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影手札

2020/8/25

《八佰》与“三国文化”元素的

时代镜像

战争电影通常秉持“暴力美学”的原则，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电影行业审美和拍摄技术的提升，对战场真实性的还原，使得观众仿佛置身其中，这已成为战争电影的基准要求。因此，在踏入电影院之前，我已做好迎接这场战火洗礼的心理准备。

毫无悬念，即便离开电影院已有一段时间，耳畔仍旧回荡着枪炮的轰鸣声，我仍旧沉浸在电影所构建的“直面生死”的悲壮氛围之中……因此，尽管《八佰》中存在一些情节上的逻辑瑕疵（例如女学生身着白衣在夜晚游泳送旗），但其在“武戏”方面表现卓越，整部影片的基调和立意也达到了中等偏上的水准！

这部影片中，多处“文戏”展现出了颇具“写意”的韵味，诸如“小湖北”三次幻想自己身着京剧武将服饰，独自面对山下大军古战场的场景，“山东兵”（由李晨饰演）为大家献上的皮影戏表演，还有“瓜怂老铁”（由姜武饰演）背刀登上仓库顶楼时，bgm中传出的：“头通鼓、战饭造；二通鼓、紧战袍；三通鼓、刀出鞘；N通鼓、把兵交……”（《定军山》）这些片段，让我这个语文老师深思了好几日。

这几日，我沉浸在知网的资料海洋中，同时不断重复播放《定军山》这首歌曲。如今，我甚至能跟着于魁智老先生吟唱：“这一封书信来得恰逢其时，助力黄忠成就辉煌。站立在营门，三军齐声呼唤，大小儿郎都铭记于心……”尽管我的哼唱并不在调上，但我不禁感慨万分，我对底蕴深厚的京剧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一部仅两个小时的影片便让我迅速置身其中。

所以，这不是一篇影评，我只想分享一下这几天的思考。

从《走麦城》到《长坂坡》

在四行仓库的保卫战爆发之前，电影通过一段延绵的镜头展现了苏州河对岸租界各色人物的缩影，戏院中上演的是京剧《走麦城》，紧接着，仿佛从画外传来一个观众的议论声：“国民党军队连遭挫败，宛如关羽败走麦城……”（大意）

守卫战正式拉开序幕，夜幕降临，驻守仓库的士兵凝视着对岸——此时，背景音乐换成了京剧《长坂坡》，那清晰可辨的锣鼓声和念白，为“小湖北”心中三次浮现的古战场景象营造了氛围，而在他幻想的画面中，那位骑白马、身着白甲的武将，若非赵子龙，还能是谁呢？

我对这三次“魔幻古战场”画面的巧妙融合情有独钟，它为整部影片营造出一种悲壮的历史宿命感，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影片的民族文化内涵。

我的首个疑问由此而生：“三国戏”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若说先前所唱的“走麦城”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有所呼应，那么，现在要展现“四行守卫战”的坚定意志，提振士气并营造抗战氛围，为何非得选择“长坂坡”这一场景呢？

众所周知，《长坂坡》这一京剧作品源自《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即《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这一章节。该剧情节描绘了曹操在当阳长坂坡追击刘备，其随军眷属不幸被曹军围困的情景。在这场激战中，赵云怀抱刘备之子阿斗，英勇无畏地与敌人展开血战，竭尽全力保护幼主。若细细品味这一回的三个背景，或许答案便会显而易见。

第一个是曹操的“虎豹骑”

曹操派遣追击刘备的是他最信任的亲信部队——“虎豹骑”，该部队的传统指挥权始终掌握在曹氏家族手中，往昔的将领包括曹纯、曹仁和曹真等人。虎豹骑被誉为三国时期最为强大的骑兵力量，其成员均是从众多百夫长中精心挑选而出。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两大显著特点：一是精准打击敌人，二是手段极其残酷。

第二个是刘备的习惯性“抛妻弃子”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均记载，刘备每逢危难之际，便会做出“弃妻离子”之举，此行为恰似继承了刘邦的遗传基因。公元196年，刘备于下邳遭吕布打败，史籍中提到吕布“俘虏了刘备的妻儿”；198年，刘备于小沛再次败于高顺之手，“再次被俘的刘备妻子被送至吕布处”；200年，刘备在小沛败给曹操，“其妻儿再次被俘”。

