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很多人以为关公就是个香港人。

在 80 后和 90 后的记忆中，香港电影里一直存在着关羽像。在饭馆里、商铺中、黑帮会堂内，甚至警察局里，关公的大刀以及那忽明忽暗的香头，总是能够让人们的心神从剧情中分离出几分，然后将目光挪过去看一眼。

从香港电影中，可以轻易发现关公在东南沿海黑白通吃的江湖地位。《中国行业神崇拜》这本书曾有统计，供奉关公的行业有 22 种之多，并且其神职范围比其他神仙都要大很多。无论是身体健康，还是家庭和乐，亦或是惩奸执法，甚至连姻缘、生小孩都可以拜关公，难道关公是神界的便利商店店员吗？

财神一职尤其令人费解。关羽只是一介草莽武将，他的一生与财富毫无关联。然而，他却被尊为财神。那么，关羽究竟是如何坐上财神坛位的呢？身为山西人的关羽，又是怎样跑到广东、香港和台岛扎根的呢？

一代武将封神路

要说“拜关公”，那就先来讲讲关公。关公名叫关羽，字云长。他出身于草莽之间，曾立下诸多赫赫战功，其威名在华夏大地广为传颂，最终却在临沮被斩杀，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一生。更为不幸的是，关羽去世之后，中国的封建文化开始转向儒家，开始注重谦谦君子和道德圣人的形象，而像关羽这种以杀伐暴力为特点的武士，只能被无情地雪藏起来。

在民间野史中，关羽曾一度被视为凶神恶煞的厉鬼。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有记载：“坊巷间流传谣言，称关三郎的鬼兵进入了城中，家家户户都感到惊恐，那些遭受其影响的人会令人感到寒热战栗。”在荆州和关中地区的人们眼中，关公变成了一个带领鬼兵且传播疾病的瘟神。

渭北高原的合腔线偶戏，起于汉代且兴于唐代，其中的关公形象 视觉中国

人们从那时起就开始在家中进行关公的祭拜。民间也开始有各种与关羽相关的祭祀活动。然而，这终究是因恐惧而产生的信仰。这种信仰不是追求吉祥，而是“躲避凶祸”。并且不是“大一统”的信仰，“拜关公”仅仅能勉强算作一个比较小众的信仰活动。

隋唐两代初期，关羽一直未受到重视。然而，中国人所信奉的神佛，注重的是实用性居于首位。不论前代皇帝有着怎样的信仰，只要在现实中存在需求，皇帝便能够即刻塑造神灵。

安史之乱后，国力开始走向衰弱。唐玄宗见状，赶紧单独开设了武庙，专门用来供奉“战神”姜子牙。其目的是鼓励士气、安抚民心，为国家延续寿命。文庙中有孔子以及四科十哲，姜子牙不能在这方面落后。官员们打开历史课本，如同进行选秀节目一般，进行了万人海选。最终选出了专属武庙的十名陪侍大将。然而，此时的关羽，连武将的前十都未能排上，只能在后排沾一点香火。

关羽的神仙命运出现转折，这是在宋代之后。宋代是历代王朝中军事力量较为薄弱的朝代之一，北宋时期北边存在辽，西边有西夏，到了南宋又遭受金的侵袭，最终被元朝所灭亡。眼见着国家即将灭亡，宋代的皇帝们纷纷开始祭拜历史书里的众多“战神”。

在关公因大意而失去的那个地方湖北荆州，有一座关公像，且它是全球最大的，那把青龙偃月刀的长度为 70 米。

北宋末年到宋徽宗这一代，战事不断且纷争激烈，军事能力极为薄弱。崇宁年间，山西解州盐池遭遇水灾。徽宗召请道教第 30 代天师张继先前来治理，张天师称这是蚩尤在捣乱，唯有召请解州本地的神仙关羽才能制服他。之后水灾得以平复，便流传出关羽帮助道教张天师铲除一代战神蚩尤的传说。

