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投资阶级流动的最大因素还是认知级别
投资这个活儿,说到底是要判断事物的三个属性。一是真不真?二是好不好?三是值不值?对真假的判断力至关重要,因为这关乎到饭碗的生死。判断对了,也许没有收益,但判断错了,可能会有严重后果。在真假层面,也许可以过滤掉一半。而在好坏的筛选上,能直接过滤掉 90%以上。“好”本身又分为几等几类,看似模糊,实际上需要很高的眼力。值不值是最为主观且缺乏标准的,有时即便运用复杂的数学模型也无法算出,而有时仅仅一句话就能够得出定论。从真到好是投资的进阶过程,从好到值则是获胜的关键所在。
95 分的极品类公司有其好的一面,然而也正是因为好得毫无争议,所以价格总是偏高。除非遭遇股灾这种泥沙俱下的情况,否则很难出现理想的赔率。60 分以下的公司容易呈现出便宜的价格,但其中的坑实在是太多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坑会越来越烫手,让人总是处于焦虑之中,需要变现。80 分的公司基本情况较为过硬,但总归还是存在一些重要的争议或者迷雾。如果对争议点的确定性进行了研究并予以肯定,那么市场所担心的折价将会在后续的证实过程中逐渐转变为溢价。
投资这个工作的实质在于探究社会某些断面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从技术层面来讲,是要在理解价值的基础上把概率和赔率玩好。这个工作必须追求真实、注重实效,既能洒脱自在,又能将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机会结识一些正直聪明的人,并且不用伤害任何人,就能体验到战胜的快感,这才是这个职业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而至于赚钱,实际上只是顺带的事情。
对事物的认识有不同的级别,有点状、线状、网状和阵列。点状认知是碎片化的;线状认知开始用逻辑将点串连起来,但线条间缺乏联系;网状认知能将逻辑线索形成较宽阔的覆盖且能自圆其说,但只涉及事物的某个断面;阵列认知先寻找底层规律作为基础,然后向上抽象出核心变量条件,再往上形成认知边界,这其实就是一种方法论。对事物的认知也只有达到方法论级别,才能说“懂”。
投资为何亏多赚少呢?不谈及人性方面的问题,仅仅就对投资的认知而言就能够分出胜负。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凭借“点”来赌大小。一部分人是用“线”去撞大运。少数人拥有“网”,能够捞到一些鱼。而长期能够赚大钱的人绝对都是持有正确方法论的。所以,影响投资阶级流动的最大因素依然是认知级别。
常常能看到类似这样的话语:中国股市能依照美国的经验来做吗?所谓价值投资难道不是在自欺欺人吗?连大笔分红都无法做到还谈什么价值呢?倘若巴菲特来到 A 股,他也肯定会亏得很惨,你相信吗?没有制度的改革怎么可能会出现大牛市呢?所有的股民只不过是被收割的弱小生命,别再做美梦了……实际上,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尽管我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那都不是我的过错!
过去三十年也好,未来的十几年也罢,在具体某个时机以及资产类别或者职业机会方面没把握住机会,都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但绝对不能在战略上错失中国。一时的错过并无大碍,这个时代总会给予你下一次机会,并且因为体量足够大,只要抓住一次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因为狭隘和悲观而在各个方面都错失机会,那就惨了。在机会最为丰富的时代没有想清楚,等到未来想清楚了,也已经来不及了。
其实很多东西,像投资的大道理等,都属于“正确的废话”。然而,大多数人平庸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仅仅看到了“废话”,就直接轻视了“正确”。那什么是不废的呢?真正的专业大部头书籍,以及各种枯燥的数学模型、抽象理论和艰苦的学习过程,又有几个人去看呢?但奇妙之处就在于,当你看过、学过并了解了其深浅之后,再来看那些大道理,就会既觉得正确又不觉得是废话了。没这个修养打底,人家千锤百炼出来的东西看着也是废话一箩筐。
顺势而为与逆向思维看似是矛盾体,实则属于不同的决策层次。顺势乃长期战略层面需考量之事,于大方向上绝不可违背历史潮流,需坚定地站在大势所趋的那一边。然而,首先不同行业的势之节奏通常各不相同,其次即便方向已然确定,其演绎过程也时常会有剧烈的波动。所以逆向思维是在战术层面去选择一个聪明的时机来介入某个“势”。它能够规避过热买入而导致的低估情况,以更好的赔率参与到具有高确定性的未来当中。
波动不应成为管理目标,然而风险必定是核心管理目标。事实上,通常情况下,若能巧妙地管理风险,净值在年度层面很少会出现大幅波动。所以,单纯地谈论熨平波动自然是不明智的,但动不动就说波动完全不可控且无法控制,大概也只是风险管理能力差的借口。被逼至绝境后再获胜是个不错的故事,但这样的净值曲线并非复利的良好践行者。这种特质从时间角度来看,拉长后大概率还会有下一次处于绝境的情况。然而,谁能确定每次都能拥有逢凶化吉、获得生机的运气呢?
