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纷纷民不安，

东吴西蜀汉中原，

那曹操占了中原地，

刘备皇叔驾坐在西川，

东吴坐下孙权主，

六郡八十一州他占了江东的半边天。

这是“太平歌词”中有名的一段唱词。东吴到底有没有六郡八十一州，以及州大还是郡大，这些暂且不去理会。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换个角度来审视三国：三国之中既有刀光剑影，也有经济方面的暗战。曹操、刘备、孙权的经济政策，究竟是从谁那里获取了利益呢？

后汉处于乱世之时，那些枭雄们有的通过挖坟掘墓来养兵以增强自身实力，有的则搜刮民脂民膏，致使百姓出现“人相食”的惨状。袁绍袁术兄弟，只给手下吃桑葚河蚌，最终死掉了；董卓公孙瓒，筑成屯粮之地，也相继死掉了。曹操刘备孙权是踩着枭雄的肩膀站起来的，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将袁绍刘表刘璋等人都远远甩在身后的后浪，是因为他们具备一定的经济头脑。在任何朝代，打仗靠的都是资源，拥有多少粮食，就能拥有多少士兵。

​屯田收税超过百分之五十，曹操的盘剥是否很严重？

正史中，曹操的“摸金校尉”以及“发丘中郎将”究竟是谁呢？此问题并无答案。原因在于这两个军衔很有可能是陈琳所创造的。《为袁绍檄豫州文》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需要而对曹操进行了丑化，所以是不可信的，不能将其当作真实的情况。

研究史实有一个原则叫“孤证不立”。对于陈琳的一家之言，可以不予以采信。在正史中，诸曹、夏侯五子良将以及许褚典韦，都未曾担任过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然而，正史中记载了另外两位有经济才能的人，是他们制定了在当时切实可行的足兵足食政策。正是因为这一政策，曹操得以成为三国三巨头的老大，同时也让汉献帝刘协不再挨饿。

汉献帝兴平元年，即公元 194 年。大汉帝国的经济已然崩溃，此年谷物一斛价值五十多万钱，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

大河没有水了，小河就会干涸。地主曹操的家里也没有多余的粮食了。士兵们如果吃不饱肚子，就无法打仗。因此，曹操只好裁减新招募的吏兵：“乃罢吏兵新募者。”

没粮就裁员这种事只能有一次不能再有第二次，因此曹操急得厉害，头发不停地掉落。三十万黄巾降兵，如果都遣散了，很可能又会像张角那样引发祸端。

曹操在那时是否急出了头风病难以知晓。他将脑袋当作栏杆拍了又拍，却依然毫无办法，一筹莫展。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位经济学家挺身而出，向他献上了安邦定国的重大计策。

枣祗和韩浩这两个经济学家，他们为曹操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这个办法，使得曹操在中原得以站稳脚跟。即便在与刘备孙权的战争中遭遇失利，也不会一败涂地到无家可归的地步。

枣祗和韩浩为曹操想出的办法较为简单，简单的程度仅为两个字，即“屯田”。

屯田并非曹操最先开创，也不是到曹操就结束了，然而他无疑是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的一个。在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的时候，曹操正式下达命令，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屯田运动。他说：“要确定国家的方略，关键在于使军队强大、粮食充足，秦国人凭借重视农业而兼并了天下，汉武帝通过屯田稳固了西域，这是前代的优良范例啊。”

曹操当年在许下开始招募民众屯田，当年就见到了成效。当年就获得了百万斛的谷物。从那之后，州郡都按照惯例设置了田官。在各个地方都积累了谷物。在征伐四方的时候，没有了运输粮食的辛劳。于是就兼并并消灭了众多的贼寇。最终平定了天下。

曹操的屯田制度曾受过批评。有人称他收税太狠，实行官六民四的税制，即打下一百斤粮食，曹操会收走六十斤。

桓帝灵帝时期执行的是“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现在曹操却要拿走一大半。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曹操是在薅老百姓的羊毛。