宋徽宗是个道教狂徒，他借此将关羽封为道教“护法神”。之前关羽的谥号都是“侯”，而徽宗直接把他的封号一路提升到“武安王”，关羽所在的玉泉寺也变成了与朝廷关系紧密的寺庙。想想武庙的大哥姜子牙的封号是武成，关羽的这个武安王封号几乎能与姜子牙相媲美。

相似的场景同样发生在明清两代的晚期。

明末万历年间，出现了另一位对关羽极为忠诚的人，即明神宗，他直接追封关羽一个极具煞气的封号：“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到了清末光绪帝时期，这个封号更是加长到 26 字，成为史上最长的封号：“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当时国家局势危急，只能通过祭祀强大的神灵来延续国运。

商喜（明）《关羽擒将图》/ 故宫博物院馆藏

官方进行引导，宗教进行宣扬，《三国演义》也起到一定作用，在这三股势力的交错影响下，明末时期出现了“关公祠庙遍天下”的景象。到了清朝，赵翼在《咳余丛考》里发出惊叹，说关公庙里“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在清代中叶，仅仅是在京城之内，拜祀关公的庙宇，数量就多达 116 座。

关公凭什么当上财神爷

关羽一路封神，难道只是几位皇帝的宗教爱好和一时兴起吗？

事实并非那般简单。让我们重新回到宋徽宗的故事当中。宋徽宗曾让张天师前去平复解州的水患，而张天师搬出了关羽。从表面来看，这是因为关羽乃是山西解州人。然而，真正能够解救水患燃眉之急的，实则是关羽背后那些忠诚的粉丝，也就是经济实力颇为雄厚的晋商。

古代山西解州，如今的运城盐池依然皓白如雪 / 视觉中国

解县遭遇了水灾，而这个解县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盐产地。盐在古代属于硬通货，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盐和铁都由政府进行专卖，它也是关乎国家兴衰的重要财政来源。特别是在宋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情况，经常出现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向商人寻求帮助，于是盐的专卖制度演变成了“通商法”，也就是国家把售盐业务委托给商人，然后向商人征税。宋代财政收入的八成用于军费，而盐税在总收入中整整占了五成。

晋商作为京城与边境间最大盐池的盐商，他们积累巨大财富的方式并非直接卖盐。在古代，晋商卖盐收的是铜钱，而国家缴税用的是白银，铜属于稀缺资源，有时甚至需从日本进口。所以晋商会有意拖延缴税时间，等铜钱升值后赚取巨额差价。这种略似曾相识的思路，和今天的房地产商十分相似。

晋商发展壮大了，然而其政治地位却不高，始终遭受儒家传统的“士农工商”观念的贬低和压抑。于是，他们推举出山西老乡关羽当作精神领袖。一方面，晋商在做生意时注重人际关系，强化同乡商贾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地缘联系，以期望能够早日达成共同富裕的目标；其次，关公所秉持的“忠义诚信”精神，与晋商在早期创业阶段所秉持的以信为本、以义取利的商业精神恰好相契合。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山西会馆的浮雕上，能够看到清朝晋商在多伦地区进行经商活动、举行聚会、开展娱乐以及进行议事的情景。

看到这里，在很多人心里或许会认为，宋徽宗对关羽的爱得打个折扣了。当然，我们无需去证明他到底是不是关羽真正的粉丝，只需明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道理。晋商与朝廷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甚至能够跨越朝代的更替，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儒教得以复兴，关羽因喜爱《左氏春秋》而被塑造成为儒将的代表。所以，不能说关羽是能够打通儒释道三家的神祇，而应该说在朝代不断更迭的过程中，背后的晋商能够随机应变，为不同的朝代提供财力方面的支撑。