真正严肃的投资是以必赢为目标的。同时,要在假设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且一定会犯错的情况下,还能大概率地赢。倘若稍微幸运些,就不仅能赢,还能够大胜。理解这看似矛盾的话背后所蕴含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就意味着投资开窍了。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致命缺点,那么就有两种选择。一是期待一辈子都不会碰到触发这个缺点的环境;二是希望能尽早经历一些挫折,让这个缺点真正暴露在自己面前。在投资的世界里,只要持续的时间足够长,那么第一种期待就只是幻想。所以,要么尽早通过挫折了解自己的弱点并一直坚守(这就是我所说的最好在熊市里进行职业投资的原因),要么在获得一定收益后就及时离开。
高概率需要依托于需求端的长逻辑以及供给端的高壁垒。高赔率通常出现在负面共识高度集中且隐含着高预期差的地方。高概率对象最为害怕的是被充分预期,不过好在它是时间的朋友,通过“等”字诀能够化解矛盾。高赔率对象最为害怕的是负面逻辑被证实,其机会在于正面逻辑强劲且在短期内难以被证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游戏。高概率与高赔率会产生共振,这是数年才会遇到的大机会。然而,很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在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会被暴跌吓得失去了理智,甚至尿裤子。
每个周期回头去看,会发现最好的卖出时机是不断出现利好,即便利空也会被当作利好。此时行情已经演化了很长时间,且市场一致性预期达到最高。而最佳的买入时机是天天都有利空,甚至利好会被解读为利空。同样,行情也已经演化了很长时间,市场一致性预期也处于较高水平。事后看来都较为容易,然而身处其中时,却需克服极为巨大的群体效应以及惯性思维,还需在压力之下依然具备理性与常识的能力。在顺周期内获得的钱,大多是凭借运气,而历经多个周期考验后所赚到的钱,才是真正的能力。
有一句话这样说,对于一项投资,常常会经历从看不见,到看不起,再到看不清,最后到看不懂的过程。如果只是观看的话也就算了,最让人害怕的是在看不懂的阶段就开始等不及了。绝佳的投资机会肯定不是靠追赶得来的,而是靠捡拾而来的(通常在这个时候大众处于看不见或者看不起的阶段)。最为常见的错误投资行为,是价格越高,胆子就越大。高价时才开始乐观,这表明一直没有看懂,并且还生怕错过下一波。如果既缺乏眼光,又管不住情绪,那么超额收益就只能寄希望于好运了。
所谓看透永远是相对的,不确定性永远是绝对的
17 年存在一个有趣的巧合。在 2012 年,茅台是新高成长股,当时它们处于哀鸿遍野的状态。并且在那时,主要热捧的是消费和医药等弱周期概念。特别是下半年那段时间,情况非常惨烈。然而,熬过那段艰难时期之后,迎来了整体流动资产 5 年 7 倍多的舒适日子。这次同样希望通过短期的净值波动,再次换来一个类似于 12 年的战略机会。市场是一个“奇怪”的所在。难受的时候,其难受程度总是超出你的想象。而当必然的欢畅来临之时,其美好程度也总是比你最乐观的期待还要高得多。我们要坦然接受这一点,也要坦然享受这一点。
有人说投资无需费力,直接闭眼买入茅台就行。实际上,从茅台 12 年的收盘价到现在,仅仅是 4.5 倍。并且还得先承受 45%的下跌,前提是买在 12 年的收盘低点位置。倘若买在 12 年创新高的 9 月,5 年到现在的收益率不足 2.3 倍,在此期间遭遇的最大回撤达到 60%。如果这些你都能忍受,那么其他可供选择的机会简直太多了。
其实我的意思是,投资这钱挺好赚的,同时又并非像你回过头去开上帝视角那般轻松。说它挺好赚,是因为把握住根本之后,波动所带来的更多是机会。每次表现的细节虽各不相同,但每次底层的规律却是一样的。说没那么容易,从上帝视角看,人人似乎都能做到逃顶抄底。然而,回到当时的实际场景中,并且一路真切地走过来,你所该承受的煎熬和忍耐,是无法躲避的,任何情况都不例外。唯一可能有例外的那几个人,恐怕你还没有重仓持有他们的资产。所以,在投资这件事情上,该承认的就必须承认,不能固执己见。
如果没有什么是可靠的,那就依靠那些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好公司。如果对什么都不抱有相信的态度,那就相信那些估值非常低的情况。如果已经把一切问题都思考清楚了,那就把最终的结果交给时间去检验。
吉姆·奥肖内西是《华尔街股市投资经典》的作者,他认为主动型投资者需要具备七个特质,其一为要有长期视角,其二是要注重过程,其三是不能预测走势,其四是要有耐心和坚持,其五是要有精神力量,其六是要相信概率,其七是要有纪律性。我个人对此非常认同,并且从中能够发现,成功的主要挑战都来自高度的自我约束,而不是专业知识,因为专业知识只是基础而已。从长期来看,投资是一个注定会在风光与困难之间反复循环的游戏。谁都能够在顺境中谈笑自如。然而,当必然会出现的巨大困难来临之时,上述的七种武器确实是最为至高无上的赢家法则。
