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查了史书为古蜀国写的日记，解密三星堆的前传续集

编者按

近期，“顶流”的称号或许非三星堆莫属。这个冷门的考古领域吸引了众多关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星堆博物馆等机构联手，为“堆堆”这位C位出道者打造了电音神曲《我怎么这么好看》；央视频更是连续十天推出了《三星堆大发掘》的直播节目，不间断地展示考古的魅力，让人不禁感叹，原来考古也可以像追剧一样充满期待。

中华文明历经“星河灿烂”至“月映群星”的演变，古蜀文明无疑是“星河灿烂”时期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20世纪20年代末首次被发现的位于三星堆的遗址，犹如一颗突然绽放的明星，虽然它的历史故事从未间断。史书中关于古蜀国的描述，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相互佐证，共同描绘出古蜀国历史长河中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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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的重新挖掘以及新出土文物的不断涌现，使得三星堆考古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这不仅为我们呈现了古蜀国的三星堆，同时也为揭开其神秘面纱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蜀道难》一诗中，李白对古蜀国历史进行了回忆，提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然而，实际上在蚕丛出现之前，巴蜀大地上便已孕育出最初的文明之光，如同鸿蒙初开。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河，早已跨越了巴山，穿过了蜀水，并在巴蜀先民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

蚕丛鱼凫，开国茫然

古蜀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西汉时期扬雄在其著作《蜀王本纪》中提到“自开明以来至蚕丛，累计已有三万四千岁”，而东晋的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则称“蜀国的建立，始于人皇”。在古代神话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天皇、地皇、人皇依次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这被视作“三皇”最原始的含义。

人皇时代，黄河上游地区活跃着羌氐等族群，他们沿着青藏高原的横断山脉向南方迁移。在这过程中，有一支部落抵达现今四川松潘县的岷江森林河谷，发现了桑树与野生蚕。他们发现野生蚕的茧能溶解并抽出丝线，其柔韧性与舒适度远超动物皮毛及植物麻布，于是便开始收集野生蚕茧进行抽丝，并以此制作衣物，从而成为了华夏民族中最早从事丝绸制作的部落。《说文解字》中记载，“蜀”指的是桑树中的蚕虫，因此“蜀”也就是野蚕的代称。那些盛产野蚕的山峰被称为蜀山，而这个部落也因此得名蜀山氏。随着时间的推移，蜀山氏的丝绸制作技艺逐渐传播开来，影响到了邻近的西陵氏等部落。

黄帝统治时期，西陵氏族、蜀山氏族与中原文化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根据《史记》和《世本》的记载，黄帝娶了西陵部落的一位女子为正室，她就是嫘祖，他们共同养育了玄嚣和昌意两个儿子。嫘祖将本族剥茧抽丝的技艺传授给了中原地区，协助黄帝领导中原部落联盟制作服饰，从而开启了华夏民族的服饰文明。

通过黄帝与嫘祖的联姻，四川与中原的关系愈发紧密。嫘祖向中原传授了抽茧制丝技术的起源，这一技术最初起源于蜀山氏。为了掌握更全面的制丝技艺，黄帝还为其子昌意娶了蜀山氏名叫“昌仆”的女子为妻。黄帝离世后，昌意与昌仆之子高阳接任部落联盟首领之位，成为帝颛顼。颛顼登基后，将他的分支分封于蜀地，世世代代成为侯伯，蜀山氏也因此融入了中原部落联盟。

蜀山氏的丝织品生产主要依赖采集野生蚕茧，其产量既少又波动不定，难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张。野生蚕性情独立，各自占据桑树上的一片叶子，以确保食物的充足供应。因此，扬雄在《方言》中提到：“一，蜀也，南楚称之为独”；《尔雅》中也有记载，“独者，蜀”的说法；而唐朝的孔颖达在注疏中解释道，“虫之孤独者蜀，因此山之孤独者也被称作蜀”。

为了迫使习惯独居的野蚕集体生活，必须借助特定的容器。尽管蜀地竹子资源丰富，但最初的石刀仅能砍伐竹材，却无法将其加工成细长的竹篾。历经尧舜至夏禹的上千年历史演进与技术探索，中原地区最终掌握了青铜的冶炼技艺，从而迈入了青铜时代。任乃强先生，一位历史学家，他推测蜀山氏的一支人马曾从中原地带引进了青铜技术，并利用这一技术制作了青铜刀具。他们还将竹子劈成篾片，制作成细眼竹筐，这些竹筐被用来强制聚集和饲养野蚕。通过这一过程，野蚕逐渐被驯化，最终变成了家蚕。