无论是因为外界环境的限制还是自身态度的漠视，总之，刘备每次撤退时都未能及时将家人带在身边。然而，“先主的妻子”却屡次被掳走，又屡次被找回。因此，当刘备的部队在长坂坡遭遇虎豹骑的冲击而分散时，他再次采取了同样的策略，选择了“撇下妻子独自南逃”，并命令张飞负责断后。面对紧追不舍的曹军，张飞凭借河流和桥梁进行防御，无人敢与之正面交锋，于是曹军转而抢夺刘备的家眷和物资。

第三个是赵云的“降操”传闻

刘备脱离险境后，听闻赵云北投曹操的消息，而众所周知，三国时期临阵倒戈的案例并不罕见。在长坂坡一役中，诸葛亮挚友徐庶便向曹操臣服。因此，此刻的刘备面临孤立无援、生死未卜的困境，且身边有人诬陷他忠诚的部将。然而，刘备仍旧坚信赵云“不会离我而去”！

瞧，这里的情况与曹操的“虎豹骑”交战时生还无望的困境（逃生希望极为渺茫）以及主公离去后部下各自离散的孤立无援状态，难道不是与四行仓库守军所遭遇的形势如出一辙吗？

电影开篇以简短文字描绘了淞沪会战惨败后的宏大场景，国军主力部队的战略后撤以及88师师长孙元良的逃离成为背景。随后，通过一位记者的视角，观众“目睹”了日本军营内用中国同胞遗体进行刺刀训练的残酷场景、肌肉发达的士兵以及挥汗如雨、光膀子举汽油桶锻炼的日本军官……这一切都令人深感压抑——那些日本侵略者简直就是移动的杀人工具！

身处绝境之时，更要坚定信念，即便希望看似微乎其微——正如刘备对赵云的信任最终成真，真真切切地出现了“奇迹”——在“八佰”守军士兵的心理状态以及整个军事局势上，关羽败走麦城的悲壮已经不再适用，而租界的戏园子改为上演“长坂坡”，或许正是希望现实也能如同故事中那般，即便处于“绝境”也能以平安无事的完美结局落幕！

然而，残酷的现实与戏文中的结局截然不同，四行守军的悲剧性之处在于，他们无法期待出现像“赵子龙”那样的“天赐神将”，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成为自己的“赵子龙”！

两次观影，通过小湖北的视角，仅能瞥见那武将的背影，然而端午献身之后，画面转向前方，方才辨认出那是化装成端午的武将——我在电影院目睹这一场景时，觉得这样的处理颇为遗憾，因为在我心中，长坂坡中的“赵子龙”所代表的是《八佰》中那群英勇的士兵形象，而非某个单独的战士。武将背影的画面，相较于直接切换至正面，更富于想象空间。一旦将“赵子龙”具体化为某个人物，《长坂坡》在电影中的意义便局限于营造一种古典的“个人英雄主义”浪漫想象，而近代百年来民族的屈辱与抗争，以及民众逐渐觉醒的现代国家群体意识，难道不正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吗？

正如《国际歌》所唱：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全靠我们自己……

团结起来到明天……”

那个切到正面的镜头是失败的，

由此可见，

影片的格局还是“小”了！

“关羽那是兄弟忠义，

赵子龙是护着国哩！”

端午节时，我拾到了一位来自山东的士兵遗失的皮影戏道具，在修复完毕后归还给他时，我们之间展开了一段交谈。

“你咋不带个关二爷？多威风！”

“关羽那是兄弟忠义，赵子龙是护着国哩！”

当时我一下被这句话“点醒”，立刻从影片中抽离出来了！

在这几年间，我四处奔波，因而得以遍览各地名胜古迹。我发现，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几乎都有一座“关帝庙”。我曾对关羽的“民间崇拜”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且撰写了一篇游记。【参阅此文《》】

关羽在蜀汉集团“五虎上将”中位居首位，毛宗岗在评价《三国演义》时，将关羽尊为“三绝”中的“义绝”，意指三国中最重情义之人。民间之所以尊称关羽为“武帝”，其地位甚至与“文帝”孔子相提并论，这与古代民众对“扶助弱小”的“兄弟情谊”的向往心理紧密相连。