但是仅就经济而言而撇开时代背景，那是不恰当的行为。在后汉的乱世之中，一斤粮食的价值就能决定一家人的生死。曹操提供了土地、耕牛和农具，接着收取百分之六十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是极为宽宏大量且让利于民到了极致，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对曹操怀有感恩戴德之情。

明末思想家船山先生王夫之总结出曹操屯田制具有六大优点，他感叹道：“有这六种益处，而粮食草料等物资的获取供给，能不让百姓在运输上承受沉重负担，屯田的益处真是广泛啊！诸葛亮在祁山时，也是遵循这个道理；姜维没能继承延续，所以导致了灭亡。”

王夫之对曹操的屯田制表示赞叹，或许是有感而发。倘若让李自成和张献忠在被裁撤之后去从事屯田之事，使他们能够有吃有喝，即便广种薄收也不至于饿死，那么明朝或许就能熬过那小冰河时代，而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或许此刻仍在白山黑水之间采摘榛子呢。

曹操采取藏粮于民、藏兵于民、藏富于民的办法，因此中原地区一直较为稳定。反观刘备所在的边远地区乃至腹地，以及孙权的领地，都很不安宁，原本的天府之国也被刘备父子搞得“益州疲弊”“民有菜色”。

刘备和孙权的经济政策，把百姓都薅成了光头强？

说曹操有薅羊毛的行为，当时的中原百姓大概不会认可。刘备和孙权这对关系，他们薅起羊毛的时候，那真是极为狠辣，把东吴和西蜀的百姓都薅得如同光头强一般。

刘备此人，读者诸君颇为熟悉。其一，他“很仁厚”；其二，他很会享受，比如“不甚乐读书，却喜狗马、音乐以及美衣服”。

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刘备确实是汉室宗亲，因为他与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极为相似，仿佛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刘备曾经经历过穷困的日子，因此当他得到天府之国西川之后，那些原本贫穷后来突然变得富有的人们表现得特别大方。他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以及关羽每人五百斤金，一千斤银，五千万钱，一千匹锦，其余的赏赐各不相同。

这些金银钱帛，是刘备按照正规的手续发放的奖金。荆州集团进入四川之后，早已获取了大量财物：当初攻打刘璋的时候，刘备与将士们约定：“如果事情平定，府库中的各种物品，我不会参与分配。”等到攻占了成都，将士们都放下武器，奔赴各个仓库争相抢夺宝物。

手下疯狂争抢，刘备的口袋变得空空如也。往后，他要与曹操争夺汉中乃至中原，还要灭掉舅哥孙权（此时刘备已决定不娶孙小妹，而是娶吴懿之妹）。这样的大规模战争，必然需要大量钱财。然而刘备有言在先，不能阻止部下抢掠，关羽在荆州看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刘备也开始像曹操那样为生计而发愁了。

曹操的手下有枣祗和韩浩。刘备的手下也有有才能的人，此人叫刘巴，他是个十分高傲的家伙，甚至敢瞧不起张飞。

汉末有位著名贪官之子，其父亲是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刘祥，因对百姓盘剥过度，民众奋起将他杀害。这位刘巴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绝户之计，他说：“这很容易，只需铸造直百钱，使各种物价平稳，让官吏管理市场。”

刘巴所说的事情很容易，实则是滥发货币。在金本位铜本位的汉末经济环境下，他用一斤铜造出价值百倍的货币，还强制老百姓使用，各级官吏拿着“当百大钱”去强制购买老百姓的东西，致使蜀中士民的资产瞬间缩水百分之九十九。

大户人家的情况还好说。而那些每天收入仅有一两个铜板的小老百姓就十分凄惨了。这就如同后来出现的金圆券和银圆券一样，原本一百块钱能够买到一头牛，可后来一万块钱却只能买到一包火柴。

