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以及鲁迅演讲六课《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笔记的来源。

庄子首次提出了“小说”二字。在《庄子·外物》篇中他说“饰小说以干县令”。意思是修饰琐碎的话，以此来获取好名声。这样一来，诸子百家的言论学说都能够被称作小说。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小说”概念和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到了东汉时期，文人桓谭仍然认为小说的特征是零星碎杂的，是“残丛小语”。至于内容，因其“背于儒术”，而认为其“短书不可用”。

小说的出处源自何处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大概出自稗官。这些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人所创作的。”这里所说的小说，其陈述方式或是托古人，或是记古事，与现在的小说较为近似。然而，它也只是古时候稗官采集一般民众所谈论的话语，借此来考察民情、风俗等，并没有所谓小说的价值。所以，鲁迅觉得这仅仅能算作小说书的起源，并非小说的起源。鲁迅还列举了当时小说史的研究现状，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并且神话传说中的正事被归到了史的范畴，逸史则渐渐变成了小说。鲁迅对此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说小说起始于休息。他称，人在劳动时借歌吟来自我娱乐，借此忘却劳苦，到了休息的时候，也一定要找一种事情来消磨闲暇。这种事情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就是小说的起源。他接着说，无论是吟唱诗歌，还是说演小说，在古代，其要素确实都离不开神话。比如《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从这里能够看出，鲁迅承认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

古小说是以神话、传说的模式兴起的。然而，中国的神话与传说未形成完整体系，而是零散的。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先民注重实际而遮蔽了幻想。到了春秋之际，孔子出现，他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思想，不谈及鬼神，这种思想文化对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三，旧神没有演进。新神的形象特征又大多是复刻而来的。所以新神变得僵化了，也没有延续发展的土壤。

鲁迅认为现今所见的汉人小说大多不是汉人所创作的，而是后世之人假借前代名家的方式。比如，谈及神仙道术的大多与东方朔、郭宪有关；涉及汉代史事的，大多托名为班固、刘歆。所以，所谓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郭宪的《洞冥记》，刘歆的《西京杂记》，都是后人伪造的。刘向的《列仙传》是真实的。然而，在当时，刘向并非有意创作小说，而是把书中的故事当作真实发生的事情来撰写。此外，《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小说已经不存在了，并且那些文章大多“浅薄不通义理”。

魏晋南北朝之小说多以鬼神志怪的样式集中出现，称为志怪小说。东晋有葛洪的《神仙传》，西晋有张华的《博物志》，南朝宋有刘敬叔的《异苑》，东晋有干宝的《搜神记》（需知古本《搜神记》早已散失，现今的版本是明人辑录其他书籍并杂以其他志怪文汇集而成，属于半真半假之书），还有陶渊明的《搜神后记》（鲁迅认为陶渊明旷达，未必创作此书，怀疑是后人假托其名而作）。原因在于，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原本信奉巫术，从秦汉时期开始，神仙的说法就很盛行，到了东汉末年，巫风更是大为畅行，而鬼道也更加炽烈；恰逢小乘佛教也传入中原地区，逐渐得以流传。所有这些，都是宣扬鬼神，称道灵异之事，所以从晋朝到隋朝，特别多关于鬼神怪异的书籍。这些书籍有的出自文人之手，有的出自教徒之手。”文人的作品，不像释道两家那样，意在神化自己的宗教。然而，他们也不是有意创作小说。当时的人们认为幽明并非不同的途径，人和鬼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们叙述奇异的事情，与记载人间平常的事情相比，自然没有真诚和虚妄的区别。他们的目的大多是要表明应验的真实存在，以此来震撼世俗，让人们产生敬畏和信仰之心。值得注意的是，巫分为两派，一派是方士，另一派仍然是巫。巫喜好谈论鬼，方士热衷于谈论炼金与求仙，从秦汉时期开始这种风气一天比一天兴盛，六朝时期继续延续，因此记录怪异之事的书籍特别多。

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中，《世说新语》是佼佼者。它重视人物的品相，会斟酌人物的片言只语。其内容大多流于玄虚，人物举止多显得旷达疏放。这是由于佛教传入，促进了本土老庄哲学的发挥。再加上时局动荡，崇尚空谈，拒绝实言成为了多数人的选择。因为《世说》的对象是人间言论，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褪去了先前志怪小说华而不实的特点。还有三国魏邯郸淳的《笑林》，它已经散失了。不过在唐宋时期的类书中还留存着它的遗文，这些遗文的内容大多是诙谐、幽默、滑稽的言辞。