《说文解字》中记载，“丛，聚也”。蜀山氏一脉，因其精通饲养家蚕的技术，被尊称为蚕丛氏。家蚕所吐的丝质量稳定且产量丰富，蚕丛氏据此能够大规模地剥茧并抽取丝线，进而制作丝绸，再将这些丝绸运往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三星堆遗址最近发掘出的丝绸制品残留物，有力地证明了蚕丛氏在养蚕缫丝技术上的高度发达。

三星堆4号祭祀坑的年代要晚于殷商晚期的时期，大约属于殷商中期。在这个时期，古蜀国的历史经历了从蜀山氏到蚕丛氏的演变，其统治中心也从岷江上游的茂汶盆地迁移至成都平原。凭借丝绸贸易积累的经济基础，蚕丛氏的青铜冶炼技艺得到了显著进步，他们制造出了众多精美的青铜器，从而孕育出了与殷商相媲美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与“青铜神树”等巨型青铜器，彰显了古蜀国在青铜工艺上的卓越成就以及青铜文化的繁荣。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蚕丛氏族的特征是“其目纵”，即眼睛斜视。而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具，恰好成为了古蜀国蚕丛氏时期的历史见证。

武王讨伐纣王之际，蚕丛部族率领众多战士奔赴牧野战场，其势力范围得以延伸，东至巴地，南至越境，北与秦国接壤，西至峨嵋、嶓冢。在西周时代，黄河流域的各个诸侯国紧密联合，共同效忠于周天子，朝着实现国家大一统的目标迈进，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巴蜀地区，曾在青铜时代与殷商文明并肩发展，却与中原地区渐行渐远，被视作荒蛮之地。即便承担着王职，也无法参与春秋盟会，更别提加入中原各国会盟；君长们的书写习惯迥异，度量衡、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体系均独立形成。

周平王东迁之后，周朝步入东周时期，国力衰微，纲纪松懈，对包括古蜀国在内的众多诸侯国的管控能力显著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蚕丛氏开始自立为王。然而，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太久，柏灌鸟族名下的氏族迅速崛起，短暂地取代了蚕丛氏的统治。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出土的鸟型器物中，我们可以窥见柏灌氏的兴起之势。此后，鱼凫氏凭借其高超的水鸟驯化技巧，捕鱼实力大增，势力日益强盛。他们热衷于渔猎，战斗力卓越，最终战胜了柏灌氏，登上了蜀王的宝座。在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鱼形纹饰及鱼鸟造型的器物中，我们找到了鱼凫氏取代柏灌氏这一历史事件的实物证据。

开明治水，望帝禅让

鱼凫氏的王位最终落入了杜宇之手，他致力于教导民众从事农业，并引领蜀地人民走向农耕文明的繁荣。杜宇的生平颇具神秘色彩，据《三国蜀汉来敏本蜀论》记载，他“自天而降，得女子利为妻，自江源起航，最终在蜀地称王”。《蜀王本纪》中也提到杜宇“自天而降”。一些学者推测，“女子利”可能是指鱼凫氏的女王，而杜宇之所以能“自天而降”并精通农耕，很可能是因为他源自中原华夏地区。利女王对杜宇掌握的农业技术十分欣赏，因此对他产生了倾慕之情。随后，她与杜宇喜结连理，并将自己的王位拱手相让给了他。

杜宇继位古蜀国君主之后，选择将国都迁至郫邑，亦或是瞿上，即现今成都市的郫都区与双流区周边地区。该地气候宜人，雨水充足，水系发达，非常适合农业生产。据传，位于郫都区北郊的杜鹃城，便是杜宇时代古蜀国都城的遗迹。部分学者提出，三星堆遗址或许贯穿了从蚕丛至杜宇时期古蜀国的整个历史脉络。

战国七雄相继称王后，杜宇更进一步直接称帝，“号曰望帝”。蜀国农业繁荣，国力逐渐增强，杜宇自认为功绩胜过其他王侯，于是在成都平原大力征伐，力图拓展统治版图。他选择褒斜道作为进入的门户，熊耳山、灵关道作为退守的后门，以玉垒山、峨眉山为城池，以江水、潜水、绵水、洛水为护城河，利用汶山进行畜牧，将南中地区变为园林。如此一来，他统辖了成都平原、川西高原、汉中平原以及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区域。