这时候或许有读者会感到疑惑：同样重量的一个大钱能够当作一百个来使用，这难道不是很便利吗？

我们需置于当时的环境去看待问题：当时的金本位金融体系下，铜和钱在实际情况中是可以划等号的。这意味着铜既具备流通价值，又拥有实用价值。例如一个大钱是半两铜，这是因为半两铜大致等同于一个大钱。而现在，半两铜变成了一百个大钱，并且必须按照面值去购买百姓的物资，倘若百姓不卖给他，就会面临坐牢甚至被砍头的后果。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西川的百姓有一头价值一百个大钱的羊（仅为比方，价格未必这般便宜），被刘备的手下用一个“当百大钱”买走了。此西川百姓家中没了羊，便打算到曹操的地盘去买，然而“当百大钱”到了中原腹地却只能当作一个大钱来花——因为人家依旧按照汉朝的规矩，大钱“重如其文”。

于是西川百姓的一百只羊，经过刘备这么一倒手，就变成一只了。

刘备治下的百姓是够惨的。您要是没看到三国枭雄到底有多狠的话，那刘备的便宜舅哥比妹夫还要狠呢。孙权直接铸造了“大泉当千”。

这意味着，如果东吴和西蜀相互认可对方的货币，那么刘备所发行的当百大钱，到了东吴后，十个这样的大钱只能兑换一个东吴的货币。尽管东吴的“大泉当千”在重量上更重一些，但东吴还是在货币交易中处于吃亏的地位。

可是当时的老百姓并不愚笨，中原的曹操也不愚笨。东吴和西蜀的钱币流入中原后，依然按照重量来计算。这样的话，除了曹操所管辖的地区，另外两国的老百姓，就只能悲痛得哭不出声了。

《通志·食货》记载了有时间记载差异的一件事：吕蒙平定荆州后，孙权赏赐一亿钱，然而这些钱价格太贵，只是徒有其名。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知晓，吕蒙定荆州的时间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20 年），孙权铸造“大泉当千”的时间是赤乌元年（公元 238 年），二者时间并不相符。史料以此为例，意在表明：孙权赏赐给吕蒙的一亿大钱，历经十八年，缩水了一千倍，变为十万“大泉当千”。（铸新币必然需要大家将旧币拿出进行兑换），这些原本面值一亿的东吴钱，拿到其他地方使用时，仅能当作十万。

连功臣吕蒙后代的家产都要缩水千倍，寻常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

​结语：曹魏强而孙刘弱，差距不仅表现在地盘和兵力上

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枭雄的做法，经我们纵观之后，便能看出本质的差异。并且我们还能看出，曹魏势力强大，而孙刘势力较弱，这种弱不仅体现在地盘和兵力方面，也体现在政治远见以及经济头脑上。

曹操的做法是大家一起吃肉。我提供案板和锅灶。接着我吃大块的肉，你吃小块的肉。大块的肉和小块的肉相差不是很明显。

刘备的做法是咱们一同来烙饼，你提供米面柴炭这些材料，等烙好了之后，我吃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而把百分之一给你。

孙权的做法比刘备更进一步：我要吞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

如果把我们置于后汉三国年间，面对曹操、刘备、孙权所推行的薅羊毛经济政策，您会选择在谁的地盘上谋求生存与发展呢？

从当时百姓的角度来看，后汉三国的经济战呈现出一家欢喜两家愁的局面。至于到底谁家欢喜谁家愁，读者诸君必然也能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笔者个人理解，欢喜的肯定是那些原本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老百姓。曹操给了他们土地和生产资料，丰收时就多给曹操一些，歉收时就少给一些。即便一百亩地只打出一千斤粮食，自己还能剩下四百斤，这样一家三口就有粥喝了。

比例税跟固定税存在差别：丰年时大家一起饱，灾年时大家一起饿。倘若曹操定下的规矩是不论丰年还是灾年，一亩地都必须上交固定数量的粮食，那么估计老百姓早就前往刘备或孙权那里，将百钱当作大钱使用，将大泉当作千钱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