关羽手持春秋的铜像 / Wikipedia Fred Hsu

鼎盛时期，大型都市、交通要塞以及商业重镇等地，晋商都将晋商会馆建成“关庙”那样的风格。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这样描绘：山西会馆的建筑巍峨壮丽，场面宏大堂皇，里面祭祀着关圣帝君。在议定重要商务事宜的时候，商人们会举行仪式。在签订大宗贸易合同时，商人们也会举行仪式。这些仪式往往在关庙的拜殿，也就是关公塑像前进行。商人们这样做的用意是，借关公的神圣威严，来约束同仁们谨遵规则，并且恪守信誉。

建关庙是对当权者号召的响应。明清时期，“拜关公”风潮在统治者的推动下愈发激烈。商人资助州府修建关帝庙或关帝祠，这无疑是他们亲近当权者的极好机会；而对当权者而言，关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财神爷”。

辽宁鞍山海城有山西会馆，它始建于清代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之后，在海城的山西商人捐资对其进行了修缮，将其作为山西会馆。

在晋商的带动之下，江西商人、徽州商人、北京商人、闽粤商人等都纷纷进行效仿。有的在会馆中为关公设立殿宇；有的在地方积极地进行筹措并建设关帝庙。徽商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甚至还独自参与了万历年间苏州府嘉定县澄江门关庙的修建工作。

台岛学者颜清洋曾评价：关公成神，属于英雄武将成神的一种情况。然而，关公成神之后，其神格不断提升，这是英雄成神中的特殊例子。关羽能够成为如今全能之神，背后山西老乡的作用不可忽视。直至今年，香港的山西商会还定制了 20 尊 20 寸的关公像，准备在香港筹办关公节。

关公南下驻扎

关羽从武将逐渐转变为财神，这一过程不难被发现。可以看出，只要市场存在需求，神仙的功能就能够立刻进行升级。

嘉靖年间，倭寇频繁来犯。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带的居民深受其扰。关羽有晋商作为后盾，成功地将前代武神姜子牙挤掉了，从而广受人们的青睐。当地的官员和百姓纷纷开始筹建关帝庙，希望借助战神的庇护来讨伐倭寇。“拜关公”在抗倭斗争之后开始大规模地盛行起来。

美国有关帝庙，澳大利亚有关帝庙，蒙古有关帝庙，南非有关帝庙。或者：从美国到澳大利亚都能见到关帝庙，从蒙古到南非也都能见到关帝庙。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政府只得开放广州、厦门、福州等东南沿海城市当作通商口岸。这一时期，大批洋货与中国本土产品在通商口岸相互交易。由此，大批商人在东南沿海汇聚起来。

此前数百年间，在晋商和官方的共同推动下，关公已然成为商人的“官方唯一指定”保护神。只要有商人的地方，就会有关公的存在。关公崇拜不但在东南沿海区域深深扎根，而且随着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业活动的盛行而发展得更为兴盛。

关公从山西启程。在《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他变得生动起来。在各地历经朝代的更替，以及商人和外敌的作用下，他逐渐深入到东南沿海人民的心中。甚至还登上了香港电影的银幕。

香港电影的一些不起眼的角落中，常常摆放着关公像。就如《黑社会：以和为贵》这部电影的剧照所展示的那样。

港片里的商铺老板们把关公当作“武财神”，他们坚信在家中摆放关公像能够起到辟邪、镇宅以及招财的作用。香港的警员则看重关公具备“忠、义、仁、勇、信”这些品质，将关公视为“武圣人”。

这些都是香港市井生活的真实体现。香港警察杂志记载，从 1931 年起，警员就在警局供奉关公像。许多老一辈警员每天到警局，都会首先向关公祭拜。2016 年，香港某警局局长不顾同事的反对，坚决移走了警局内供奉的关公像，这引发了当地警员的集体抗议。最终，这位局长在压力之下，只能将“武圣人”重新挪回原来的位置安置。

