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提及，董卓之死，汉献帝重返洛阳，众人如同观赏猴戏般围观这位末代君主，皇室的威严已不复存在。朝中大臣们只能寄居在残破的墙壁与断壁残垣之中，正部级以下的官员们不得不依靠采摘野果来果腹，众多人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消逝于田间地头……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货币早已在战火纷飞中销声匿迹，而粮食却成为了最为宝贵的资源。即便你手握货币，又有谁愿意将自己赖以生存的粮食出售给你呢？

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天下英雄又当如何自处？

曹操：“空手套白狼”赚来第一桶金

相传诸葛亮在踏入仕途前，曾与刘备深入探讨国家大事，此即为世人熟知的“隆中对”。而关于“隆中对”的起源，最初见于《三国志》的记载，但现今学术界已明确指出，这所谓的诸葛亮“隆中对”实为后人参照《三国演义》所增补，并非《三国志》原文所载。实际上，《三国志》中仅记载了曹操与谋士毛玠之间的“隆中对”。

公元195年，即兴平二年，曹操与谋士毛玠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他们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局势，准确评估了双方实力的对比，并就此确立了曹操未来建国的战略方向。

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军阀非袁绍莫属，南方则以刘表为首。毛玠对此看法独到，他指出袁绍疑心重重，缺乏决断力（我个人觉得，《三国演义》中袁绍的性格被错误地安在了曹操身上），对经济建设毫不重视，其军队甚至到了只能以野果为食的地步；而刘表则满足于现状，只要不触及他的利益，他便不会主动对他人发起攻击。

结论：面对袁绍与刘表的威胁，曹操无需畏惧，若欲实现“霸王之业”，关键在于稳固自己的地位，并通过积累财富来实现目标。

此言亦为国际互动之不变真理：欲执世界之牛耳，必得拥有最为强大的经济实力！

曹操采用的“守位以财”策略，在史书中被称为“屯田”。所谓“屯田”，即通过招募流民来开垦无人耕种的荒地，这可被视为一种巧妙的空手套白狼之计：曹操之所以能够招募到流民，是因为流民对他能保障其生产安全深信不疑；而曹操之所以能够保障流民，则是因为他背后拥有众多流民的支持。

“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关键是第一只蛋

第一笔招募流民的经费究竟从何而来？在动荡的年代，不管是提升税收（财政手段）还是发行大量货币（货币策略）都难以奏效。众人都已饿得难以忍受，增税显然无法获得任何收益；至于铸币，即便有人愿意购买，也因无粮可售而无法成交。既然征税与铸币都无法骗取财富，那么也就无需再隐瞒，不妨公开大胆地掠夺吧！

在将都城定于许昌之后，曹操接收的第一批黄巾军主要由青州的流民组成，其人数约为百万之众。为了稳定这批流民，曹操从中选拔了身强体壮的士兵，并称他们为“青州兵”。

曹操亲率青州之师，对来自汝南、颍川的黄巾军进行了劫掠，从而获得了他人生中的首次财富积累。凭借这笔财富，在公元196年的建安元年，曹操发布了《置屯田令》。

流民以五十人为一屯，于春夏之际耕作，秋冬之时操练。若屯民借用官府的耕牛——这些耕牛亦系掠夺所得——则收获与官府按四六比例分配；若屯民自备耕牛，则与官府五五分账。此乃一良策。

仅仅一年，曹操就分到一百万斛粮食

这些令人瞩目的成绩背后，隐藏着悲惨的屯民生活，他们不得不将50％乃至60％的产出上交于曹操。这样的税率，是否过高？这取决于比较的对象。若与“文景之治”时期的三十税一相比，50％的税率无疑是相当高的；然而，与其他军阀相比，这一税率实则已经相对较低。

曹操并非唯一智者，众多军阀亦怀揣着空手套白狼的幻想，纷纷招募流民。然而，势力庞大者往往欺压弱小，大多数军阀对流民的生命漠不关心，甚至对粮食产量也毫不在意，他们所追求的唯有土地的扩张。在他们看来，流民如同任人宰割的奴隶，更不用说分配土地，流民往往连自身生计都无法保障。

