复道：往昔孟达那边粮食多而士兵少，我们这边粮食少但士兵多，所以不能不速战，要出其不意，突然发起攻击，这样才能够取得胜利。如今辽兵数量多，我们的兵少，敌人饥饿而我们饱食，何必用力去攻打呢？正应当任由他们自己离去，然后趁机去攻击他们。我现在放开一条道路，不断绝他们砍柴放牧，这就是容许他们自己离去的做法。这段对话是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最佳阐释。在条件貌似相近的战场环境中，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相似性中的特殊性，这样才称得上用兵如神。

同样，依据“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兵法中的著名论断，历来有很多背水一战而大获成功的智勇之将。然而，也常常有一些人无视战场环境，生搬硬套兵法，从而导致失败，出现了这样的战例。《演义》描写了三场主帅将士卒“置之死地”的恶战。一场是第 71 回的曹刘汉水之战，另一场是第 95 回的街亭之战，还有一场是第 110 回的魏蜀洮水之战。其中只有姜维指挥的洮水之战是成功的，而其余两场战役都以失利结束。巧合的是，这两场战役的主将都是因为不听从副将王平的谏阻才导致失败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何种条件下适用，历来有很多论述。实际上，王平的见解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答这个问题，他说：“以前韩信预料敌人没有谋略，所以采用此计，如今将军（徐晃）能够预料赵云、黄忠的意图吗？”也就是说，指挥官若要将士卒“置之死地”，就必须对战场形势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有很精准的判断。倘若这种可能性很单一，敌我双方都处在相对狭小的战场空间内，那就会出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情况，且没有其他选择，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且必须背水一战。要是战局存在多种发展可能性，无法弄清楚敌方的意图，或者敌方掌控着较大的战场空间，进可攻退可守，那么此时就不适合轻易让士卒陷入死地，而应将战场的主动权交给敌方。如果不理解“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那么越是刻板地运用兵法原则，就越会偏离兵法的原本意思。

三、重视以奇用兵的正合奇胜思想

在战争的决胜论方面，孙子提出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这一命题。历来的兵家大多认为：“正”代表着至少要有足以与敌方相持的军事实力，这是取胜的基础；“奇”则意味着在军事实力基础上的谋略变通，这是决胜的关键。二者在实战中的辩证关系或许就像曾国藩所论述的那样，“凡为战者，总要有呆兵，有活兵，缺少其中一个，终究是不行的”。三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棋逢对手的相持战非常多。也正因为如此，奇兵常常成为制胜的重要因素。

魏景元四年（263 年），司马昭抓住姜维畏惧谗言、屯田避祸的时机。司马昭分兵三路去讨伐蜀国。按照预先制定好的战略计划，魏军以钟会一路的 10 余万人马作为主力。钟会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去攻取汉中。诸葛绪统领 3 万余人从祁山出兵到武街桥头，以此来断绝姜维的退路。邓艾督率 3 万余人从狄道出发，经过甘松、沓中，实际上只是起到牵制姜维的作用。这一战略布置因缺少“奇兵”，起初没有完全达到效果。魏军主力进展较为顺利，夺取了汉中。然而，姜维在归路被切断的情况下，运用声东击西之策，骗取了诸葛绪所把守的雍州。他利用诸葛绪奔波往返的时机将其击溃。最终，姜维先于钟会抵达了汉中至成都的战略要地剑阁。在战场主动权即将发生转变的重要时刻，邓艾率领轻兵偷偷渡过被视为难以跨越的阴平天险，绕过剑阁之后直接攻取成都，从而终结了魏蜀对峙长达数十年的局面。

从战术角度单纯来看，邓艾的成功是军事冒险所导致的结果，并不具备必然能够取胜的特性。然而就整个战役而言，这完全契合“正合奇胜”的原则，冒险能够成功是以剑阁正面战场魏军拥有强大军事压力为前提的，不然的话，蜀军完全可以舍弃剑阁而回师进行救援。但如果不凭借奇兵来取得胜利，那么这场战斗很有可能会形成蜀军凭借险要地势坚守的相持局面。以姜维的智慧，利用钟会和邓艾两人之间的矛盾，将他们逐个击败，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施展奇兵需要善于利用地形地貌，这在《孙子兵法》中多次被提及。比如在《地形篇》里讲到，地形有通的、有挂的、有支的、有隘的、有险的、有远的等等。有的地形可以前往，难以返回，这种地形就叫挂。对于挂形之地，如果敌人没有防备，出击就能获胜；如果敌人有防备，出击却不能获胜，还难以返回，这样就不利。（2）按照孙子提出的六种地形分类，阴平天险一旦被通过就无路可退，明显属于上述的“挂形”。必须在敌人没有防备的前提下果断出击，这样这种地形才具有利用的价值。事实表明，邓艾对地形的把握以及对敌情的判断都是完全正确的。蜀军在阴平要路原本有 1000 兵力驻守，然而自从诸葛亮死后就已经荒废很久了，只剩下空营。把守江油城这一要隘的守将是马邈，他是玩忽职守且贪生怕死之人。史书记载邓艾年少时担任军吏，在闲暇之时，常常留意地理方面的事情，动不动就指画山川的险要之处，说哪里可以屯兵，哪里可以积粮。邓艾在《演义》中的军事胜利，几乎都和他“明察地理”这一长处有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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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上兵伐谋

四、集中优势兵力的积极防御思想

孙子在组织防御的问题上主张积极防御思想，即集中优势兵力。他认为，我方兵力专一，敌方兵力分为十份，这样就是以十攻一。如此一来，我方兵力众多而敌方兵力稀少，能以众击寡，那么与我方交战的敌人就少了。我方与敌人交战的地点不可让敌人知晓，敌人不知晓就会防备多处，敌人防备多处，那么与我方交战的敌人就少了。所以，防备前方就会后方兵力稀少，防备后方就会前方兵力稀少，防备左边就会右边兵力稀少，防备右边就会左边兵力稀少，处处防备就会处处兵力稀少。