关羽的义气不仅未限于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义的那一隅，更在《三国演义》中“义释曹操”的情节中得到了展现。尽管这一故事情节是罗贯中所创作的，但古人眼中，这种“不欠人情”的珍贵品质亦被视为“公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公义”是建立在个人信用之上的，故而深受那些以“信义”为价值取向的古代民众所敬仰。

颐和园长廊彩画《义释曹操》

因此，断言关羽所倡导的是个人之“忠诚与正义”毫无疑义，并且蜀汉政权下的整个军事力量都被贴上了“忠诚与正义”的标签，这与曹魏及孙吴的武将群体形成了显著的反差！那么，赵云的“保卫国家”之志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走出影院后，我立刻在脑海中回溯起“三国”中赵云的故事情节，撇开那些展现他非凡武力的打斗场景，竟然还真有几个细节让我深刻领悟到了影片所传达的“护国”精神。

例如，在先前那场长坂坡的单骑救主之后，赵云又成功从孙夫人的手中夺回了阿斗，从而让孙权借助妹妹关系获取阿斗作为人质的图谋化为泡影。这次救援虽然是在一位女性手中救出幼主，但与曹操的“虎豹骑”相比，这位女性并非易与之辈。因此，赵云敢于从“主母”手中夺取幼主的“犯上”之勇显得尤为珍贵，这也使得赵云的勇猛与一般武将的匹夫之勇有着本质的区别。

赵云不仅武艺高强，更具备卓越的政治远见。在关羽离世之后，刘备意欲征讨东吴，赵云便立刻进言：“真正的国贼是曹操，而非孙权。如今曹丕篡夺汉室，天怒人怨。陛下应尽早图谋关中，驻军渭河上游，讨伐叛逆，届时关东的义士们必定会携带粮食，骑马前来迎接王师；若舍弃魏国而讨伐东吴，一旦战事爆发，恐怕难以迅速解决。”他对时局的透彻且公正的理解，已具备了卓越政治家的洞察力，然而刘备因考虑到“兄弟间的忠诚与义气”，未予采纳，仍旧出兵攻打东吴，此举不仅颠覆了诸葛亮“联合东吴对抗曹操”的重要国策，同时也改写了他与蜀汉政权的未来走向。

刘备在平定益州之后，提出要将成都城中的住宅以及城郊的农田分给众位将领。赵云也在被赐予名单之中，但他却坚决拒绝，以“国贼尚未被消灭，尚不可寻求安宁”为理由。即便天下太平，也应当是“各自返回故乡，回归耕作”，不应夺取百姓的田地与房屋。“益州的人民，刚刚经历了战乱，他们的田宅都可以归还，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这不正是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吗？

这三个细节表明，赵云对刘备的忠诚与义气符合“忠义”的准则，然而这种“忠义”与刘关张之间的“忠义”存在差异。刘关张的忠义源于兄弟结义的根基，而刘备与赵云的关系纯粹是君臣之谊。赵云心中除了敬重“主公刘备”，还兼顾“国家大计”与“黎民百姓”，因此他忠诚的对象是国家——瞧，赵子龙确实是“护国”的楷模！

显然，即便是我这样既阅读过《三国演义》又多次观看过相关电视剧，对三国故事颇为熟悉的观众，在观看完影片后，也需要逐步整理出赵子龙“护国”的来龙去脉。然而，在电影的具体情境中，一个普通的士兵竟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难道不显得有些不协调吗？

他或许在地球仪上难以精确标出上海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三国人物及故事一无所知。我尤其钟爱电影《八佰》中的一张海报，上面那位来自山东的士兵，以自己绘制的地图（这幅地图是根据端午所告知的上海位置绘制的）作为背景，手持皮影，为观众们演绎着“半世飘零半戎马……”的传奇故事。

我想这就是民间文艺的力量！

《三国演义》的编纂源于对正史与小说的融合，罗贯中在创作之前，以“三国”为背景的各类文本已颇为丰富。北宋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兴盛，记载三国故事的唱本已在文人笔记中有所体现。进入元代，杂剧艺术已发展出所谓的“三国戏”，现存元杂剧中，以三国为题材的作品多达二十一种。在这些作品中，赵云直接登场的就有八种，其出场频率之高、戏份之重，无不从侧面彰显了赵云故事在民间深受喜爱。