杜宇在统治的后期阶段，成都平原遭遇洪水泛滥，相国开明采取了“开凿玉垒山以消除水患”的措施。开明治理水患取得成效后，杜宇便将所有国家事务委托给他处理，继而又模仿古代尧、舜、禹的禅让制度，“将帝位传给了开明”。开明继位后，“自号丛帝”。

杜宇退位，选择隐居于西山，正当早春二月之际，杜鹃的哀鸣声声，仿佛在竭力挽留杜宇，不愿他离去。蜀地的百姓们听到杜鹃的鸣叫，心中涌起无尽的悲伤，“悲子鹃鸟鸣”成为他们的心声。每当听到杜鹃的鸣声，他们便想起了故去的君王杜宇，思念之情油然而生，“鸣而思望帝”。杜宇之名为杜鹃所替代，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锦瑟》中，“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一句，以及北宋词人李重元的《忆王孙·春词》中，“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等词句，均是对此含义的引用。

《蜀王本纪》对开明治水的描述尤为详尽，并且揭露了杜宇禅让背后的其他秘密。根据该书记载，开明本为楚国人，本名鳖灵。东汉时期应劭编纂的《风俗通义》中提到，“鳖灵自井而出”，他擅长游泳，精通水利。然而，他去世后，其尸体却神秘消失，“荆人”多方寻找，却始终未能找到。鳖灵的遗体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抵达了正遭受洪水围困的蜀国都城郫邑，竟奇迹般地复活，并与望帝杜宇重逢。望帝杜宇对鳖灵不仅能够逆水而上，还能死而复生，感到十分惊奇，认为他具有非凡的神性，于是便任命他为相国。

人逝去之后无法再生。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真实的情况可能是：鳖灵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被楚国人判定有罪，最终被判处了死刑。“尸”在古汉语中并不单指尸体或尸骨，它还可能指的是那些被囚禁、无法自由行动的人。由于鳖灵被判定有死罪，因此他被称作“尸”。而所谓的“其尸亡去”，实际上是指鳖灵逃到了蜀国，楚国人未能将其捕获。鳖灵作为一个流亡者，进入蜀国后得到了望帝的重用，因此人们说他是死而复生。

彼时，岷江上游水位猛涨，使得“望帝”束手无策，于是他派遣“鳖灵”前往“决玉山”，并赋予其全面治理水患的权力。鳖灵动员民众，历经数年艰苦奋斗，最终成功控制了水患。在我国古代的方术中，象牙被认为具有驱赶水神的神秘力量。而三星堆新近出土的一百多根象牙，让人不禁想象当时蜀地人民利用象牙镇压水中邪祟的壮观景象。

鳖灵在治水一线辛勤劳作，即便家门就在眼前也未曾踏入，而杜宇却在后方与妻子私通。后来，杜宇心生愧疚，认为自己德行不及鳖灵，于是“将国家托付给他离去”，将帝位传给了鳖灵，仿效了尧将帝位禅让给舜的先例。鳖灵登基后，自称“开明帝”，他的统治时期被后人称为开明王朝。

在开明及其后继者的领导下，成都平原的百姓持续进行着治水工作，使得古蜀国的农业经济得到了显著提升，“山林之利、泽渔之获，园囿中瓜果飘香，四季交替，各类作物轮流成熟，无不丰饶”。因此，成都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这一美誉正是由此而来。当开明王朝传至第九世时，国都迁移到了现今成都市新都区附近，并且还控制了秦岭脚下的“褒、汉”地区，与秦国之间持续发生摩擦。

兄弟阋墙，秦并巴蜀

地理位置相近，古蜀国与秦国间的交流频繁，自然难以避免出现摩擦。秦国建国初期，国力尚弱，开明时期的卢帝曾主动发起对秦国的攻势，直逼当时的秦国都城雍城城下。随着秦国在关中平原稳固了根基，两国关系逐渐演变为对峙局面。到了秦厉公二年（前475年），蜀国主动向秦国提出“来贿”，寻求和解，两国关系得以暂时缓解。

秦蜀两国在向秦岭南麓的“褒、汉之地”进行扩张的过程中，矛盾再度激化，双方在南郑（现今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一带）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南郑原本是蜀国的领土，它不仅是蜀国的北部门户，同时也是秦国向西南方向扩张的巨大障碍。