东汉末年，那些稍有势力的军阀无不依赖众多坞堡的支撑，无人敢于禁止军阀将流民圈禁，即便是实力最为雄厚的袁绍与刘表也不例外。毕竟，众人需依赖这些小军阀来维持局面，若禁止他们抢占流民与土地，那在日后相见时，又如何好意思再向他们致以问候呢？

曹操，是唯一禁止圈禁流民的大军阀

曹操原本出身于贫寒之家，与坞堡之间并无太多经济联系，因此他敢于采取果断行动。虽然他开出的50%的价格确实偏高，但相较于那些既索要金钱又威胁生命的其他军阀，他的条件还是相对宽厚的。再者，实施50%至60%的税率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而且这一政策仅实行了一年。

官渡之战结束之后，政策随即调整为：每亩田地每年需缴纳四升谷物，每户人家每年需缴纳两匹绢布和两斤丝绵；若遭遇灾害，官府将救济受灾民众；在丰收年份，税率将不再上调；屯田的民众有权自行决定，是继续耕种还是选择离开。四升谷物、两匹绢布和两斤丝绵构成了屯田民众的全部负担，除此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对屯田民众额外征收其他杂税、徭役或兵役。

曹操打败袁绍背后的经济玄机

目睹曹操控制汉献帝，目睹曹操掌握的百万石粮食，目睹流民纷纷投靠曹操，袁绍立刻察觉不能任由曹操肆意妄为，否则自己也将陷入四处逃窜的境地。到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仅仅在曹操开始屯田的第三年，袁绍便率领十万大军进攻许都，意图一举击败曹操，并夺取汉献帝的控制权。

对这场战争，袁绍满怀信心

袁绍成为讨伐董卓的主要力量，其麾下士兵历经沙场，铠甲数量高达万余件。相比之下，曹操所领青州兵不过三四万人，实则是一群生活困苦的流民，连铠甲也仅有十几件。若双方在战场上正面交锋，青州兵未及一回合便将溃不成军。

袁绍确实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猜对故事的结尾

僵持一年之久，到了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双方在官渡展开了一场决战。袁绍率领的十万雄师，最终仅剩八百轻骑逃往北方，而官渡之战则以袁绍的全面败北而画上了句号。

在战争中的兵力部署问题，我们恐怕难以为您作出深入解析，然而，我们能够帮助您揭示战争背后所蕴含的经济奥秘。

在决战前夕，袁绍的监军沮授曾提出，不宜急于开战。曹操当时仅控制一州之地，屯田事业亦刚刚起步。若能派遣军队驻扎在兖州边界之外，并在春耕夏收时节持续进行骚扰，不出三年，兖州必定陷入混乱。若再联合刘表、刘备等英雄豪杰共同对兖州进行干扰，那么在两年之内，曹操恐怕将不战而败。若非必须一战以解决曹操，一旦战败，后果将不堪设想。

袁绍的谋士所提出的策略既合乎情理又充满诡计，然而，袁绍却是一个疑虑重重、决策犹豫的人。他不仅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反而将冀、幽、并、青四州的全部粮食储备集中起来，企图一举成功。

出征之际，袁绍信心满满地告知战士们，军中粮食储备充足，足以维持超过一年，他期望战士们能够安心战斗，确保在一年之内，大家都能吃饱饭。运送的粮食车辆约有万余辆，它们浩荡地开往官渡战场。