香港新界区存有以关公为主神的庙宇，以下是这些庙宇的列表：《本地论俗——新界华人传统风俗》。

香港新界现今有十三座以关公为主神的庙宇，而关羽的家乡山西运城市只有关帝庙三座。所以有一群看着港剧港片长大的电视少年会说关公应该是个香港人。

广东、广西、福建以及台岛等东南沿海地区除了香港外都普遍盛行拜关公。两广的人以及福建等地的人，甚至因为某类螃蟹后背有着特殊纹路且与关公脸谱相似，所以将其称作关公蟹。

聪明关公蟹以及伪装关公蟹，出自《中国动物图谱》甲壳动物（第二册），作者为冯钟琪。

然而，近代史所书写的内容，不仅仅有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有诸多的苦难和冲突。

以香港为例，在 1842 年到 1898 年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先后把香港岛以及九龙半岛割让给了英国。1941 年，日本进犯了香港。台湾岛先后被法国和日本侵占了几十年。处于动荡之中的香港以及台湾岛等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信仰的力量。

一个战神能走进当地渴望和平的民众心里，这是再没有其他事物能比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既供奉关羽，又将关羽当作抵抗外侮的符号。1895 年，日本曾因中国人在关帝庙结盟抗日这一事件，在台岛大量拆除关帝庙。

四天前，印尼东爪哇揭幕了一座关公像，其高度为 30.4 米，耗资约 126 万人民币，这些费用全部由当地土班县关圣庙的华人捐献。这座巨型关公像很快引起了当地部分其他宗教人士的抗议，他们称“关公对建设印尼没有贡献”，还有人称这座关公像是华人掌控印尼政府的象征。

印尼人民如果了解到关公信仰被塑造的历史，想必就不会再对这个完全按用户需求定制的神仙感到惧怕了吧。

参考资料：

[日]渡边义浩，由李晓倩进行翻译，这本书是关于关羽的，由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时间是 2017 年。

[2]颜清洋,从关羽到关帝,远流出版社,2006

傅含章论述了商人的关公信仰。此论述发表于 2016 年 7 月的东海大学图书馆馆刊。

施志明的著作《本土论俗——新界华人传统风俗》由中华书局于 2016 年出版。

刘海燕对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于南开学报（哲社版）2006 年 1 期。

五代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卷 11 中记载了关三郎入关之事，此为丛书集成初编本的内容。

[明]谢肇淛的《文海披沙》，其卷 4 为《关王神》，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的第 1130 册。

[8]五杂俎, 卷15 事部三,上海书店,2001

明会典的卷 93 属于礼部五十一，该典籍由江苏广陵古迹出版社于 1987 年出版。

[10][清]赵翼,咳余丛考

[11][清]张焘,津门杂记

包诗卿对明代关羽信仰传播的基础进行了论述，该论述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 年 9 期。

包诗卿研究了明代的军事活动以及关羽信仰的传播情况，该研究成果发表于 2008 年 5 月的《中州学刊》上。

葛继勇和施梦嘉研究了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该研究成果发表于 2004 年 9 月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

编辑 邱小奕

浪潮工作室出品

关云长与伽蓝菩萨

伽蓝菩萨圣诞日，是中国民间祭祀各供奉土地神的风俗与印度佛教护法神信仰高度结合融会的一种境界。它体现了典型的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形态，也体现了典型的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心理。

在印度原有的佛教信仰里，没有突出有专门负责供奉伽蓝菩萨的情况，也没有专门负责伽蓝菩萨信仰的说法。不管是南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没有在寺院中设置伽蓝殿的说法。但是，在汉传佛教寺院中，一般进入寺院后的第一眼，就能遇到伽蓝菩萨的殿堂。宋代寺院一般将祖师殿与伽蓝殿分建于禅寺法堂两侧。据百丈怀海禅师的禅门《清规》卷二记载。伽蓝殿内供奉伽蓝守护神。民间多数寺院供奉的是土地神。土地神被当作伽蓝守护神而受祭祀。所以民间把伽蓝殿称作土地堂。这一建制在明代仍被延续。