从投资能力评级方面来看,三国之中,可能非司马懿莫属成为第一投资大师。其一,他活得足够长久,完整地穿越了曹操、曹丕、曹叡、曹芳这四个周期,在市场中就如同一只不死鸟。其二,他一生都很稳健,几乎从未有过重大的失败,面对强大的敌人孔明,虽然曾经吃过亏,但凭借着极强的耐性最终取得了胜利。其三,他在克制曹爽时,也展现出了极深的城府和耐心。一生虽没有孔明和郭嘉那样纵横天下的惊艳表现,但是几乎没有破绽,并且有着骨子里的稳健,将人生的复利发挥到了极致。
当我们谈论看透未来时,需知晓一年半载属于未来,十年八载也属于未来;有点起色是未来,大梦想大奇迹同样是未来;模糊的定性是未来,精确的定量也是未来……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看透”这两个字。此外,所谓的看透始终是相对的,而不确定性则永远是绝对的。能够理解并处理这种矛盾,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做出高确定性的决策,便是悟性。
很多时候在选择放弃还是坚守一个公司时,并非只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契合度的问题。有些公司的经营节奏清晰且可预期,成长的逻辑性极为强烈,对于其每一个重要进展,你都能够理解并且赞赏,即便这类公司并不时常超预期,你依然会很喜欢。与之相反,有些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令人惊艳,但却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或者会让你内心深处产生疑惑和不安,这类公司大概率是很难让人坚持一路同行的。
未来A股的投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来自创新和科技领域
经济发展至这个阶段,衣食住行的历史性机会已基本充分展现了。这并非意味着在这方面没有收益了,而是未来不要对这方面抱有太大的期待去寻找大机会(车是个例外,由于几个重要因素叠加,它还有充分的长期机会)。美国股市这些年的状况表明,未来 A 股的投资机会将越来越多地源自创新和科技领域。技术创新以及颠覆的商业模式,其不确定性都比衣食住行这类基础需求的不确定性大很多。同时,市场机构化进程在加快,这就使得未来我们将要面对的是获得超额收益越来越艰难的局面。
在这样的环境中,年轻一代具有优势,他们对科技和消费高度敏感,更擅长理解新鲜事物,并且学习能力也更好。然而,他们也容易过分激动和毛躁。老手们最为宝贵的是对投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拥有过往宝贵的经历,他们能够沉得住气。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但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变化迟钝和保守的一面。所以让年轻人多去做研究,让老手多去做最终的决定,这或许是一种理想的搭配。
AI 对投资人存在威胁。我认为,在指数投资和套利这类高度依赖客观数据与执行力的领域,用不了多久,AI 就可能展现出相对于人类的极大优势。而在成长类企业中,大量涉及管理者品格能力定性、长期商业前景判断、合理赔率设定等高度主观和具有不确定性的领域,AI 的侵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数据有一天会渗透到人类生活和商业行为的各个缝隙。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把资产交给 AI 去打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有个说法挺有意思:如今中国的 BAT 以及美国的 FB、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的大老板们聚到一起商量事情,这种情况可能比 G8 的首脑会议对全球的影响还要大。看似有些夸张,但在科技爆发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诞生的这类企业巨头,其未来的影响力确实有可能超越强国。没准哪天会像《生化危机》中的伞公司那样,也可能像《异形》里的维兰德 - 汤谷公司那般,兼具救世主和恶魔的特质。