看到了袁绍的强大，曹操就坚定不移地执行了逃跑计划。

他历经艰险，从黄河以北的官渡一路逃亡至黄河以南的阳武、滑县，每逢警报传来，总是迅速撤离，从未有过一兵一卒的损失。

自建安四年九月起，整整一年间，袁绍未曾与曹操的主力部队有过交锋。原因在于，曹军的重心并非正面作战，而是暗中采取诸如夜袭敌军补给线等隐蔽行动——进行偷袭。

在官渡之战爆发前，曹军曾创下一项辉煌战绩，即一次性焚毁了敌方数千辆载满粮食的车辆。袁绍若想在兖州境内寻觅到曹操的主力部队，就好比东汉时期的军队在大漠中搜寻西羌骑兵一般，这无疑是一项难以实现的任务。

东汉时期的经济虽然雄厚，但仍被西羌的侵扰搞得国乱民困，更不用说经济并不宽裕的袁绍了。出兵征战并非轻松的旅行，十万适龄壮丁，一年多来只是吃饭不做事，粮食补给还时常遭受袭击，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呢？在日复一日的漂泊中，袁军的士气早已被消磨殆尽。

建安五年八月，曹操成功锁定袁绍最大的粮仓——乌巢，随后一把火将其彻底焚毁。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前线，袁绍麾下的十万大军纷纷向曹操投降，袁绍争霸天下的力量自此不复存在。

袁绍在北部四州卯足了劲刮地皮的时候，曹操在兖州干什么呢？

答：斗地主、减租减息、分田分地真红火。

建安五年，官渡之战之际，曹操发布缓征屯田户粮赋的命令，并颁布了《抑兼并令》。该令明确规定，各地坞堡不得收留流民或侵占无主土地，禁止对流民进行奴役。所有收容流民的坞堡，其流民需直接成为曹操（国家）的屯民。无论身份地位如何，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权倾朝野的宰相，都必须严格遵守《抑兼并令》。

曹操的叔伯兄弟曹洪。在董卓之乱时期，曹操遭受了董卓军队的攻击，他的坐骑不幸丧生。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曹洪毅然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了曹操，并说道：“纵使天下失去曹洪，也不能失去曹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放弃坐骑，实则等同于放弃自己的生命。当时，曹氏兄弟相拥痛哭，曹操立誓绝不会辜负曹洪的深情厚谊。

曹洪得胜归来，作为曹操的亲族，又具备丰富的资历，理应将家族产业发扬光大。面对曹操颁布的《抑兼并令》，曹洪虽不敢公然违抗，却暗中指使家仆在长社县私自招募流民，同时隐瞒土地，拒绝缴纳赋税。

最终，长社县令杨沛对曹洪毫无留情，亲自前往曹洪府邸将人拘捕，不仅当众将家奴的腿打断，而且整天将人置于街市之上，作为警示他人的反面教材……曹洪为人正直，目睹家仆替自己承担罪责，便前往京城寻求曹操援助，意图先将人救出。毕竟，曹洪与曹操是亲兄弟，再加上昔日曹操曾让出坐骑的恩情，曹操理应给予曹洪一定的照顾。

令人惊讶的是，曹操并未下令释放人质，反而将那个替曹洪承担罪责的仆人带到大街上，一刀将其斩首。若此事就此结束，曹洪损失的不过是长社县的土地与一名仆人。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事后曹操竟然派遣那位以“抓捕、殴打、杀人”著称的县令杨沛前往曹洪的根据地邺城，任命他为那里的县令。

杨沛临行前，曹操当着曹洪的面问杨沛：你想如何治理邺城？

杨沛答：臣当竭尽心力，依您的法度办事。

曹洪终于意识到，曹丞相的承诺十分不可信。曹操的言辞暗示，若你继续顽抗，就连你也将受到惩罚。因此，曹洪不得不打消购置田地的念头，亲自监督邺城的仆役们关闭店铺，停止营业。

其实，历史有时候很可笑。

曹操的确堪称一名强盗，且其规模颇为庞大。正因曹操身为大盗，故而在某种程度上，他能够象征性地代表所谓的“国家”。

曹操不准其他军阀将流民和土地圈占，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流民困境。在他执政期间，天下无主，土地资源丰富，将这些土地分配给流民，使得绝大多数人都能从中受益，即便是个别军阀只能私下保留不满，社会也因此从混乱走向了稳定。