《三国演义》问世之后，在明代的戏曲舞台上，陆续涌现了大量以《演义》为创作依据的三国剧目。在这些三国剧目中，赵云的形象屡见不鲜。正如黄裳先生在《旧戏新谈》中所述，“三国剧目里众多勇将，其中蜀汉的五虎上将尤为杰出。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各自都有几部著名的戏码。马超和黄忠虽然声望稍逊，但赵子龙却以其英勇威武且贴近人性的形象——即武将而非武神——独树一帜”。

清代中期，随着“徽班进京”逐渐发展，京剧艺术中涌现了众多三国题材的剧目，其中三国戏尤为丰富。到了清末，杨月楼与杨小楼父子因专演赵云一角而声名鹊起，父子俩都享有“活赵云”的美誉。与此同时，赵云在京剧舞台上有着独特的“白盔白甲”形象，并被称为“四将军”。

因此，在民间文艺的描绘中，赵云的形象相较于小说中的描述，显得更为丰满和直观；并且，与被尊为“武神”和“武圣”的关羽相较，赵云所展现的“人情味”更贴近大众，成为了我们这些普通人心中值得学习的榜样。

“三国”故事的传承并非仅限于文字记载，它可能是一首曲调，可能是一种舞台表演，亦或是皮影戏的演绎……这些英雄豪杰的故事以及蕴含的深刻道理，激荡着无数中华儿女的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与道理逐渐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不论你使用何种方言，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那强大的文化基因便会感受到精神上的召唤，进而激发出惊人的行动力！

关于影片中的“白马”意象

影片中几次出现的白色奔马与“白盔白甲”赵子龙相呼应！

而且赵云所骑之马名为“照夜玉狮子”，在古时候，人们常把白色的马匹称作“照夜白”，而“玉狮子”这一比喻更是生动形象，使得其英姿飒爽、勇猛无比的形象跃然纸上！

而现实中，谢晋元将军正好也是骑白马的！

谢晋元，源自广东梅州的他，曾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与同期生张灵甫、胡琏相较，他不仅怀揣着报国杀敌的壮志，还具备卓越的军事素养和出色的作战指挥才能。然而，他的团级军衔似乎与他的能力并不相称。但在当时重视派系和籍贯的国民党内部，这样的现象却十分常见！

在历史的长河中，四行守军撤退至英租界后，先是遭受了拘禁与监管，继而被日军占领的租界所俘，最终沦为东南亚劳工，开始了更加凄惨的生活……与此同时，谢晋元将军不幸被汪精卫收买的叛徒所刺，并非如电影所描绘的那样战死疆场——在电影之外，四行守军的悲剧结局与三国时期赵子龙的不幸遭遇，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相似之处！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被普遍认为是以蜀汉作为“正统”的，在这部作品中，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蜀汉角色被塑造为仁君、贤相和良将的典范，他们被尊奉为我们民族的正义英雄。作者着力描绘了他们身上的传统美德，并满怀热情地赞颂了他们所倡导的仁政和义举。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真相是，蜀汉政权虽施行仁政，却率先走向了幻灭，众多民族英雄亦纷纷陷入低谷。面对这残酷的历史结局，罗贯中在困惑与悲伤中，对蜀汉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审视与反思，对民族英雄们的种种过失进行了详尽的剖析，最终以冷静而客观的笔触，传达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结论：舍弃传统的“大义”观念，是蜀汉覆灭的根本所在。

在《三国》的叙述中，众多充满激情的武将形象背后，实则映射出作者那冷静且理性的思维过程。

这一热一冷，正是《三国演义》一明一暗两条线！

赵云，这位由罗贯中精心塑造的武将形象，充分展现了作者“大义观”的深刻内涵。在罗贯的笔下，赵云是一位热爱国家、关爱百姓的仁者，是一位对理想执着追求的志士，更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和群体意识的智者。然而，这位集“五德”于一身、真正具备“护国大义”的“天下武将第一完人”，却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用，他的军事才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因此，无论是在生前还是身后，他都未能获得应有的待遇和荣誉。

赵云之所以感到失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刘备与诸葛亮在任用人才方面偏离了“大义”原则。

刘备深受“小团体”观念的影响，尽管诸葛亮清楚关羽性格刚烈且自负，不适合留守荆州，然而他仍旧遵从刘备的示意，挑选了这位性格有瑕疵的关羽为留守人选，最终导致了关羽因疏忽大意而失去了荆州。荆州一旦陷落，蜀汉便失去了与吴魏直接交战的战略要地，不得不退守于四川盆地，这一局面长期困扰着蜀汉，使得其战略困境始终无法破解，并最终彻底改写了蜀汉政权的走向以及三国时代的历史走向。