看《华尔街》和《华尔街之狼》这类电影,其中存在各种黑暗龌龊的现象。然而,大 boss 从根本上还是依托基本面,甚至还要探讨价值,只是会进行内幕交易和包装夸大。而在《大时代》和《股疯》这样的东方故事中,股市被演绎成了各种神秘技术指标的展示以及天才的表演。我认为这一方面体现了制片与导演在金融专业素养方面存在差距,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广大观众所喜爱的口味存在差异。
《至暗时刻》可让人瞧见在最为无望之际所面临的决策压力。实际上,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至暗时刻”,要想从中走出,都必须凭借勇气和意志力,简而言之就是要能够承受得住。就如同丘吉尔所言:不存在最终的成功,也不存在最终的失败,唯有始终坚定信念继续前行的勇气。
爱思考是好事。但思考与乱下结论不同。对于复杂事物,思考首先要做的是认清其复杂性,要了解这一事物影响的相关因素、内在联系以及主要矛盾。
重仓中国,重仓人才,重仓未来,我高度认同
这两年调研观察了一些公司的掌门人。我感觉这些掌门人除了具备与国外同行类似的企业家精神之外,还拥有一些独特的家国情怀。我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这代人曾经深切地感受过民穷国弱的那个时代,同时又亲眼目睹并且参与了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与崛起。这种与众不同的历史体验,赋予了他们格外深厚的历史使命感。正因为如此,他们拥有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推动产业实现突破,他们将会接过接力棒,完成中国从贫穷到富裕再到强大的这一历程。当然,到了 80 后以及 90 后成为企业家来掌舵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视野能够推动全人类拥有美好生活。
中国的大发展牛市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在绝望中爆发”。之后经历了不少沟沟坎坎,但一直保持着上升的态势且斜率较好。直至今日,中国一路超越各个老牌强国,然而世界对于中国的牛市预期仍处于“在犹豫中发展”的阶段。国内对此更为悲观,诸如文化不行、制度不行、信仰不行等说法都还有市场。从预期角度看,国内外对中国发展的预期都存在不足,离“在疯狂中死亡”还很远。
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总有人质疑我是否盲目乐观。我想说,倘若在 80 年代初乃至 90 年代中,能够看出中国的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那可算得上是高人。而如今,倘若你还未意识到中国未来 20 年能够达到的高度,那就太缺乏对趋势的敏感度了。此时,最大的问题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对时代趋势视而不见。其实回顾历史和分析数据可以发现,只要中国不进行各种瞎折腾的运动,以这样的体量、这样的综合素质以及这样的国际环境,要是混不起来,那真的是出乎意料的事情。
高瓴资本的张磊在最新的访谈里认为应当重仓中国,要重仓人才,也要重仓未来,我对此高度认同。在未来的十年里,或许会是改革开放以来这波大上升周期中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到了 2030 年往后,将会处于一个高平台状态,但很难再出现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高弹性了。而现在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战略乐观。
中国高速发展到如今,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无论去到世界上哪个被传说中最为繁华的地方,也仅仅只是觉得“额,不错”罢了。相反,海外的一些纯净自然所在,却更能带来震撼之感。现在前往一些海外高端旅游目的地,能明显察觉到游客主要由欧美、中国、印度这三大群体构成。不同的目的地,其构成比例存在差异。然而,与这三大主力相比,其他的日韩、中东地区的游客数量都比较少,而其他地区的游客更是极为罕见。世界形势正朝着浩荡且不可阻挡的方向发展。
很多人回顾过去的几十年,在实业、房产、投资乃至投机等方面,常常能看到一些大机会。他们总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要是自己能早出生二十年,回到某个特定的年代,就一定能够把握住历史机遇,从而实现发家致富。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第二,实际上,二十年后的年轻人也会念叨,如果能穿越到今天就好了。然而,对于今天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似乎并没有什么作用。