曹操麾下的士兵数量虽不占优，然而他们心中怀揣着共同的信念——若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必须战胜袁绍。

况且，执行战斗任务并非艰巨——仅需在本国领土上搜寻敌方的粮草，能搬运的便带走，无法搬运的则付之一炬。袁绍麾下士兵虽众，实则多为只为混口饭吃的农夫，即便偶有胜利，返回家乡后岂不仍旧面临饥荒之苦？

官渡之战，其胜、其败，早已一目了然。

曹操：要想成为霸主，必有强势经济

依据我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一旦某个时代的杰出人物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他们便会迅速发起对周边地区的征战，最终实现中国的统一。

三国时期的历史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具备统一中国实力的曹操，却始终保持着隐忍的态度，他坚信毛玠所倡导的“守位以财”理念，并深信唯有重现“文景之治”的局面，方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统一。

没有能力的蜀汉却搞了一个“六出祁山”，搞得蜀地国将不国。

赤壁之战过去十年，刘备与诸葛亮频繁侵扰，曹操无奈退守，将汉中之地拱手相让，转而全力治理中原。自此，我国北方地区社会秩序逐渐稳定，流离失所的百姓也得以寻得安身之所。

在过去的十年里，曹操的主要职责并非频繁征战，而是带领流民修建运河。毕竟，流民们四处奔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填饱肚子、维持生计。而曹操的这一公务一旦完成，流民们的流离失所之苦也就随之缓解了。

自公元202年的建安七年起，直至公元213年的建安十八年，曹操亲自指挥，成功修建了淮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以及利漕渠等共计六条重要的运河。

《三国演义》里，众人熟知的夏侯惇，其最显著的成就并非与蜀国交战，而是在鲜为人知的史实记载中，他主导了太寿渠与淮阳渠的建造工程。

曹操所建之运河，构成了京杭大运河的最初形态，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宏大的水利工程之一。自那时起，以洛阳为轴心，一条扇形运河网络在中原大地上逐渐形成，横跨黄河与淮河。这一网络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华北平原的水系演变，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

试想，若隋炀帝仅是将这些运河连贯成一条京杭大运河，便已令全国陷入动荡。在那纷扰的乱世之中，曹操着手实施如此宏大的水利工程，然而史书中对其修筑运河并无丝毫非议，这难道不是对国家经济强盛的有力证明吗？

曹操击败了袁绍、吕布等北方割据势力，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从而为经济的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农业经济的逐步复苏，曹操得以在其统治区域内开凿运河。完善的水系网络为北方带来了肥沃的土地和便捷的交通，推动了商业、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再度兴旺，货币经济亦随之复兴。

董卓之乱过后，市面上依旧充斥着无字的小额货币。曹操遂发布命令，严禁此类货币流通，即所谓的“罢之”，并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重新确立了五铢钱的铸币规范。

随后，曹操将铸币的权限交给了民间，从事铸币的个体或许为商贾，或许属于坞堡势力，甚至可能涉及一些小规模的军阀。

不论谁负责铸币，只要该货币在流通领域获得广泛接受，便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在现今，曹魏时期的五铢钱常常与东汉的五铢钱一同被发现，这使得史学界对于曹魏五铢钱的年代判定问题愈发充满兴趣。

刘备、诸葛亮的经济手段嫩了点

蜀地与中原有群山相隔，根本没受到中原战争影响。

在刘备踏入蜀地之前，史册中如此记载蜀地的经济景象：田间水渠纵横交错，肥沃的田地宛如绚烂的绸缎，稻谷油光闪亮，粳米密密麻麻，村庄里的房屋彼此遥望，桑树与梓树相互连接，真是一片富饶千里、宛如天堂的宝地！

刘备统治蜀地四十年之际，史书记载蜀地情形如下：男子皆被征召参与战事，女子则投身于后勤补给，农田荒废，几近绝迹；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对蜀汉充满怨气，普通百姓因惧怕惩罚，不敢擅自离开。