诸葛亮的外交原则是“北拒曹操，东和孙权”，这是积极防御思想在战略层面的具体运用。刘备集团夺取益州后，实现了《隆中对》所构想的战略布局。然而，诸葛亮此时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战略布局存在着“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的弊端。他认为，如果吴魏两处同时发兵来攻打荆州，就必然要“分兵拒之”，如此一来，荆州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提醒关羽一定要维系与东吴的统一战线，以此来减轻荆州战线所面临的压力。后续的形势发展，依然不幸被诸葛亮所说中了。

蜀国在三国中国力最为弱小，且处于其他两国以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包围之下。吴蜀联盟破裂后，蜀国一时陷入四面受敌的局面。蜀汉建兴元年（224 年），魏国采用司马懿的计策，发动本国兵马，同时策动东吴、南蛮、西羌、上庸孟达等五路兵，分别从东、南、西、北、东北等五个方向进攻蜀国。在这危急的局势中，诸葛亮始终将蜀魏矛盾当作主要矛盾，并且明察战场的虚实情况，认定只有出阳平关的曹真一路才是主要对手，所以将主要兵力集中在汉中，坚守关隘，不轻易出战。东吴和上庸孟达两路，诸葛亮看到他们与曹魏统治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也认识到与之化敌为友、寻求合作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所以采取了遣使修书的外交攻势，从而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良好效果。

杨天林主讲《三国商道智慧》

五、以心理战为主要内容的设间用间思想

孙子将间谍战、心理战视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专门对此加以论述和分类：利用同乡的人作为乡间间谍；利用敌方官员作为内间间谍；利用敌方间谍作为反间间谍；在外面制造虚假之事让死间去传播给敌方间谍；生间则是能回来报告情况的。

上述 5 种用间方式在《演义》描写的军事斗争中都被广泛应用。具体而言，“乡间”是借助敌国民众来传播假消息、假情报。像诸葛亮初出祁山时，采用马谡的计策，在魏国民间广泛散布司马懿将要反叛的谣言，几乎让魏主对司马懿不再信任，这就是一个例子。“内间”则是收买敌方的高层官员，让他们成为内奸，散布对己方有利的言论。蜀国后期的中常侍黄皓私下接受了魏国的贿赂，长期充当类似第五纵队的角色，用谗言迷惑君主，让刘禅做出了中止北伐的决定，给敌人提供了进兵的机会。“反间”就如同孙子所说的“敌间之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要让敌方间谍为我所用。具体怎样“因而利之”则根据不同的事情而有所不同。曹操曾经派遣蔡瑁的弟弟蔡中、蔡和，以投降为名义，到周瑜的军中充当内应。但二蔡没有携带家眷，周瑜立刻就识破了他们。周瑜采用将计就计的策略，热情地接待二蔡，赏赐给他们很多钱财，让他们完全没有起疑心。诸葛亮在最后一次讨伐魏国的时候，也曾经识破了敌将郑文的诈降诡计，郑文只好顺从诸葛亮的要求，向司马懿传递孔明已经中计的假情报，欺骗司马懿前来劫寨，差一点就被擒获。“死间”具体所指是什么，在历史上存在很多争议。不过，一般认为其实施的环节包含这样一些内容：先制造出敌人可能会感兴趣的假消息，接着故意不小心地将这些假消息透露给敌人，让敌人误以为自己探得了重大的军事情报，从而一时被利益冲昏头脑，做出错误的判断。周瑜赚蒋干盗书的过程，符合“死间”的实施步骤。首先故意让蒋干看到书信，这样蒋干就会对蔡瑁、张允二人产生怀疑，这就是“为诳事于外”。接着安排部将在帐外密报“江北有人到此”的消息，以此来强化蒋干的疑心，让蒋干觉得二人的阴谋正在进行中。最后，蒋干迫不及待地回营报功，这就是“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生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用间方式。它主要是派遣间谍潜入敌军内部进行打探，之后能够活着返回并报告相关情况。在《演义》中，各路势力都充分地运用了探马（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骑兵）、细作（打入敌人内部的谍报人员）、伏路军士（负责侦察敌军行军动向的步行军士）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侦察人员来开展谍报活动。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数不胜数，所以在此就不一一详细叙述了。

孙子除提出上述 5 种战术上的用间方式外，还进一步提出了战略上的用间方式，也就是最高形式的用间方式。即“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这意味着，如果能在敌方阵营中获得智谋超群的贤士暗中协助我方，那将是对用兵最为有利的利好条件。刘备取得西川的全过程中，张松先献图，把己方军事机密全部告知刘备。接着，他在刘璋的决策过程中产生了关键影响，让刘璋察觉不到刘备的用心。等他事情败露被杀时，刘备已带领全军进入川地。可以说张松的这些活动为刘备的军事行动做了极好的前期准备。

自古知晓用兵并非喜好战争。孙子由于通晓战争的规律，所以极力主张重视战争、谨慎对待战争，认为应当运用一切可行的方式去避免战争、缩短战争时间、控制战争进程。孙子在兵法的终章提出，发展内线是掌控战争主动权、降低战争消耗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他的兵学思想远远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对我们后世的军事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正商书院《天林谈兵法》专栏

杨天林 孙子兵法应用专家

北京大学 - 中华书局的云国学主讲老师，同时担任山东大学《国学大学堂》的导师，还是聚成股份华商书院的高级讲师、师董会导师，以及广东民营经济研究会人力发展委员会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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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与谋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