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吴冠军，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欧陆政治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同时亦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英文版的执行主编、上海纽约大学的双聘教授，以及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的客座研究员。他的著作颇丰，其中包括《多元的现代性》、《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爱与死的幽灵学》、《现时代的群学》、《第十一论纲》、《激活你的日常： 吃喝玩乐的哲学视野》以及《后人类纪的共同生活》等。

一个为颜值和爱情焦虑的女学生

吴冠军的研究领域聚焦于政治哲学，近年来特别致力于对日常生活进行深入思考。在他眼中，诸如饮食、娱乐等活动，若能将其视为“陌生化”的对象，便能将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重新塑造，使之显得不再那么熟悉，增添几分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正是引发思考的契机。倘若我们不去对生活进行思考，浑浑噩噩地度过，那么我们只是在“活着”而已。若能运用思考之力，主动将日常起居以哲学视角审视，则此行为即是对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哲学化生活”的实践。

他在很多场合用这种思路解读过“颜值”话题。

当前人们普遍认同的审美标准包括大眼睛、尖下巴以及曼妙曲线等特征。然而，我并不认同全国各地男性对美的看法竟会如此一致，都偏爱某一种固定的女性外貌。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因素让我们普遍认为某位女明星非常迷人？

只要您愿意进一步探究，便会发现，塑造我们现今审美观念的，其实是一条隐秘的、无形的加工生产线。我们如今所推崇的女性之美，是以高加索人种为标准模板，而高加索人种通常指的是白人女性，她们的面容多显锥子脸，身材也较为丰腴。反观我们蒙古人种，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我们的脸型普遍偏圆，鼻梁并不高挺，身材则相对扁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被卷入了一条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对我们造成极大冲击的审美生产线，从而只认可这一种美。这种状况导致了极其不幸的结果。以韩国的整形业为例，为什么它如此繁荣？那是因为女性无法自然地拥有高加索人的外貌特征，最终只能选择手术，以期让自己的面容更接近那个美的标准。现今的“网红脸”几乎出自同一模具，模样大同小异。为了打造这种网红形象，整形手术过程实则相当残忍，涉及骨骼切割、身体填充——这正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写照，充斥着无形的暴力，甚至我们心甘情愿地承受这种暴力。

经过一番剖析，吴冠军意识到，当那位女学生即将步入大四毕业阶段，寻求他的论文指导时，他几乎无法辨认出她，原因是她进行了面部整形手术。

吴冠军：“你听过我的课，怎么还会去整容？”

女生说：“老师，您在课堂上已经向我们阐述过这一点了。可我年纪轻轻，仍渴望在大学期间邂逅一段爱情。常言道，‘拐角处遇见爱情’，我在丽娃河畔不知转了多少圈，每一个角落都探寻过，却始终未能发现爱情的踪迹。自从我做了整形手术，拥有了尖尖的脸庞，那些以前连正眼都不瞧我的男生，现在却纷纷对我殷勤备至。”以前他们的目光从未停留在我身上，然而经过整形手术，我成为了他们关注的中心，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师，请您理解我，这就是我的现实，为了追求截然不同的生活，我愿意承担一切代价。

吴冠军在《后人类纪的共同生活》中记录了这个案例。他不禁感慨，我们的日常琐事远非表面那般简单，无论是饮食、娱乐，还是多样的审美追求和快感体验，都隐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运作机制。在人们尚未洞悉欲望运作机制之前，所谓的自由选择不过是虚幻的言辞。然而，若能通过深思熟虑，揭示出日常生活背后制造快感的无形机制，那么我们便能更深入地把握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使人掌握了生活的主导地位，从而拥有了进行真正自由选择的可能。

【访谈】我们为什么焦虑

“焦虑指数调查”意义不大

阅读加号：焦虑是否与人类一同诞生？在人口稀少的小国，古代的人们是否也感受到了焦虑的情绪？

吴冠军指出，至少有一部分哲学家持有这样的观点：焦虑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根本属性。这是因为人类如同被抛入这个世界一般，并未参与到构建世界制度、知识体系和秩序的过程中。因此，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与周围环境不相协调的焦虑和紧张情绪。尽管人们不断努力学习和适应，但仍然有许多事物是陌生的、无法掌控的。这些陌生的事物往往在不经意间给人们带来意外的冲击。这种无力感会是加缪说的“荒诞”，也会是萨特说的“恶心”。

