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故事在东亚各国也极具生命力。（插画/ 博观）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历史长篇小说的奠基之作，自问世以来，始终吸引着众多读者。它不仅因其文学价值而备受推崇，更以其蕴含的处世智慧，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好者。这部作品对国内外文学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日本、韩国、泰国等地区，《三国演义》历经多次翻译与再版，当地的文人雅士对其进行了译释与再创作，使之更符合本土的文化理念，从而在该地区得以广泛流传。

追溯《三国演义》在相关国家的传播历程，特别是在与我国关系密切的日本和韩国两国，我们得以窥见《三国演义》如何成为东亚地区的通用语言，以及它如何被中国以外的地区所理解、审视，甚至与当地文化相融合。

在日本，三国成了无神论？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三国演义》源于罗贯中等作者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作品诞生于元末明初，随后随着不同国家间的交流而逐步在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广为流传。

史书中关于三国故事传入日本的准确时间并未记载，普遍认知中，日本最早出现的日文版本是由湖南文山在1689年翻译的《通俗三国志》。

湖南文山是日本最早将《三国演义》翻译介绍给读者的文人之一。在翻译《通俗三国志》的过程中，他并未完全遵循原著，对其中某些内容进行了删减。原本120回的章节在他的笔下被缩减至50卷。在原版《三国演义》中，广为人知的“且听下回分解”这一段落，也被他从译文中移除了。

在日本文学界，湖南文山所著的《通俗三国志》享有盛誉，其影响力深远。曾任职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桑原武夫指出，江户时期大量以战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无不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三国志演义》的启发和影响。

然而，湖南文山在翻译《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并未忠实于原著，反而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因此，《通俗三国志》也就无法被视为日本国内首个忠实于原著的译本。

《演义》被普遍视为忠实原著的首次翻译版本。然而，日本人现今所熟知的《三国志》并非指的是《通俗三国志》，亦非《演义》，而是吉川英治所著的《三国志》。

吉川英治，这位日本知名的三国故事编撰者，在青少年时代便阅读了久保天随所著的《演义》。然而，在后来创作自己的《三国志》时，他并未过多借鉴久保天随的《演义》，转而选择了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作为参考。

相较于日本众多翻译三国故事的译者，吉川英治在翻译《三国志》时展现出更为突出的真实追求和科学精神。他特意删去了《三国演义》中对神鬼奇异事件的描述，基于现代人的理解角度，力求用科学的眼光去解读原作中那些奇异而超乎寻常的内容。

在原著的第二回里，罗贯中记录了刘备运用猪羊狗血等污秽之物，成功破解了张宝的妖术。而在吉川英治的作品中，描述的空中纸人和草马纷飞的奇异景象，实际上是因为张宝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气候条件，借助峡谷中终年云雾缭绕，以及山顶气流直冲的特点，以此误导刘备和其他人。

此外，与原本版本相比，吉川英治所著的《三国志》在结局部分也作出了显著的调整，其中直接删减了孔明离世之后长达46年的故事内容。

在原著《三国演义》里，尽管罗贯中在叙述过程中着重描绘了孔明在世时的历史环境与事件冲突，然而他并未吝惜文字，详尽地补充了孔明离世后长达46年的岁月，使得三国传奇得以贯穿至吴国覆灭的结局。

吉川英治在描绘孔明离世之际，笔锋陡然收束，以“自古以来皆同此色，岂有谁能摆脱此轮回，独在此春秋之外”的感慨作为结语，这不仅加深了孔明离世时的悲壮氛围，而且与日本文学对“悲美”情节的偏好相得益彰。

删减之外，吉川英治还通过虚构赋予原版三国人物以瑰丽色彩。

他为刘备的初版故事塑造了一位名叫“芙蓉”的恋人，同时以刘备志在拯救汉室，无暇顾及个人情感为由，硬是将这对恋人拆散。

或许正因《三国志》在怪力乱神方面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并且巧妙地迎合了日本民众对关羽、刘备、孔明等人的感慨，吉川英治所著的《三国志》在日本民众中赢得了更高的认可度。

受吉川英治所著《三国志》的启发，日本文坛涌现出一股创作中国历史小说的狂潮。在这股热潮中，日本知名小说家宫城谷昌光以我国史籍中的经典著作为依托，创作了《三国志》等一系列作品。此外，他对东汉光武帝刘秀尤为推崇，赞誉其“言必信，行必果，从不撒谎，亦不玩弄手段，不装模作样”。

曾经的朝鲜半岛永不缺《三国演义》听众

根据相关资料，《三国志通俗演义》首次在朝鲜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宣祖实录》中。与《三国演义》传入日本时的情况不同，当它传至朝鲜时，正值朝鲜深受我国传统儒学之熏陶。吉林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所所长谭红梅在其发表于《东疆学刊》的论文《〈三国演义〉在朝鲜广为流传之原因》中指出，《三国演义》在那时被视为具有“非正统性、非伦理性、非史实性以及淫乱性”的特点。

《宣祖实录》中有所记载，李朝时期的学者奇大升对《三国演义》持有不赞成的态度，他认为这部作品“以荒诞不经之事编织出毫无根据的言论”。

在奇大升之外，朝鲜文化领域内，对于《三国演义》的批评之声亦不绝于耳。大臣李颐命曾直言不讳地称其“足以扰乱天下风俗”，而李圭景则认为阅读此书时，总觉得少了些韵味。

尽管我国古代的小报在民间“虽禁不止”，而《三国演义》在朝鲜虽遭上层阶级的非议，但它在民间依然拥有相当广泛的民众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在壬辰之战结束之后，关羽的形象在朝鲜地区深入人心，这促使三国故事得以更广泛的流传。