天府之地的繁荣景象竟变得饿殍满地，刘备等众位英雄在此究竟有何作为？

解答此题确实颇为棘手。在魏、蜀、吴三国历史中，唯有蜀国未曾设立史官，因而缺乏记载历史的原始资料。若从建安十六年（即公元211年）谈起，那时刘备四处漂泊，命运却迎来转机。益州（现今的四川）的张鲁创立了“五斗米教”，并借此机会发动了起义。

建安十六年之际，益州牧刘璋深感自身难以驾驭局势，无奈之下只得向刘备寻求支援，期盼他能派遣军队，以剿灭张鲁。

有人曾向刘璋进言：“尽管刘备表面上享有仁义的美誉，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比曹操更为狡猾的枭雄。若刘备踏入益州，主公您打算赋予他何种官职？倘若让他担任益州牧，您又将如何自处？”然而，刘璋并未采纳这些建议，仍旧决定出兵对抗张鲁。

最终，刘备踏入益州，便与张鲁眉目传情，共同策划对付刘璋的阴谋，他们商定一旦得手，便尊张鲁为“汉宁王”。然而，张鲁并未如愿以偿成为汉宁王，反而被刘备误导，站在了打击刘璋的最前线。刘备抵达蜀地时，已是囊中羞涩，士兵们连饭都难以果腹，更不用说军饷了。

那么，刘备以什么激励自己的将士作战呢？

答：抢劫！

成都城下战鼓擂响之际，刘备为了激励士兵们的士气，向他们许下诺言：一旦攻下成都，城中的所有财富都将归士兵所有，他本人不会从中分得任何一分，并与士兵们约定：

若事情一旦确定，国库中的各种物资，我方并无储备；待攻下成都，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奔向各个仓库，争相夺取宝物。

刘备的劫掠行为已经变得极端疯狂，他不仅将官府库房中的所有铜钱全部重新铸造成直百五铢，而且还强制收购民间的铜料，甚至将用来挂蚊帐的铜钩也搜刮一空，用以铸造这种毫无价值的货币。

不接受直百五铢者，杀无赦

刘备凭借直百五铢积累了巨额财富，《三国志》中记载了那时的情景：“短短数月，国库便丰盈起来。”试想，那些连饭都难以果腹的流寇，在短短数月内竟然变得兵强马壮，这无疑是一场惨烈的掠夺！

张鲁，那个仍怀揣着“汉宁王”之梦的人，眼睁睁目睹刘备挥师夺取成都，无奈之下，只得将经营三十余年的汉中拱手让给曹操，以全师之众不战而降。刘备对汉中发起了攻势。汉中，蜀地之门户，传闻张鲁向曹操投降后，刘备在很长一段时日里夜不能寐，时常惊醒，那是他拼尽全力也要夺取的地方。

自然，在出兵之前，刘备还打造了一部分新的直百五铢。相较而言，这批货币显得“破损、细小、轻薄”，每枚重量大约在八克上下，上面的文字也显得相当模糊。

曹操并未对刘备的挑衅作出回应，他选择将汉中的百姓全部迁移至长安、三辅、洛阳、邺城等地，随后便撤离了汉中。若将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视为生存的必需，尚可理解，因为汉中的得失关乎蜀汉的存亡，确实是一场值得全力一搏的较量。

刘备死后，诸葛亮太不靠谱了

在古代，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往往通过其人口数量来直观展现。在全国十三州中，魏国独揽九州之地，拥有五百七十万人口，且囊括了洛阳与长安这两个东西方向上最大的经济要地；孙权则控制着三州，人口约二百三十万，曹丕登基称帝后，孙权名义上接受了魏国所封的“吴王”称号；而蜀国仅占据益州一隅，人口仅有九十万，实为弹丸之地。