秦国最早占领了南郑，并在秦厉公二十六年（前451年）在南郑地区构筑了城防设施；然而，十年之后的秦躁公二年（前441年），南郑发生了反叛，最终被蜀国重新夺回；到了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秦国发动了对蜀国的征伐，重新夺回了南郑；但遗憾的是，就在这一年，惠公不幸离世，秦国国君更迭，国内事务繁忙，无暇他顾，结果蜀国再次攻占了南郑。

自那时起，秦国专心致志于改革以寻求强大，将军事力量转向东方，与六国展开激烈竞争。与此同时，蜀国也将主要攻击目标锁定在楚国，在周安王二十五年（前377年）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成功夺取了兹方（位于现今湖北省的松滋市、宜都市或房县一带）。蜀国对楚国的进攻行动，为秦国日后通过吞并巴蜀、绕道包围楚国的战略部署，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秦蜀双方近期对进攻策略进行了调整，导致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在秦惠文王登基之际，蜀国曾派遣使者远赴咸阳表示祝贺。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蜀王曾在秦岭山谷狩猎时与惠王偶然相逢。惠王赠予蜀王一笥金子，而蜀王则回赠了珍贵的玩物。然而，惠王将这批珍玩带回咸阳后，它们竟然“化”作了尘土。蜀王施展的障眼法让惠王上当受骗，因此他感到十分愤怒。大臣们进言说，“天命在我，大王将占有蜀地”，这显然是天意预示蜀国将成为秦国的疆域，惠王听闻后心中“大悦”。为了迷惑蜀国，惠王便利用蜀王喜好女色的弱点，“答应将五位公主嫁给蜀王”。尽管这些记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却依然显露了秦国君臣企图吞并蜀国的勃勃野心。

秦国意图进攻蜀国，但面临秦岭险峻、蜀道崎岖，实无可行之路。据《括地志》记载，惠王曾“刻石为牛五头，置金于其后”，并谎称这些牛能产金，以此欺骗蜀王，声称牛儿能不断产出黄金。惠王甚至提出要将这些牛赠予蜀国，以此表示双方永结友好。然而，贪婪的蜀王却轻信了惠王的谎言。蜀王下令将石牛运回，于是下令挖掘山谷，填平山丘，遇到山便开凿道路，碰到水便搭建桥梁，硬是在群山环抱之中，开辟出一条从咸阳通往成都的通道。蜀国便借助这条道路将石牛运送至成都，秦国随后沿着此路进攻蜀国，因此这条道路被命名为石牛道。

《华阳国志》中记载，该事件尚有后续发展。蜀王派遣五丁迎接石牛，却失望地发现石牛并无产出黄金的神奇能力，于是“怒，遣还之”。以农业为立国之本蜀人，不仅将石牛送回秦国，还嘲讽秦人祖先曾为周天子牧马放牧，称其为“东方牧犊儿”。面对蜀人的嘲笑，秦人却笑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蜀王轻视秦人，却未曾想到，那些精锐秦兵的欢笑声与铁骑奔腾的蹄声，不久后便将回荡在石牛道。正是蜀王自己，为秦国创造了战机。蜀王曾将弟弟葭萌封于汉中，封号为苴侯。然而，葭萌却与蜀王关系疏远，反而与巴国结盟。蜀王因此震怒，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发动了对葭萌的征讨。葭萌无法抵挡兄长的军队，只能逃往巴国寻求庇护。蜀国进兵到巴国索人，巴国无力对抗，只有“求救于秦”。

惠文王打算出兵讨伐蜀国，然而又担忧长途跋涉，道路狭窄难以抵达，难以迅速取得胜利，恐怕会陷入持久战的困境。正当惠文王尚未作出决定之际，韩国再次发起进攻，从东方对秦国形成攻势。惠文王想要先攻打韩国再讨伐蜀国，但又担心这样做不利，若先伐蜀，又怕韩国趁机攻击秦国的弱点，陷入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犹豫不决，未能下定决心。司马错这位杰出将领提议攻打蜀国，他坚信“若能征服蜀地，楚国也将随之落入手中，而楚一旦败亡，整个天下便会统一于我”；然而，国相张仪却持不同意见，他主张先攻打韩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惠文王最终选择了司马错的策略，坚定地决定出兵讨伐蜀国。