众多人对“往昔”抱有浪漫的憧憬，“昔日悠闲、始终痴情”，这其中不乏哲学家，如卢梭便将野蛮人描绘得尊贵非凡，觉得他们享有更充分的自由，摆脱了忧虑的困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若将我们带回到一个节奏缓慢的时代，我们同样会感到焦虑，但焦虑的具体内容将截然不同。现今，我们通常不会对基本生存感到忧虑，鲜少担忧荒凉的山野、盗贼的侵扰、战火纷飞或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命；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些正是人们心中的忧虑所在。

所以，即使转换古今的视角来看，焦虑也是人类无可消除的感受。

那么，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在高度成熟、确定性极高、福利待遇优越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是否依旧感到焦虑？

吴冠军：仍然有焦虑，只是焦虑的内容和方向不一样。

在中国当今社会，许多人感到焦虑的根源往往与工作、职业发展或就业相关。与此相对，在那些福利待遇较好的发达国家，此类焦虑现象较为罕见。我在澳大利亚留学多年，观察到许多外国同学在完成博士学位后，并未急于寻找工作或加入某个机构，相反，他们选择休息一两年时间，去旅行、放松身心，或者在某地逗留一段时间，从事一些临时性的、项目性质的工作，总之，他们的心态并不急迫。

表面上看似乎悠闲自在，然而澳大利亚却是精神分析学的核心地区，若非民众有强烈的需求，又怎会催生出如此繁荣的行业呢？

他们的忧虑大多源自人际交往，无论是与熟人的交流还是与陌生人的互动，都存在着误解和沟通的障碍。在澳大利亚，这种忧虑的比例相当高，其严重性绝不逊色于我国大城市。

从这个层面来看，众多关于“幸福指数排行”“焦虑程度对比”等类型的统计调查价值有限，因为它们在开展前需预先设定核心指标，但若要真正探究幸福与焦虑的本质，我们需深入分析个体焦虑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

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全球范围内正经历一个阶段，即人际沟通技巧的衰退，亦即政治素养的下降，这一变化已成为全球性的趋势。

焦虑源于“知识被剥夺”

读+：从哲学角度来说，我们焦虑的源头是什么？

吴冠军表示，他打算向大家介绍一位来自法国的学者，即贝尔纳·斯蒂格勒——这位是法国当代知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并且著有《技术与时间》一书——该书包含阅读和注释部分。据吴冠军所言，斯蒂格勒对现今社会的剖析，能够有效地阐释这一问题。

他强调，当前社会正遭遇着“广泛的工人阶级化”现象，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知识的丧失”，具体而言，涉及三种知识，它们分别对应着三种焦虑的来源。

关于“工作”领域的知识，正遭受自动化机械（以及人工智能）的持续破坏。不论你是技艺高超的工匠、医者、工程师还是棋艺精湛的棋手，这些机器都在不断地加快对你的工作内容的修改，有时甚至直接取代了你的位置。

第二种知识涉及“生活”，具体来说是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学问。这种知识往往不为人们所察觉，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一旦这种知识被剥夺，它便改变了人际交往的规则。以师生关系为例，虽然仅有少数老师做出了令人不齿的行为，但整个社会却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历经千年的“尊师重道”传统观念被彻底颠覆。这一点从近年来师生、尤其是老师和研究生之间日益加剧的不信任现象中便可窥见一斑。夫妻间亦然，去年便有一位女明星，因夫妻争执，她持刀将丈夫划伤数处，之后两人和好，却又再次分手。许多人将她视为榜样，然而，你的“敢作敢为”并不意味着你具备解决两人相处难题的智慧。

孩子与父母之间，近期频繁出现相关负面报道，这不禁让人深思，人与人之间为何沟通变得如此困难？过去是陌生人间难以相处，而如今，即便是熟人、亲人之间也出现了问题。

经历各种创伤之后，众人面对伤痛茫然无措，不知如何疗愈。缺乏人际交往的智慧，我们该如何是好？许多事情都交托给了“算法”。譬如，恋爱受挫，无需沮丧，便去婚恋网站寻求帮助，那里有比我更懂我的“算法”，它能协助我寻觅到更匹配的另一半。