换言之，蜀汉与曹魏在军事力量对比中为六比一，而在经济领域，蜀汉的状况恐怕更加不容乐观。

若遵循常理，蜀汉理应避战自守，倚赖蜀地险要地形进行被动防御。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诸葛亮竟敢率先发起攻击。诸葛亮亦深知“益州已显疲态，当前正是关乎存亡的紧急关头”，尽管如此，他还是将蜀汉的全体民众推上了这条毫无胜算的战争之路。

《三国志》中提及，诸葛亮率领蜀国十万精锐士兵，历经三次北伐征战。此外，蜀国官吏亦达四万之众（其中甲士十万二千，文吏四万）。然而，这十万将士并非蜀国军事力量的全部，每十名士兵背后至少需有三至四人负责后勤保障。蜀汉国土上居民总数仅为九十四万（其中全蜀领户有二十八万户，男女合计九十四万人），按照这样的比例，每九人中便有一位战士，每七户人家则需供养一位官员，更不用说那庞大的后勤支持体系。这正是蜀汉的真实写照，也是诸葛亮的真实写照。

蜀道崎岖，攀登之难，简直如同攀登苍穹，即便是黄鹤翱翔也难以飞越，猿猴想要渡过，也只能愁苦地攀爬，而诸葛亮的北伐，基本上全靠徒步前行。

十万军队要走出巴蜀古栈道，诸葛丞相如何支撑？

答：继续铸钱。

1980年4月，成都市房管所对办公楼进行了重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原本的办公楼下方竟然隐藏着一处古代钱币的窖藏，以及一件铜钱母范。这批铜钱被称为“太平百钱”，其中一枚“太平百钱”的价值相当于一百枚五铢钱。现代科技的验证表明，首批太平百钱的铸造时间介于公元221年至227年，即刘备逝去之后至诸葛亮首度北伐之际，那时，蜀地能够铸钱的唯有诸葛亮一人。

结论：太平百钱为诸葛亮所铸。

太平百钱是一种极其离谱的货币，离谱到根本就不能称其为钱

这种货币的重量介于0.1至1克之间，不仅比西汉晚期的荚钱轻，甚至比董卓时期的无字小钱还要轻，堪称我国历史上质量最劣的铜钱之一。

也就是说，在发动“六出祁山”战役之前，诸葛亮丞相曾以一比一百的比例大量掠夺民间财富。不仅如此，当时流通的货币包括太平百钱和直百五铢，这两种货币同时使用，但直百五铢主要发放给官员，而民间财富的收购则普遍采用太平百钱。随后，蜀地经济陷入衰败，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在蜀汉建兴十二年、十三年（即公元234、235年），蜀国重新开始铸造货币，此时直百五铢的重量降至两克，与太平百钱的价格相当，变得极为便宜，几乎随处可见。

关于这段历史，在备受推崇的《中国货币史》中，作者发表了一段颇具幽默感的评论：“或许诸葛亮当时尚未离世，他或许并不认同这种改革措施。然而，若真如他生前所愿，在他致力于统一北方、竭尽全力之际，将这次改革定位于建兴十三年，无疑是更为适宜的选择。”

或许难以置信，那位在中国历史上几乎被奉为神话般存在的人物，竟然在货币领域大肆炒作，其敛财手段竟然与历史上的权臣董卓相当。

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公正无私：诸葛亮身处孤立无援之地，理应安于偏隅一隅；然而他却连续多年徒劳无益地派遣军队，实在是一位志向远大但才能不足的人，充其量只能胜任太平时期的宰相之职。

孙吴铸造货币，发起三次“货币战争”

西汉末期，江南地区尚属未开化之地。正当赤眉军横行天下之际，那些世代为官的世家望族，纷纷率领自家族人以及部下，渡过长江向南逃亡，期望在这片土地上寻觅一处远离战火、安宁宁静的栖息之所。