当年秋季，秦惠文王派遣司马错、张仪以及都尉墨领军，沿石牛道进攻蜀地，于葭萌关（现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附近）一带重创蜀军。蜀王逃往武阳（现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一带），最终兵败丧命。蜀国国相与太子带领余部撤退至逢乡，于白鹿山遇害，开明氏族因此灭绝。蜀国王子泮携部分族人逃往越南北部，创立了安阳国，然而最终被西汉时期的南越国所灭。安阳国王室后裔又进入柬埔寨建立扶南国，最终灭于真腊之手。

秦灭蜀之战进展顺畅，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的十月便成功平定了蜀国全域。司马错与张仪趁胜追击，一举攻下巴国和苴地，设立了巴、蜀及汉中郡，并将该地区划分为三十一县。惠文王在征服巴蜀之后，封其子通为蜀侯，并任命陈庄为蜀相，张若担任蜀国守，共同负责治理蜀地。为了压制当地的土著势力，惠文王还从秦国迁移了一万多家百姓至蜀国。但在最初30年时间里，蜀地局势极不稳定。

秦国统一蜀地仅仅五年，在周赧王四年（前311年），惠文王离世，秦武王登基继位。与此同时，蜀国相国陈庄发动叛乱，残忍地杀害了蜀侯通。紧接着，在秦武王元年（前310年），武王派遣司马错、甘茂、张仪等人前往蜀地平定叛乱，成功斩杀了陈庄，而通的儿子恽则被立为新的蜀侯。在秦昭襄王统治初期，蜀地的局势依旧复杂多变。前301年，昭襄王六年，蜀侯恽遭受秦国王后的陷害，昭襄王未能洞察真相，遂派遣司马错前往蜀地，对恽及其27位臣僚进行了冤杀。尽管昭襄王后来立恽之子绾为新的蜀侯，然而在16年后的某个时刻，因怀疑绾有谋反之嫌，昭襄王再次将其诛杀。

有学者提出，蜀侯通、恽、绾并非出自秦国宗室，他们实际上是蜀国的后代。在秦国征服蜀国之后，为了安抚蜀地的人民，便保留了古蜀国王室的地位，继续封他们为蜀王。

蜀地与秦国的冲突频发，看似源于人事问题，实则暴露出秦国在蜀地推行的分封制度已无法满足治理需要。昭襄王在诛杀蜀侯绾之后，对蜀地体制进行了调整，将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将蜀国降格为蜀郡，并任命张若为蜀郡守，从而使得蜀地局势得以稳定。吞并蜀地成为秦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领土扩张，为日后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张若离任后，李冰接替其位，成为蜀郡的郡守。大约在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李冰在开明治水工程的基础上，着手领导建设都江堰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在成都平原，他实施“旱季引水灌溉，雨季关闭水门”的策略，使得众多土地得以转变为肥沃的良田。正如《河渠书》所记载，“经过这些地方，常常引导水流灌溉田地，其灌溉渠道不计其数，数不胜数”。

蜀地得益于这些水利工程的灌溉，被誉为“千里沃野，陆海之称”。《华阳国志》中如此赞誉：“水旱由人掌控，饥馑不再，岁月无荒，天下人皆称其为‘天府’。”因此，蜀地成为了秦军东征、剑指六国的关键战略后勤支撑，最终帮助秦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业。

古蜀国文明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

一些学者把黄河、长江、珠江、辽河等流域的早期华夏文明众多文化遗产比作繁星点点。四川成都新津区的宝墩遗址、广汉的三星堆遗址以及成都青羊区的金沙遗址的发掘，证明了古蜀国的文明正是那个璀璨的“满天星斗”时代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星辰。

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在吸纳融合其他地域文化的同时，不断自我革新，其发展势头逐渐超越周边，形成了广泛的辐射影响。由此，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犹如众星环绕明月。嫘祖和昌仆所贡献的蚕桑技术，为中原的服饰文明奠定了基础；成都平原则为秦国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这些，无不彰显了蜀地文明在“众星拱月”时代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蜀女嫘祖与黄帝父子联姻，华夏杜宇入蜀传授农耕技艺；楚人开明前往蜀地治理水患，巴蜀归入秦国实现四海统一。巴山蜀水的历史演进与中原江南紧密相连，文明进步与黄河长江相互映衬。以三星堆遗址为标志的古蜀国发展历程，有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多元一体的历史风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