第三种涉及的是对“理论”的认知，这主要是指全面思考与自我反省的能力。观察我国的高等学府，近几年来，选择文科专业、学习哲学和政治学的学生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实际上，完成大学学业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具备了思考的能力。

这三种知识一旦被剥夺，便催生了三种现代焦虑，而这三种焦虑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当代人普遍感受到的“无产阶级化”现象。即便是出身富裕的富二代，即便家中财富充裕，他们仍会不断感受到人生及面对世界的无力感。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焦虑”已经成为我们人类面临的一大难题，未来岁月里，这种情绪只会愈发严重；随着世界变化步伐的加快，事件发生的频率也在提高，我们似乎越来越难以跟上节奏，思考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此外，还有一个值得补充的观点，那就是那些能够明确原因的焦虑并非最为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那种毫无预兆的、令人感到无助、无力、无奈的情绪。

“夸夸群”的出现可以理解

如今流行起了一种名为“夸夸群”的现象，起初是免费的，但后来演变为付费服务。群主会将你引入群聊，众人对你夸赞十分钟，时间一到便将你移出群聊。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都市人群的某种焦虑情绪？

吴冠军提到，“夸夸群”这个概念我多少有所了解。它原本可以算得上是件有趣的事情。人们通过加入“群”这种形式，实现了远距离的连接，互相鼓励、缓解压力、共同抵御寒冷，这可以看作是利用技术进步来缓解焦虑的一种途径。身处不同地域，但拥有相似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人们，可以形成一些小型的集体，并制定出该集体内部的话语规范和交流方式，这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我自设有这样一个圈子，成员遍布五湖四海，全是学术界的朋友。他们在群里畅所欲言，分享彼此的心声，偶尔还会互相赞美。在这个小圈子中，大家彼此了解，面临相似的生活挑战，因此产生了共鸣，相互认可并给予鼓励。这样的小“赞美群”不仅有益，或许还是人类为应对集体焦虑而创造的一种新型社交方式。

然而，一旦演变成为“付费群”，成员间互不相识，唯一目的只为金钱，付钱我便赞美你，这实际上又回到了那种陈旧古老的“利益群体”，类似于金庸笔下描述的星宿派，只要你能够拿出金钱或权力，众人便会纷纷献媚，如此一来，新创群组的初衷与价值也就随之丧失。

社会上存在夸大焦虑、制造焦虑、以及售卖焦虑的现象，那么这些现象背后究竟是怎样的运作机制呢？

吴冠军提到，加拿大学者娜奥米·克莱恩在其著作《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指出，灾难已成为应对经济困境的常规策略。这些灾难涵盖了自然灾害，如海啸、飓风、地震和干旱，亦包括社会上的暴力事件。这种将灾难视为商业机遇的思维方式，同样适用于焦虑情绪，有些人会借此机会进行资本增值的操作。

因此，面对焦虑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一种是分析性的、基于知识的，另一种则是市场导向的、以功利为目的。这两种策略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在具体情境中深入分析焦虑的成因和运作机制，以提升对焦虑的理解，而后者则是将焦虑视为一个“卖点”，通过放大焦虑感来推销所谓的“解决方案”。

以当前备受瞩目的知识付费市场为参照，我们注意到：“知识焦虑”这一话题持续被放大，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期望通过付费方式迅速填补知识上的不足，从而增强自身实力。但那些具有反思性质的理论课程，在知识付费的框架中却显得颇为边缘，以至于哲学类课程也需装扮成心灵慰藉的鸡汤，或是能被当作灵丹妙药或补品来消费的形式，方能获得较好的市场反响。那些最受欢迎的付费课程，诸如职场策略、金融知识、人际沟通技巧等，它们被描述得非常具体，声称能够带来显著的实际利益，并且能够迅速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

面对知识付费市场，我们如何辨别优劣？任何声称只需投入金钱、流量或时间，便能迅速获得解决方案、承诺解决问题的课程，我将其称为“一刀流”课程，这类“知识”最应引起我们的警惕。而那些富有反思性和知识营养的课程，往往都是拒绝提供包治百病的标准答案的。

若本次访谈的成果，能让你对吴冠军所荐书籍的购买决策豁然开朗、摆脱焦虑，那么请务必在“吴冠军”这个名字上划去；真正的疗愈性知识，将为你开启更多认知窗口，使你能够从多角度审视现下的生活与世态，洞察问题的多面性，并收获更加深邃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