诸葛亮对马谡的过度信任与刘备对关羽的过分信赖如出一辙，同样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街亭的失守让诸葛亮精心策划的北伐战略基地瞬间沦陷，蜀汉的强大军队随即遭受魏军的猛烈反攻，如同雪崩般迅速溃败。诸葛亮未能取得胜利，首先败在了街亭的失利上。尽管之后他多次从汉中出发，屡次北伐，甚至多次进攻祁山，但最终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就。

若刘备的短板在于过分强调“兄弟情谊”，那么诸葛亮为何未充分信任赵云？在北伐事业中，他首次率军出征祁山，却仅将经验丰富的老将赵云作为“疑兵”部署于箕谷以辅助作战，却反将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马谡置于先锋之位，这背后的考虑究竟是什么？

仔细研读《三国演义》可知，尽管刘备享有皇叔的美誉，但其出身却源自民间，在他招募诸葛亮之前，诸如陈群、田畴、陈登等出身名门望族的才子纷纷离他而去。然而，诸葛亮却出自名门望族，且与荆襄地区的士族结为姻亲。马氏五常出自宜城，与诸葛亮在襄阳隆中的隐居地毗邻，属于荆州旧部中的正宗血脉。马谡，作为五兄弟中的幼子“幼常”，精通兵法，口才了得。因此，从诸葛亮的视角出发，无论是马谡的家世背景还是他的学识才能，都足以让他信赖。

显而易见，刘备受限于“兄弟情谊”，诸葛亮则受限于“出身门第”，二者实际上都偏离了传统的“大义观念”，导致埋没了帅才，英雄失意，这不仅是个人的遗憾，更是蜀汉政权的悲哀。

影片中，究竟是谁导致了四百人坚守仓库，并最终使他们遭受了悲惨的命运呢？

《八佰》影片中同样展现了“一冷一热”的对比，谢晋元所率领的守军展现了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而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却显得冷漠无情！明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守军的英勇抗争，而背后，则是为了在九国公约的谈判中增添更多的话语权。

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多月，蒋介石寄希望于国际势力的调停与支援来抵御日军的攻势，时而下令进攻，时而下令撤退，导致战机被贻误，最终局势无法挽回，军队被迫后撤。然而，蒋介石却下令保留一个师的兵力坚守上海，以吸引“国际关注”。但最终被选中的88师仅剩下一个营。正如电影开头所揭示的，师长孙元良根据蒋介石吸引“国际关注”的要求，选择在租界对岸的四行仓库部署这场坚守行动。然而，被部署的这个所谓的营实际上只有四百多人。

从单个师级单位到缩减至一个营，再到仅剩的四百余人，每一条军令的缩减都昭示着，这并非基于常规作战需求的军事安排，而仅仅是一场表演。无需动用最宝贵的力量，只需留下那些“即便战败也不觉心痛”的士兵即可——因此，在影片开头，我们目睹了穿越稻田的湖北保安队杂牌军（在这四百多名守军中，有一半是湖北桐城人）以及仓库中来自不同部队的逃兵，还有谢晋元自己的士兵。

谢晋元受命之际，国民政府表示“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即便没有补给物资，也没有援军支援，那些“不谙政治、缺乏全局观念”的守卫者们，依然以满腔热血报效国家，英勇顽强地与敌人战斗！

观赏完《八佰》之后，你是否也会和影片中的何香凝（由姚晨扮演）产生同样的深刻疑问：“假如国军全体成员都像这样，日本人又怎敢如此肆无忌惮？”此外，驻守上海的88师可是蒋介石的精锐之师啊！他们装备的，是当时全球最顶尖的德国军火！

其实影片也同样给出了答案！

黄蒋委员长的特派员，由黄晓明扮演，他在说服谢晋元将军，即由杜淳出演的谢晋元将军，撤退至英租界之际，曾言：“为王牌军保留一些精锐，让杂牌军负责殿后！”

此句与电影中让逃兵执行清理战场壕沟这一极其危险的任务，以及让他们承担那看似无法完成的在楼顶升旗的重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某种“互文”关系。