《新唐书》中的《宰相世系表》提及，扬州陆姓的先祖为春秋时期齐国的陆发大夫，于西汉末年迁居江南地区；那位以一把火焚烧刘备八百里连营而闻名的陆逊，便是扬州陆氏的后裔；进入南北朝时期后，陆氏家族的成员在唐朝时期也多次担任了宰相的职务。这些江南地区的豪族家族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军队的指挥权在父子之间传承，甚至兄长去世后，弟弟也能继承，这种权力根本不受孙权的掌控。

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击败了刘备，坚决抵制了孙权进军蜀地的指令。在他看来，仅需守护江南一小片土地便足矣，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陆逊离世后，其子陆抗接替了军权；陆抗离世后，其子陆玄、陆景又继承了这一权力。面对江南的豪族势力，无论是孙策、孙坚还是孙权，历代孙吴的统治者都束手无策。

孙权无力与江南的世家大族一较高下，于是将目光投向了江南地区的原始居民——山越人。最终，孙吴政权几乎将江南地区所有的土著村落彻底消灭。

尽管如此，孙吴地区的经济主体依旧以江南的豪门世家为主导，而流通于当地的货币主要是江南豪门私自铸造的五铢钱。与之相对，孙权所发行的官方货币，大部分则流入了蜀汉与曹魏两国。孙吴朝廷历经三次铸币，这无疑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货币战争”。

第一次铸币是在建安七年，赤壁之战之前，这些钱被运往了曹魏。

在赤壁之战爆发之前，周瑜对孙权说道：“江南地区的铜矿资源丰富，其铸币量远超曹操数倍之多，我们为何还需畏惧曹操？”既然我们拥有丰富的铜矿和充足的铜钱，那么就应该从货币入手，摧毁曹操的金融体系。

孙权下令铸造“大泉五十”，这种货币的重量为四克，并规定一枚大泉五十可兑换五十枚五铢钱。这些大泉五十并非用于与江南豪门的财富交换，甚至也不是为了掠夺自己部下的山越财富。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让伪装成商人的士兵携带至曹操的领地，用以换取粮食及其他物资，以期通过五十倍的价值，抢夺敌人的财富。

孙权的想法过于简单，一枚大泉五十的价值远远不及五十枚五铢，况且您并非北方的统治者，又怎能指望有人听从您的号令呢？

在大泉五十流通的曹魏境内，其与五铢钱的交换比率大致维持在1比1的水平。

曹魏民众在获得大泉五十之后，却频繁前往孙吴领土消费——一枚大泉五十的价值相当于五十枚五铢钱，而这正是孙权您所制定的条例。

结果三：大泉五十的铸造仅持续不到一年便被迫中止，孙权只得颁布命令，要求官府在接到大泉五十后，必须将其回炉重新铸制。

孙权不但没弄到财富，反而损害了自己

问：孙权为何不禁止粮食等物资出境？

这无疑是决定货币战争胜负的临界点，孙权或许有此打算，然而，禁止物资出口的第一个直接后果便是会损害孙吴与北方的贸易交流。这一贸易实际上由江南的豪门家族所掌控，他们绝不可能坐视孙权肆意妄为。

第一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建安二十四年进行的第二次铸币活动，在吴蜀之战结束之后，所铸之钱随即被运送至蜀汉地区。

中国有句俗语，叫作“刘备借荆州——有去无回”。

实际上，吕蒙才刚刚击败了占据荆州的关羽，孙权便立刻送来了上亿枚直百五铢，命他前往蜀地换取物资。此时，蜀汉的直百五铢重量已经降至六至八克，而孙权所送铜钱则严格依照蜀汉初年的十克标准铸成。相较之下，这批铜钱迅速成为成都市场上的主要交易货币，对蜀汉的统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从理论上看，一亿枚直百五铢的价值相当于一百亿枚蜀地五铢，而汉代两朝的官方和私人总共铸造的五铢钱不过五百亿枚，因此，一亿枚直百五铢确实能够完全替代蜀汉的货币体系。在此期间，诸葛亮不得不发布命令，禁止民间继续使用铜钱作为交易手段，导致蜀汉的交易活动不得不回归到以物易物的时代。