小说到了唐代发生了一次变化，被称作唐传奇。鲁迅说：“虽然仍然没有脱离搜寻奇事记录逸闻的范畴，然而叙述婉转，文辞华丽艳丽，与六朝时期粗略陈述梗概的情况相比，演进的迹象非常明显，并且尤其显著的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有意创作小说。”他还引用胡应麟的话：“变异的谈论，在六朝时期兴盛，然而大多是传抄记录的错误，不一定都是虚构的话语，到了唐朝的人才开始有意追求新奇，借助小说来寄托笔墨。”“所谓的‘作意’‘幻设’，是意识的创造。它的特点在于讲求文采和意想。这种创作与从前那些仅仅是录鬼神传因果而没有其他意图的文章有很大的不同。然而，由于主流意识认为它篇幅过长，记叙曲折，接近俳谐，所以就贬低它为‘传奇’。它对元杂剧、明传奇乃至戏曲都产生了影响。”唐初有王度的《古镜记》，还有无名氏的《白猿传》；武则天时期，有张鷟（zhuo）的《游仙窟》；大历年间，有沈既济的《枕中记》，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李娃传》。但在当时声名极盛的当属元稹（zhen）的《莺莺传》以及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牛僧孺有《玄怪录》，这部作品是唐传奇集，且多涉及鬼怪故事；苏鹗有《杜阳杂编》，也是唐传奇集且多涉鬼怪故事；段成式有《酉阳杂俎（zu）》，同样是唐传奇集且多涉鬼怪故事等。他们受到六朝小说的影响，不过已经写得委婉曲折了。

宋之志怪与传奇文集被收录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集。总体来看，“宋一代的文人创作志怪，既平实又缺乏文采，他们的传奇，又大多依托往事而避开近闻，模仿古人且远远比不上，更谈不上有独创之处了。”然而在有宋的一朝，在市井民间也兴起了用俚语著录、叙述故事的形式，这种形式被称为“说话”，属于平民的小说。“说话”并非是宋人所独有的，而是应该起始于唐末五代，《敦煌变文》可以作为佐证材料。它之所以兴起，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娱乐心灵，二是为了劝善行善。“说话”的人，他们口头讲述古今令人震惊、听闻的事情。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把说话分为四家，分别是小说这一家，经说参请这一家（用俗话来演说佛经），说史这一家（演绎历史上的事情以及名人传记），合生这一家（先念两句含混的诗，接着再念咏几句）。（目的是达到讽刺时人）。小说分为三类，一类是银字儿，包含烟粉灵怪传奇；一类是说公案，都是搏拳提刀赶棒以及发迹变态之类的事；一类是说铁骑儿，主要是士马金鼓的事。周密的《武林旧事》把说话分成四家，分别是演史、说经诨经、小说、说浑话，没有合生。到后来，对小说发展有影响的只有小说和说史。从事说话这一职业的被称作“说话人”，说话人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做“雄辩社”。说话这件事，虽然是由说话人各自运用匠心，随时生发出来的，但仍然有底本作为依据，这就是“话本”。“话本”大多是真假相互伴随，虚实相互呼应的。它的取材大多是在近期，有的是从其他种类的说部中选取而来，其体制大多是先以一些闲事、他事作为切入点，然后再将它们串联起来，引入正文。也就是所说的忽然相互牵连，转入原本的故事，所以在叙述刚刚开始的时候，主旨就已经很明确了。此手法有“提破”或“捏合”之称。较为著名的有《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全相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这些讲史话本对后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明英雄传奇《水浒传》有四种通行版本。其一为一百一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其前面署名“东原罗贯中编辑”，在明崇祯末年与《三国演义》合刻成《英雄谱》，但单行本未曾见到；其二是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面署名“钱塘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此版本是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家所流传的本子，“前面有汪太函作序，托名天都外臣的人所写”。如今也未曾见到。一是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它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和李贽序的百回本是一样的。二是七十回本《水浒传》，其正传有七十回，还有楔子一回，实际上是七十一回，有一篇原序，题“东都施耐庵撰”，这是金圣叹所传的版本。值得一提的是，在《水浒传》之后，还有清初陈忱（chen）所著的《后水浒传》。

《三国志演义》是明历史演义小说之冠，其中以明弘治甲寅刊本最为古老。全书有二十四卷，共分二百四十回。书上题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到了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其进行了点评。他们把旧本进行了改窜，有的进行了修改，有的进行了增添，有的进行了删减，有的整顿了回目，有的修正了文辞，有的削删了论赞，有的增删了琐事，有的改换了诗文。鲁迅对《三国志演义》作出评价：在写人方面，存在一些失误。比如写刘备时，把他的长厚描绘得似乎有些虚伪；描绘诸葛时，将他的多智刻画得近乎妖异。然而，对于关羽，却特别给予了很多夸赞之语，他的义勇气概，常常能让人看到。

