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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2 月，我来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始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工作。

沈伯俊先生2016年4月70寿辰于百花潭公园

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我原本打算主攻先秦两汉文学。然而，从 1981 年的秋天开始，经过两三个月的反复思量，我将专业方向调整为明清文学研究，并且着重于明清小说研究，同时把《三国演义》当作第一个研究的重点。

从 1981 年底开始计算，我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已经有 34 年了。在这期间，我在《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镜花缘》以及其他作品的研究上也花费了一些精力，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三国演义》的研究中。在学界同行里，或许没有人在《三国》研究中倾注的时间和精力比我更多了。

34 年里，我出版了 26 部专著和专书，在这些著作中，关于《三国演义》的有 20 部；我发表了 200 余篇学术论文，其中关于《三国演义》的大概有 150 篇；我还发表了 230 余篇学术随笔、札记、鉴赏文章，其中关于《三国演义》的大约有 160 篇。可以说，正是《三国演义》那丰富的思想内涵、强劲的艺术魅力以及深广的文化价值，让我乐意为之去进行探索和追求。

回顾我的《三国》研究历程，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一

精心校理《三国》版本

在我的《三国》研究成果里，具有特色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有生命力的，我认为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它们分别是：

《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毛本《三国演义》的整理本，是中州古籍出版社在 1992 年 8 月出版的第 1 版。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有整理本，该整理本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于 1993 年 5 月出版，是第 1 版。

巴蜀书社于 1993 年 11 月出版了《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整理本。

《三国演义》有评点本，其正文也经过了精心整理。山西古籍出版社在 1995 年 4 月出版了该评点本的第 1 版。

这些整理本，被学界同行称为“沈本《三国》”。

那么，“沈本《三国》”是怎样成就的呢？

从 1981 年开始对《三国演义》进行系统研究。在后续反复研读的过程里，我陆续察觉到了书中的一些差错。张飞原本字“益德”，然而《演义》却将其误记为“翼德”；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官职达到行都护、卫将军，可《演义》却误写成“行军护卫将军”；在历史上，袁绍曾被封为邟乡侯，可《演义》却误为“祁乡侯”；曹操的大将李典本是山阳巨野人，可《演义》却误记为“山阳巨鹿人”……像这些既对情节发展没有益处，又只会给广大读者留下错误印象的问题，是否有必要一直错下去呢？我觉得应当进行校正。在 1985 年 1 月的时候，我与任昭坤共同撰写了《试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从渭南之战说起》这篇文章（刊载于《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 1985 年 7 月出版发行第一版），对《三国》里的地理错误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并且明确地提出：“应当对《三国演义》进行认真的校理，整理出一个新的本子。”1986 年到 1987 年期间，我与谭良啸一同合作编著了《三国演义辞典》。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演义》里的人物以及情节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仅《人物》这一部分的辞条，我就添加了 623 条按语。并且，这些按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指出《演义》当中的“技术性错误”的。毛本《三国》称董贵妃乃董承之妹（第 24 回），我的按语表明：“依据《后汉书•伏皇后纪》，董贵人（《三国演义》称作‘董贵妃’）应当是董承之女。”《演义》讲曹宇是魏文帝曹丕之子（第 106 回），我的按语指出：“依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曹宇是曹操之子，由曹操环夫人所生。”通过扎实的工作，我对《三国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越来越觉得重新校理《三国演义》是时代的需求，也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于是，在 1990 年初，我果断地开始了这一浩大的学术工程。

《三国演义》，沈伯俊校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在校理期间，我提炼并深化了自己的认识，接连发表了两篇颇具分量的论文。一篇是《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刊载于《海南大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另一篇是《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刊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90 年第 6 期。前一篇论文对《三国演义》中的地理错误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分析，把这些地理错误归纳成了八种，分别是政区概念错误、大小地名混淆、误用后代地名、古今地名混用、方位错乱、地名误植、地名混位、地名文字错讹。后一篇论文站在了更高的立足点上，以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问题，首次清晰地提出了“技术性错误”这一概念。

所谓“技术性错误”，指的是并非源于作者创作意图的那些错误，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所需要的那些错误。这些错误纯粹是因为作者知识有限，或是作者一时的笔误，亦或是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属于技术范畴。它们与因作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艺术观而导致的作品内容上的缺陷以及艺术上的不足，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依据这一概念，我对《演义》中的各类“技术性错误”进行了综合的考察，将其概括成了五个主要的大类：其一，人物错误，这里面包含了人名的错讹、人物字号的错讹、人物身份的错误以及人物关系的错讹等情况；其二，地理错误，一共有八种之多（与前面的分类情况相同）；其三，职官错误，涵盖了职官的混称、随意的杜撰以及官爵文字的错讹等；其四，历法错误。包括引用史书时出现错写日期的情况，有干支错误，还有杜撰历史上不存在的日期等。（5）存在其他错误，像历史人物年龄有误差，名物描写前后存在矛盾等。这些种种错误，总数达到八九百处之多，这个数字着实令人震惊！

这两篇论文发表之后，尤其是《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发了相当大的影响。《社会科学报》对此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介绍。《文汇报》《文摘报》《东方时报》《工人日报》《齐鲁晚报》等都纷纷进行了转载。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在 1991 年第 2 期将此文全文转载。这些情况引起了出版界以及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

三是在内容的梳理与整合方面。

其二，要针对《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特殊性质，充分吸纳《三国演义》研究的成果，尽力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三国》的不同版本应当分别进行整理。