当前主要社会矛盾被定性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以前长期以来的主要矛盾被定性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因此,以前长期的执政方向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追求快速的 GDP 增长)。未来,在经济建设到今天的情况下,不平衡的地方和不充分的地方将成为主要被解决的方向。思考一下所谓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定性的变化会带来执政侧重点的改变,这种改变又会带动具体政策和考核标准的变化,进而调动各项社会资源投放的此消彼长,这就是所谓的大势所趋。
过去投资中国公司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参照国外发展历史来寻找类似的公司。然而这些年,一些公司在细分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往前看,它们已处于无人涉足的领域。并且这类公司大多是由创新驱动的,这或许意味着未来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将更依赖于商业洞察力以及对行业的穿透能力,需要习惯于在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去寻找超额收益。
投资有时与找对象相近。首先得有合适的人,接着要在恰当的时间相遇,之后还需有适宜的环境供你们相处。最让人失落的是始终未等到那个合适的人,最感遗憾的是遇到了却在错误的时间,最觉难过的是有了正确的开始却因各种环境的干扰而以错误的方式结束。缘分具有偶然性。要提升获得好结果的概率,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让自己具备能够匹配那个好结果的能力。
外企在二十年前属于职场的贵族阶层,然而近些年来,其势头似乎越来越衰弱。从薪资待遇方面来看,已经被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和独角兽类公司超越了。最为关键的是,发展趋势的差异还会不断地扩大。感觉职场新人应该谨慎地踏入这个领域,因为等过了十年,晋升到中层职位时,或许正好赶上外资企业的大滑坡,到那时就会非常凄惨。当然,如果只是进入外企学习两年以保持自身的灵活性,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我现在依旧处于原先的职业轨迹当中,真的觉得往后再展望十年会让人感到很犯愁。如今不管是私企还是外企,到了四十五岁往上,如果还没有晋升到准高层的位置,确实很难看清未来的发展。然而,高层的编制数量就那么有限,大多数人的归宿究竟在哪里呢?依据统计数据,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工作机会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中国的公司不存在终身归属的文化,国家的各项保障也仅仅处于基本水平,并且未来还面临着入不敷出的情况。现在的 70 后正习惯着中产阶级的高杠杆和消费主义,80 后也正习惯着中产阶级的高杠杆和消费主义。等这代 70 后到 50 岁往后的时候,面临的情况似乎并不乐观;等这代 80 后到 50 岁往后的时候,面临的情况似乎也并不乐观。
解决危机有两种办法,一是投资自己,二是投资国运。若职业前途良好,属于越老越吃香的行当,那就不能停下追求诗和远方的脚步。未来的高度取决于职业含金量能否持续提升。倘若职业前景一般,学会借助国运和经济大势以四两拨千斤便是关键。因此,投资在未来并非一项特殊技能,而是一种必备的技能。技能的高低会决定未来的生活处于何种级别。有可能是自由级别,也有可能是舒适而游刃有余级别,还可能是高压力高焦虑级别。
香港此地个税很低,其他方面基本免税。然而,极端变态的房价以及依托于此的租金,是一种谁也无法逃避的另一种赋税,实际负担极为沉重。在国内之前,虽然各种苛捐杂税较高,但一方面房价的绝对值很低,居民的收入增长又很快,所以情况还可以。但这几年,房价的绝对值已与香港、纽约相媲美,其他赋税下降的空间极小,眼看着地产税在这几年就要实施了。这种搞法之下,经济和收入能够保持高增速,就好像是靠着致幻剂在支撑着。然而,一旦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增速开始下降,收入的预期也随之降低,真不知道届时会有多少人不得不住进笼子呢?