而且，不论是安排杂牌军殿后，还是将逃兵用作炮灰，影片中竟然都能将这些情节描述得如此合乎情理！

这份“顺理成章”的背后不也是违背了传统的“大义观”么？

王牌部队必须保留骨干力量，难道杂牌军的战士们就不配有生存的权利吗？孙元良仅留下四百余人坚守阵地，而他自己却在关键时刻弃阵而逃，这种以保全自己为重的行为，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蒋介石的盘算虽然精明，但下属们也有各自的盘算和打算。

归根结底，蒋介石与刘备同属一类，皆无法摆脱小团体利益的束缚。他对于国际社会的依赖，恰如诸葛亮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世家子弟马谡，这二者均怀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赌国运”的道路上前行。

在抗日战争乃至整个近代史中，究竟有多少个如同郁郁不得志的赵云，又有多少个如同遭遇悲惨结局的谢晋元？

历史本具“无常”之特质，每位历史人物皆有其局限。后人常以超然视角审视过往，虽有时失之公允，偏颇之处亦不少，但华夏文明之悠久，仍存有可供借鉴的“有常”之处。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许并非单一，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传世佳作，乃因其背后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使读者得以窥见作者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批判。而传统的“大义观”，便是后世文人如罗贯中所总结出的，推动朝代更替与历史进步的规律之一。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不乏那些蝇营狗苟的小人，同样也不乏那些奋不顾身、骑白马的英雄！因此，那匹在炮火中奔腾且永不倒下的白马，是否正是这种传统“大义观”的象征呢？

结语

在撰写此文期间，我与历史系的学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提出，若要展现淞沪会战的惨烈程度，实际上存在几场战斗比“八佰勇士”更能反映历史真相，然而，这些战斗显然在传播效应上远不及“四行守军”的故事显著！

赵云这个人物让我想起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不过寥寥三百字，但在《三国演义》中却成为了作者着力塑造的武将形象之一。罗贯中对于这位历史人物进行了艺术的“提升”。这是因为罗贯中需要通过重新塑造赵云的形象，来提出他对于“大义观”的评判标准和主张。

在我看来，影片聚焦于哪场战役并非关键所在。在近代百年间，众多抵御外侮的战役难以全部通过影像记录。若艺术创作者涉足此类题材，其成败并非取决于是否以壮烈手法展现某场战役，而在于是否对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反思。

《八佰》若进一步探讨，实则触及了国民党之所以败亡的深层原因，以及我国红色政权得以建立的历程。显而易见，《八佰》对历史背景的处理，有如“截取其首尾部分”。

这种处理手法并未彻底揭开那层窗户纸，因此，当电影落幕，屏幕上突然显现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字样，显得格外突兀。

电影属于艺术的范畴，而艺术创作往往讲究“留白”，这种未完全揭示的意境恰好能成为我们观影后的讨论契机。近期，网络上涌现出众多关于淞沪会战的科普视频和探讨孙元良等国民党将领的文章，这反映出将“空白”留给专业人士去填补的做法，虽然加剧了影片的争议性，但从客观上讲，却促成了一次难得的人民历史观教育机会。

提及此事，我在今日游览香山革命纪念馆之际，恰巧在展览厅内发现了以下文字：

这段话是毛泽东于1948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篇幅虽短，却仅有六行，却反复提及了“人民”一词，共计六次。

近代以来，历经百年的抗争历程中，众多势力相继崛起，无数仁人志士在挽救国家、寻求生存的道路上不惜捐躯纾解国难，舍生忘死。然而，为何最终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条道路得以成功？

或者说，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参考文献】

袁行霈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首次出版于1999年，由北京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

沈伯俊在《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发表了论文，论文题目为《论赵云》。

汪灿撰写了《论赵云形象的文本变迁与演变轨迹》一文，该作品于2012年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4、王威：《赵云形象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学，2011年

常业安在其论文《三国演义——蜀汉集团的悲剧根源》中，发表于《昭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熊明秀在其作品《埋没的帅才，失意的英雄——浅议三国英雄赵云的人生际遇》中，对赵云这位三国时期英雄的人生经历进行了深入探讨，该文发表于《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36期。

王前程在其文章《从赵云形象的重塑中解读罗贯中的大义观念》中，发表于2017年《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阎国华与何珍共同撰写的论文，题目为《国家意识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培育研究》，发表于《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