《三国演义》，沈伯俊、李烨校注，巴蜀书社1995年版

3. 其一，对于原文错讹之处不做改动，而是在书末列出正误对照表，以此来系统地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这种方法不会改变正文的样子，同时能把书中的错误集中校正，让人一眼就能看清楚，是很谨慎的一种方法，专家学者也容易接受。不过，对一般读者而言，必须查看正误对照表才能弄清楚那些“技术性错误”，这就显得不太方便了。其二，它不对原文的错讹之处进行改动，而是通过加脚注来指出错误所在，并提出校正的意见。这种方法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面貌，并且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在学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专家学者也容易接受。然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他们读到的作品正文依然包含着各种错误，必须逐一对照脚注才能明白，这是比较麻烦的。其三，是直接改动原文，并添加脚注列出原文，说明其错误之处以及改动的依据。这种方法校正了原文中的“技术性错误”，能让读者直接看到正确的正文，对读者而言最为方便。同时，它以脚注的形式保留了原文，在学术方面十分严谨。若读者有兴趣，可逐条覆按；专家学者也完全可以放心。这几种方法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加注释时，要注重针对读者的需求。着重对那些读者不了解或者似懂非懂的地方进行注释，从而给读者提供新的知识。例如，《校理本三国演义》第 6 回注释“荥阳”时写道：“荥阳是一个县名，属于司隶州河南尹。其治所位于今河南荥阳东北。要知道，荥阳在洛阳的东边，而董卓西迁长安，按理不应经过荥阳。在历史上，曹操曾与徐荣在荥阳交战，但并未追击董卓。《演义》将这两件事融合在了一起。第 120 回中写到西晋灭吴时，君臣都在庆贺，然而骠骑将军孙秀却朝着南方哭泣。读者或许会对此不理解，于是我就在此处进行注释说明：孙秀是孙策幼弟孙匡的孙子。他曾经担任过吴国的前将军和夏口督。在建衡二年（270 年）时，他投奔了晋国。这样一来，读者就清楚了，原来孙秀还怀有对故国的思念之情。丘振声先生对此赞许道：“沈本的注释，浅显易懂且深入透彻，在解释当中有辨析。它为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意蕴，以及更好地进行艺术欣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沈注是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许多情况下，校理和注释两者相互关联、相互补充，互为表里。……将注释、考证、校理融合在一起，具有创造性。”

《三国志通俗演义》，沈伯俊校注，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严谨的学风以及过细的精神。要重新校理《三国演义》，首先得有深入的研究作为前提；仅仅进行泛泛的阅读或者表层的接触，是不可能找出问题的。与此同时，还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细心地进行检照；要是粗枝大叶的话，就会错过很多问题。《演义》第 15 回中袁术的长史名叫“杨大将”，此人在书中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过场人物。但经仔细翻查史料，能发现这个名字其实是个典型的“技术性错误”。《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记载：“（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带领其部众想要投奔（孙）策……”《演义》的作者漏看了“弘”字，再加上古时的书没有标点，于是就把“杨弘”误写成了“杨大将”。嘉靖壬午本、“李卓吾评本”一直到毛本，居然都错了几百年！如今，我们把这一错误给发现并校正了，这难道不是对罗贯中有功劳，对读者有益处的好事吗？

《三国演义》，沈伯俊校理，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这些年，国内外同行对“沈本《三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评价比我的估计要高很多。在《校理本三国演义》刚问世不久的时候，著名学者陈辽先生就撰写了书评，并且率先把它称作“沈本《三国演义》”，还指出：“这个被称为‘沈本《三国演义》’的本子，是到目前为止所有《三国演义》版本中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最强的一个本子。”此后不久，著名的《三国》研究专家丘振声先生撰写了书评。他高度评价道：沈本是近些年来在研究《三国演义》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同时，这也是沈先生对《三国》学作出的一个突出贡献。沈本能够辨伪匡误，给读者带来了好处，其功绩将流传千古。沈先生校理出的错误，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三国演义》所蕴含的深层意识与艺术价值很有意义，对于我们了解其成书过程乃至版本衍变也很有意义。著名《三国》研究专家关四平教授称沈本为“《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他充分肯定道，从学术理论角度考察，沈伯俊的校理工作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并且经得起反复推敲和时间检验。校理工作富有创造性且具有科学性。毛本出现后的三百多年间，无人对其版本进行全面细致的整理。所以说，沈伯俊的校理本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是一种开拓，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为学术界提出了新的课题，给人很多启迪。日本著名学者立间祥介教授是《三国演义》日文版的翻译者，他表示：沈本《三国》的注释十分周到，其周到程度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各种注释。并且他还说，今后自己打算参考沈本的注释，对日文版《三国演义》进行重新修改。日本《三国》研究专家上田望教授曾撰写文章，对我的一些《三国》整理本以及《三国演义》评点本进行了介绍，同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篇文章是《排印本〈三国演义〉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为中心》，刊载于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二号，时间是 1996 年。美国著名学者、《三国演义》英文版翻译者罗慕士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布法洛）的董保中教授，以及欧洲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等欧美学者，他们都对沈本《三国》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国演义大辞典》是由沈伯俊和谭良啸编著的，于 2007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上下五千年》专题节目在介绍《三国演义》时，画面上呈现的三种《三国》版本都是我的整理本，分别是《校理本三国演义》、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以及《三国演义》评点本，并且得到了中外学者的肯定和推许。中央电视台与北京大学联合录制的大型系列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的第 104 集是《三国演义》。在该集的片尾，展现了四种《三国》版本，其中有两种是我的整理本，分别是《校理本三国演义》以及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整理本。另外，还有许多种学术著作把我的《三国》整理本列入了主要的参考书目之中。

2002 年时，梅新林、韩伟表在《〈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一文中作出评价：“沈伯俊凭借一己之力，花费近十年的时间，对多种版本进行校理并刊行，他的这一工作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