我认为成为一个既聪明又善良的人,其门槛是很高的。那么,首先成为一个不愚蠢并且具有道德自律的人,应该是最基本的追求目标。如果说聪明意味着总是能够智慧地发现真相,那么不愚蠢至少有机会明白事理;如果善良是一种广博的温厚和怜悯,那么道德自律至少会对恶产生厌恶。人活在世上一辈子,总应该对自己的境界有一些追求。拥有这种追求的人多了,大家都会活得更有质量和温度。
中国当前的管理能力存在明显反差。一方面,在国家级重大项目的管理上表现极为优异;而另一方面,在日常的社会管理中却时常显得粗糙且粗暴。这实际上表明,在精英层可掌控的范围内,凭借决策果断、执行有力的体制优势,确实能够成就大事。在更广大的基层以及日常社会管理范畴当中,管理者普遍存在不够专业的情况,甚至素质也较低。他们经常要么对事情不闻不问,要么在出了事之后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基本上不具备进行精细管理的能力和手段。这个矛盾使得在这个时代,一方面总是能够创造奇迹,而另一方面却总是在制造痛苦与艰难。
这或许表明,甘蔗无法两头都甜。中国的优势与特长在于自上而下,这种管理模式结合精英管理,具备强大的效率优势且便于执行短期有争议但长期有益的战略。然而,自上而下的模式,其天性决定了它不擅长关注细节,也难以对下面广泛而复杂的差异化需求做出回应,所以在高效的同时显得较为冷酷。反过来也存在相对的问题。因此,很难评判什么是绝对正确的。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从不将某个体制视为信仰。我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主要矛盾是不同的。因此,管理的能力侧重也应该不同。在穷得都穿开裆裤的时代,效率和改变命运是最为重要的,其他所有的分支都是无意义的。而在富裕的时代则恰恰相反,完全不应该为了再创造财富而牺牲公平正义和自由。中国具有复杂性,处于长久贫困刚刚开始富裕的中间阶段。在这个阶段,效率肯定不能舍弃,然而也需要去寻找与公正社会相衔接的点。政绩导向、法制以及教育,或许是这一阶段的关键所在。
这次中美贸易战的最佳结局,就是两面放开
这次中美贸易战的最佳结局是两面放开。其一,中国要更加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同时放开更多的市场空间;其二,美国需要放开更多的高科技出口。这样一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能够得以缩小,这首先解决了当下的紧迫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市场能够引入更多具有活力的力量,就像鲶鱼一样。历史已经证明,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竞争,最终的赢家往往是民营经济。这样一来,未来相关产业会在竞争中得到历练并得以提升。同时,经济结构会得到改善,并且民营经济占比也会提升。真正的大赢家正是如此。
贸易战要看立场。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对现状有多不满,都应该盼望中国顺利解决贸易战,而不是看笑话。这是因为我们的利益与贸易战息息相关。只要继续在科技领域努力,坚定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中国的未来就会一片光明。这个进程不会被他人阻断,关键是不要在面临压力后又走炒楼、放水、吸毒这些老路,那才是最大的隐患。只要不自己作死,其它都不影响通关。
在这次美国针对中国的高技术新兴产业采取行动之前,中国资本市场只是热衷于追捧一些老蓝筹,仿佛未来根本与新兴产业无关。即便一些有着强大竞争力且业绩良好的成长公司的市盈率降至 20PE ,也无人问津。仔细想想,这难道不是市场既不相信国家制造业 2025 战略规划的决心,又在嘲笑老美对此的警惕是多余的吗?全球两大顶级集团就这么被A股赤裸裸的diss了。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于 1945 年撰写了《印度的发现》一书。这本书的很大部分是在监狱中完成的。书中有不少涉及中国的内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多次表达出对中国文化的赞赏甚至是羡慕,认为中国文化超然于宗教信仰之上,相对印度传统更务实和理性。那时的中国正深陷于无尽的泥潭里。然而,作者在那个时候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中国人的品质和潜能终究会像美国人和俄国人那样优秀,这真的是非常大胆的。
我觉得,中国人应当特别珍视自身文化中那种不依赖于宗教信仰的特性。宗教只是众多信仰中的一种。对于中国人而言,世俗的道德标准早已成为融入他们血液之中的信仰。我们相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会让神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相信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不是为了寻求末日的救赎才去行善;我们相信君子和而不同,不会将某个真神视为至上,这样反而更能吸取多种宗教中的优秀思想,减少很多无谓的争斗,从而更容易融洽相处。看看历史,再看看这个依然混乱的世界,便能知晓这些品质是多么珍贵。
看到一个话题询问“穷人和富人的区别是什么?”我认为,富人已经将自身的高价值资源(像知识经验、社会关系、天赋特长、意志品质等)通过机遇和环境实现了货币化。穷人要么尚未掌握这类高价值资源,要么还没有机会将其货币化。一般来说,机会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本质问题在于高价值资源的获取与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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