明神魔小说，此前有《四游记》在世间流传。其中一部是《上洞八仙传》，也称作《八仙出处东游记》，共五十六回，题“兰江吴元泰著”。另一部是《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也就是《南游记》，有四卷十八回，题“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还有一部是《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即《北游记》，有四卷二十四回。另外一部是《西游记传》，有四卷四十一回。齐云杨志和进行了编著，天水赵景真进行了校订。另外还有一百回本的《西游记》，它的作者是吴承恩，在诸多方面都比杨志和所编的《西游记传》要更胜一筹。它对妖怪的嬉笑怒骂描写近乎人情，思考其主要旨意，就如同明人谢肇淛所说：“《西游记》……把猿当作心的神灵，把猪当作意的奔驰，开始时放纵不羁，上天下地，都不能加以禁制，然而最终归于紧箍这一咒语，能够使心猿驯服顺从，到死也不改变，大概是求取使心收归本位的比喻。”《续西游记》《后西游记》《西游补》大多在拘束凝滞方面有所欠缺，只是对前篇进行模仿。其后，比较出色的神魔小说有《封神传》。其后，比较出色的神魔小说还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金瓶梅》是明代一部很著名的世情小说。它极力描写人间的悲欢离合，以及发迹变态等事情，其间还夹杂着因果报应的说法。所以它是一部能展现世态炎凉的书。到了清康熙时期，张竹坡对它进行了评点，这使得它更加为当时的人所知晓。鲁迅评价道：作者对于世情，确实极为洞彻通达。其所进行的形容，有的条理通畅，有的曲折婉转，有的刻画显露而尽显情状，有的隐晦潜伏而蕴含讥讽，有的同时描绘两面，让它们相互映衬，变幻的情状，随处都能清晰显现。在同时期的小说作品中，没有能超过它的。此书的出现，实际上是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文林受到这种影响，也有很多污秽的话语。在《金瓶梅》中讲述了淫秽的人，应该是有现实的指涉的。行文的人大概是想用文字来报夙仇，所以西门庆所指的大概是作者仇家的影射。与此类似的，还有《玉娇李》《续金瓶梅》《隔帘花影》。

世情小说之外，才子佳人小说也进入了文人的案头。像《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铁花仙史》等。这类小说大多宣扬女子，赞颂她们的特殊才能，并且很轻视科举应试之文而崇尚词藻华丽，看重才智出众之人而嘲笑世俗之士，然而它们眼中的才能，无非就是能够写诗，写出佳作。另外，凡是求偶都必须经过考试，成婚要等待诏令旨意，这就是当时科举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写文章的人也无法超越这种情况。

明拟话本中，最为著名的有冯梦龙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还有凌濛初的二拍，也就是《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松禅老人在为《今古奇观》作序时曾说：“极力描摹世态人情的歧异，完备地描写悲欢离合的情致。”此外，还有《西湖二集》《醉醒石》等。由于拟话本是文人创作的，其文笔相较于宋话本更加雅致，带有文人气，已经使市民生活气息有所淡化。以书本形式呈现，已经从宋话本的表演形式中脱离出来。在语言方面，相较于宋话本更为典雅，具有去口语化的特点。此外，它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有所加深，而娱乐性则有所减少。其结构也从松散的状态转变为严谨的状态。

清朝有模仿晋唐小说的作品，其中有瞿佑的《剪灯新话》。鲁迅说：“它的文辞和意境，都仿效唐人，然而文笔却非常冗杂柔弱，与所仿效的不相符合。但是因为它用粉饰来描绘闺情，摘取艳语，所以特别受到当时流行风气的喜爱，仿效它的人纷纷兴起。”另外还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运用传奇的写法来记录怪异之事，描写得详细而曲折，变幻的情形，就好像在眼前一样。狐鬼花妖多具人情，它们和蔼可亲，让人忘记它们是异类，然而偶尔又会显得突兀，让人知道它们并非人类。每卷的末尾常常点缀着小文，因为这些事简短，不符合传奇的笔法，反而与六朝的志怪相近。乾隆末年，袁枚创作了《新齐谐》，其文章少了雕琢而更接近自然，只是文笔过于率性，并且有很多污秽的言语。《聊斋志异》流行了一百年，纪晓岚对它有很多不满的评价，说它“现在一本书兼具两种体裁，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如今那些亲昵的言辞、狎昵的情态，其细微曲折之处，描摹描绘得如同活的一样。如果让这些出自当事人自己之口，似乎没有这样的道理；而要是让作者来代为言说，那么作者又从何处听闻和见到这些呢，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简言之，就是“体例太过杂乱，描写太过详尽（细微的地方都能详细描写，仿佛有通神的本事）”。纪昀于是创作了《阅微草堂笔记》，这本书在写作规范上非常严格，崇尚质朴而摒弃浮华，追寻晋宋时期的风格。它的主旨目的在于进行劝谏和讽教，对世道人心是有益的，所以论述非常多。可是纪昀擅长文笔，胸怀豁达，书中的话语大多蕴含着意味深长的思考，其中夹杂着考证辨析，也有真实的见解和认识。叙述起来显得从容优雅、淡雅清新，充满了天然的意趣。