所谓“钱既太贵，徒有虚名”。

结果：蜀汉在丢掉荆州之后，又几乎丢掉了所有财富。

第二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胜。

第三次铸币是在孙吴赤乌九年，这些钱被运往蜀汉。

诸葛亮离世后，蜀汉的权力交由蒋琬执掌，国家得以进入休养生息的时期。在这十二年里，蒋琬的主要职责便是前往孙吴，巧妙地获取食物和酒水。

在那时，孙吴与蜀汉携手结成了军事联盟，共同对抗曹操。自蜀汉的延熙元年（公元238年）起，蒋琬便频繁派遣士兵伪装成商贩，潜入孙吴境内，他们利用直百五铢货币在当地购买粮食及其他物资。一枚直百五铢的分量大约等于两枚五铢钱，在蜀地，由于朝廷实行严格的政策，一枚直百五铢的购买力相当于一百枚五铢钱，这使得蜀国的直百五铢在市场上获得了一定的认可。而在吴国，一枚直百五铢的价值大约相当于十枚五铢钱，蒋琬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实际利益。

获得直百五铢之后，江南的世家大族、坞堡势力，以及普通小农，都争相携带所赚得的直百五铢，涌向蜀汉地区，以之换取粮食。

结果2： 蜀汉士兵居然也加入了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

至此，这场货币争夺战的结果已无任何疑问，在无数人追逐财富的憧憬中，蜀汉注定将遭遇惨败，而孙吴则必将取得辉煌的胜利。

此刻，那位曾以火攻连烧八百里营地的陆逊挺身而出，在他的引领下，孙吴势力针对蜀汉的货币战展开了有力的反击。

你不是等同于一百个五铢钱吗？那我就当作一千个、二千个，甚至五千个五铢钱！在嘉禾七年，孙吴开始制造了“大泉五千”、“大泉两千”以及“大泉当千”等多种货币。以价值最高的“大泉当千”为例，其重量在八到九克之间，比蜀汉的直百五铢轻了一到两克，这些货币全都被运往蜀地以换取物资。

陆逊的想法是好的，做法是坏的

建安七年发生的货币冲突，孙吴之所以彻底败北，正是由于他们试图在曹魏领土上推广自家的低值货币。然而，如今蜀汉也显现出了衰败的迹象，陆逊竟然又采取了如此不明智的策略。

孙吴相较于蜀汉，在地理上占据着先天的有利条件：蜀汉能够有效控制边境，这得益于国内缺乏士族豪门和大商人的牵制；然而，孙吴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民众普遍将孙吴皇帝的旨令视为无物。因此，那些大泉五千、大泉两千的货币几乎全部回流至孙吴境内——它们是孙吴的国家法定货币；最终，蒋琬竟然试图用这些资金来收购江南豪族的铁矿。

陆逊所实施的货币政策在江南的豪门望族中激起了广泛的反感。到了孙吴赤乌九年（即公元246年），陆逊不得不发布命令，废除大泉两千和大泉五千两种货币。对于已经铸造成的大泉五千，陆逊下令全部收回并重新熔炼，铸造成新的“大泉一千”。在豪门大族的普遍抵制下，陆逊在同年被迫辞去相位。直至孙吴政权覆灭，官方再也没有推出过任何新的铸币政策。

第三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在此，我需告知各位，鉴于大量的大泉五千被熔化重新铸造成新币，现今大泉五千已成为一种极为稀有的铜币。

直至清朝金石学家刘喜海所著《泉苑蔷华》问世，世人方得以目睹大泉五千的拓本，而其真品，早已无迹可寻。

民国时期，出土了两大枚珍贵的“大泉五千”。传闻中，袁克文，袁世凯之子，曾不惜重金购得其中一枚。遗憾的是，袁克文在贫困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离世，那枚古币也随之失传（或谓其流落海外）。而另一枚“大泉五千”，则现藏于我国的历史博物馆之中。

货币战争，古已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