普通的佛教信徒更加陷入迷惑之中，原因是汉传佛教伽蓝殿所供奉的伽蓝菩萨，竟然是握着青龙偃月刀且留着长长飘逸美髯的关云长，仿佛被云雾遮蔽了一般。关羽从“三国”的“演义”里走出并进入佛门，他成为了佛教信仰中的一尊菩萨，还担当起土地神的职责，一千多年来一直享受着寺院的香火供养。这种供奉形式既激起了众多佛教信徒强烈的好奇心与亲和感，又让人有仿佛进入《封神榜》那样奇特世界的感觉。问题在于，这是否意味着伽蓝菩萨的信仰具备一定的戏剧方面的效果以及演义方面的情节呢？并且正因如此，对于整体的佛教信仰来说，伽蓝菩萨的信仰是不是属于纯粹的华夏民族民间信仰风俗习惯所产生的呢？是否就可以对其不予重视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在印度肯定见不到菩萨系列中有关云长这位以仗义忠诚而闻名于世的美髯英雄。然而，对于伽蓝菩萨是有明文记载的。伽蓝在印度梵文中，指的是寺院堂舍的统称。从其含义来看，可以直接译为僧园、僧院。在佛教律典《十诵律》中对伽蓝的原意有解释，即“地法者，佛听受地，为僧伽蓝故，听僧起房舍故”。伽蓝是“僧伽蓝”的简称。由此可知，在印度佛教典籍里，伽蓝原本指的是能够供众僧居住的房舍，也就是名为毘诃罗的土地。之后，它的内涵得以扩充，变成了包括土地及其建筑在内的寺院的总称。

印度佛教里寺院有护法神。中国传统民间神祇信仰中有土地神。被称为伽蓝菩萨的护法神是护持道场的。赵宋时代的道诚法师在《释氏要览》中说：七佛经里讲，有十八神守护伽蓝。这十八神分别是：一为美音；二是梵音；三叫天鼓；四称作叹妙；五是叹美；六为摩妙；七是雷音；八像师子；九叫妙叹；十为梵响；十一是人音；十二是佛奴；十三是叹德；十四是广目；十五是妙眼；十六是彻听；十七是彻视；十八是遍视。道世法师说：寺院已经有十八神守护了。显然，在印度佛教信仰里，伽蓝菩萨并非专指某一尊菩萨，而是包含了护僧护寺的诸多护法神。当然，对于《七佛经》中这十八护法神的来源，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些查阅。中国佛教译典里，有一部是赵宋时代法天法师翻译的，这部经显然是关于从燃灯古佛到释迦如来的七大佛传记，名为《七佛经》。然而，道诚法师在这里引用的，不是这部《七佛经》，而是东晋时代佚名译者翻译的《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在这部经的第三卷中，记载了护僧伽蓝神的咒语。众多护持寺院的护法神构成了集合名词伽蓝菩萨或伽蓝神，所以其所谓的圣诞日也就无从谈起。然而，汉民族的家族血脉文化根深蒂固，在这其中，对于一个人的生日，似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重视，因此有不厌其烦地为所有佛教、道教中的神祇或圣人们确定诞辰，并进行纪念祭祀、礼敬的信仰风俗。因此，给伽蓝菩萨确定一个生日，不是说众多护僧护寺的护法神真的在这一天诞生，而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节点，用于纪念众多护法神、向护法神回向、礼敬护法神。实际上，在宗教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为重大事件确定纪念人，为心中神奇或功勋卓著的传奇性事件、人物确定诞辰日，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其次，汉语佛教典籍对伽蓝菩萨有反映。著名的宁波天童寺的费隠通容禅师的再传弟子何一禅师，在他的《语录》里明确说：伽蓝菩萨愿力宏大深厚，用什么来验证呢？灵山记莂、拥护法社。伽蓝菩萨的愿力得到了佛陀在灵山说法处所做的记莂，它是拥戴和护卫法会场所的菩萨；并且在更早的唐代道世法师所著的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有这样一则记载：“还有一位尼姑，也进入禅定而一动不动，各自经过了多年，圣迹伽蓝菩萨、圣僧以及仙人仙华经常被人看到。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别的篇章中，怎么能不相信呢？”伽蓝菩萨是护持佛教信仰场所伽蓝的护法神祇，其信仰早已在佛教信徒心中扎根。印度佛教中护法神数量众多，所以没有专门供奉伽蓝菩萨（即护法神）的殿宇；而在藏传佛教中，每所寺院都有护法神殿，不少大寺院还有不止一座护法神殿，里面供奉着各种护法神。但是，只有汉传佛教的寺院中能见到被称为伽蓝殿且以关云长作为护法神象征的情况，并且这种情况较为普遍。由此可以看出，在寺院山门内侧设置伽蓝殿并供奉关云长为护法神象征的这种格局，毫无疑问是典型的中国化佛教信仰形式。