清讽刺小说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作者怀着公心，对当时的弊病进行批评，而所指的锋芒尤其针对读书人阶层。文笔既严肃又能诙谐，委婉之中又有很多讽刺。因为作者非常了解文人的事理，所以能够洞察隐秘之事，让事物毫无隐藏。只是全书没有主要的线索，只是驱使各种人物登场，事情发生了就开始，事情结束了就停止。虽然说是长篇小说，但很像短篇作品。书中刻画虚伪荒谬的地方很多，抨击习俗的内容也经常出现。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是清代人情小说中的杰出之作。人们大多认为此书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

清以来，有以小说展现才学的。起始的是《野叟曝言》。其中包含叙事，包含说理，包含谈经，包含论史，包含教孝，包含劝忠，包含运筹，包含决策，包含技艺中的兵、诗、医、算，包含情感中的喜怒哀惧，包含讲道学，包含辟邪说，可谓无所不包。另外，屠绅的《蟫史》很有才华文采之美。陈球的《燕山外史》是用排偶四六文来写的。李汝珍的《镜花缘》大量涉猎诸子百家，涉及人物花鸟，涉及琴棋书画，涉及医卜星相，涉及音韵算法。

清之狭邪小说是以描写妓女与嫖客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像《品花宝鉴》，它的特点是以缠绵为长，以风雅为主，其中伶人多被视为佳人，狎客多被当作才子，颇有才子佳人小说的风格。《花月痕》《青楼梦》也是这样，不过在缠绵悱恻之中夹杂着悲凉哀怨的笔触，在欢喜笑语之中多见黯然的神色。只有《海上花列传》比较实际地描写娼妓，认为伶人有好有坏。

清侠义公案小说由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而成，形成了一种小说叙述模式，即清官破案且侠客相助。比较著名的有《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也称《七侠五义》）意在叙述豪侠勇士，书写除暴安良之事，不过他们为国立功时，必然有一位当世名臣来加以统摄，以这位名臣为中心展开行动。其中《三侠五义》中的清官是包拯。《三侠五义》和后来的《小五义》《续小五义》一起被称作《忠烈侠义传》。鲁迅对《三侠五义》作出评价，称其是为市井细民描绘内心，有着《水浒传》的余韵，不过只是获得了其外在的样子，却没有看到其内在的精神。此外，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与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这两部作品的作者都经常听闻说书，模仿说书人的声口，从而使小说具有演说的风格。在清朝时期，侠义小说正是接续了宋人的话本这一正统脉络。此外，《永庆升平》流行当世。

清末时期有谴责小说。1900 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内外情况都令人担忧。有识之士想要进行改革。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围剿。社会各界意识到政府无法共同谋求出路。于是纷纷起来进行抨击。在文学界就有了谴责小说的出现。它的命意大多是揭露世间丑恶之事，对于当时的政治，严厉地进行指责弹劾，有时也会延展到对风俗的议论，以此来希望匡正社会，这与讽刺小说有相似之处。然而，它的言辞气息比较浮夸显露，笔端没有隐藏锋芒，并且存在言过其实的嫌疑，以符合当时人们的眼光来看，总体上它在度量和技巧方面比讽刺小说逊色，所以另外称呼它为谴责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被时人标榜。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被时人标榜。刘鹗的《老残游记》被时人标榜。曾朴的《孽海花》被时人标榜。后继者多以抉摘社会弊恶来自我标榜，但其中多有谩骂功夫，而抒写之才却很缺乏，以至于堕落为“黑幕小说”。该类小说在 1916 年开始流行，用直白浅露的笔墨来写各界的黑暗。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内容在不断丰富，同时记录样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到了明代，胡应鳞把小说分为六类，分别是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到了清代，纪昀在编选《四库全书》时，将其记为三派，一派是叙述杂事，一派是记录异闻，一派是缀辑琐语。选录的标准是雅驯，有寓言劝诫的作用，能够供考订之用，并且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