《李朝实录·宣祖实录》中提及，在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日本对朝鲜发动侵略，朝鲜随即向明朝发出求援文书。同年年末，明朝派遣军队对朝鲜实施增援。

壬辰之役期间，明帝国与朝鲜的军队携手抗御日本侵略者，持续战斗了七年之久，成功平定了倭寇之乱，确保了朝鲜的和平与国家的安宁。

在这段时间里，明军中众多将士对关羽怀有崇敬之情，他们抵达朝鲜后，纷纷举行祭拜仪式，这种行为在无形中提升了关羽在朝鲜士兵心中的地位。因此，在壬辰之战胜利之后，朝鲜也纷纷修建关羽庙宇，有些朝鲜文人甚至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将关羽尊为韩国的守护神。

赵维国教授在《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一文中指出，壬辰之战过后，朝鲜民众对明王朝的情感日益浓厚，他们对明王朝的文化更是推崇备至。

不过，明朝对朝鲜的援助刚刚展开，明王朝便遭遇了覆灭的命运。随后，取而代之的清政府一掌权，便立即出兵进攻朝鲜，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并责令朝鲜每年必须进贡。

朝鲜百姓对取代其政权的清朝颇感不屑，国内甚至涌现出要求“反清复明”的强烈呼声。

在这种情形下，成为阶下囚的朝鲜自然更加感慨于被迫向曹操臣服的关羽，他“只向汉帝臣服，不向曹操低头”的节操、在得知刘备音讯后立刻投奔的行为，同样受到了朝鲜民众的热烈推崇和认可。而一心想要挽救汉室的刘备，因其被视为“反清复明”的象征，也受到了广泛的追捧和尊敬。

朝鲜民众对明朝以及关羽怀有的情感，以及诸葛亮、刘备等三国英雄所展现出的仁爱、正义、礼仪、智慧和诚信等具有教化作用的品质，也逐渐引起了当权者的关注。

2019年6月15日，位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市，一群当地的小学生正在生动地演绎着中国三国时期的故事。（图片来源：Alamy）

历经百年，《三国演义》缘何不灭？

《三国演义》这部作品自我国传播至日本、韩国等国家，历经数百年时间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并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中，那些备受推崇、深信不疑的核心思想，即便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松下电器巧妙借鉴《三国演义》中关于用人之道和选拔人才的典故，这些故事至今仍被广泛传颂。以至于有日本大学教授将松下电器的成就归功于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对诸葛亮智慧的巧妙运用，而松下幸之助本人对《三国演义》情有独钟，甚至将其列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必读的书籍之一。

松下幸之助以三国时期的智慧管理松下电器，其中一例便是20世纪70年代，日本面临石油危机，全球经济及政治格局遭受巨大冲击时，他大胆地将一名普通董事擢升为社长。这一举措，也被视为松下幸之助巧妙地重现了诸葛亮破格提拔庞统为县令及军师中郎将的历史佳话。事实最终也证实了，松下幸之助当年的抉择既高明又富有远见，他所破格提拔的山下俊彦在随后的改革与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松下电器也因此得以持续在电子领域的巅峰位置屹立不倒。

松下电器并非唯一，众多日本企业亦曾将《三国演义》中的治国良策融入自身的企业经营与发展之中；比如，日本东洋精密工业公司不仅巧妙地运用了三国的智慧，其董事还亲自著作了《用兵法指导经营》一册，该著作问世后受到了广泛的喜爱与好评。

日本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的作品《长坂坡之战》。

在韩国商界，此类例子也屡见不鲜。韩国现代炼油公司曾对诸葛亮、刘备、关羽等历史人物进行过正负评价的考量，并且还制定了一套与三国战略密切结合的《伦理经营手册》。

中国经济网先前报道，该企业员工在接受访问时透露，该手册将诸葛亮、关羽和曹操誉为践行伦理经营的杰出典范，原因在于诸葛亮心怀坦荡、公私界限清晰；关羽以忠诚度高、坚守公平竞争原则著称；曹操则被尊为推广开放经营和人才战略的先驱。刘备与张飞二人，手册中评价刘备虽知谦逊礼让之道，却过分追求功名利禄；而张飞的遭遇亦揭示了若领导者不尊重其下属，将引发何种不良后果。

上述种种现象展现了三国策略的实用性，而由《三国演义》改编的一系列游戏，则彰显了它在现代娱乐领域的价值。

日本光荣公司制作的《三国》系列游戏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成为寿命最长的游戏之一，而且凭借《三国志：霸道》这款游戏，成功实现了之前制定的中期经营计划中提出的每月10亿日元的流水目标。

与此同时，众多三国游戏的爱好者为了顺利通过游戏关卡，受到游戏的推动开始研读三国故事，这一行为也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三国演义》在当代社会的传播与影响力。其中，部分游戏粉丝甚至自发创建了游戏交流群，在群内积极学习三国相关文化知识。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将《三国演义》誉为“一部小说，价值千亿”，而韩国民间也广为流传着“与未曾阅读‘三国’之人交谈无益”的俗语。

《三国演义》与韩国文化的关系，赵贤植在2014年2月进行了深入研究；赵维国于2011年6月探讨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三国演义》在日本的影响，邱玲和吴芳龄在2006年4月进行了分析；谭红梅在2006年10月则分析了《三国志演义》在朝鲜广为流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