隋唐之后，关羽被演化为伽蓝菩萨的化身。在《三国演义》里，关云长被描写成忠勇兼备的人，后代逐渐将他固化为忠勇武将的楷模。其成为伽蓝菩萨之形象，缘由其一为忠勇护卫君主的优秀品质。在佛教寺院中，它被当作护法神供奉。这也是汉语语境下佛教信仰的体现，用其形象告诫佛教的四众弟子，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僧俗男女，都要见贤思齐，要像关云长忠勇守护君主那样，守护好佛教的伽蓝，护僧、护寺、护道场。

关羽成为佛教伽蓝殿供奉的护法神，这是一段有着独特经历的传奇。这段传奇颇为离奇。

宋朝志盘禅师撰写的《佛祖统纪》记载，大概在隋开皇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五九二年的隆冬腊月，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即智顗法师）来到荆州。有一日，他正趺坐入定时，突然天地变得昏暗，风雨开始怒吼，在定中他听到“还我头来！”“还我头来”发出凄厉叫声，原来是“关公”被东吴敌军斩下头颅，之后头颅被送到曹操处，他愤恨不平，便率领鬼神眷属四处找寻自己的人头，呈现出恐怖景象，以此扰乱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以佛理导化并反问：“关将军，你过去曾砍无数他人头颅，今日为何不去还给别人的头呢？”开导之后，大师实时向其讲说佛法与因果之理。“关帝”深明大义，听闻佛法后立刻明白，心生觉悟及惭愧之情，接着向大师求授五戒，正式皈依成为佛法的弟子，并发誓愿以其精忠之心去护持佛教正法，成为护法。这位忠义英雄人物备受中国人敬重已有千多年，从此以后，他便成为了佛教的“伽蓝菩萨”，并且与“韦陀菩萨”一起被称为佛教护院的两大护法神。

更为奇特的是，大唐时代藏区开始与中原内地进行全面交流。在宗教文化交流方面，不但带去了禅宗，而且很可能也带去了关于关公的信仰。藏密中存在“关公”密法仪轨及密咒并流传开来，并且将其视为正信大护法菩萨而加以敬奉，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在藏区佛教信仰里，关云长要么被当作一尊古佛的再来者，要么被明确为“马头明王”本尊的眷属之一所化现；当代“大宝法王”十七世噶玛巴认同“关帝”为佛教的大护法，阿秋仁波切认同“关帝”为佛教的大护法，清朝的国师章嘉大师认同“关帝”为佛教的大护法，民国时代著名的诺那呼图活佛也认同“关帝”为佛教的大护法。特别是在二零零五年的大年初三这一天，十七世噶玛巴亲自撰写了《关公修持仪轨》，并且告知各个信众修持“关公”祭仪的方法之事。从这可以看出“关帝”是佛教中被正信的一尊大护法菩萨，为汉藏两地的佛法树立起了极为宏大的法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