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国后期的各国君主、谋士以及武将，和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时期的第一代英雄人物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一历史现象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呢？本文通过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考察与分析，得出结论：每个历史时期都拥有大量的人才资源，关键在于时代环境以及人才机制。三国后期，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人才选拔机制的变化，也带来了人才集聚环境的变化，还带来了人才显露条件的变化。最终，大量人才被埋没，呈现出了人才匮乏的局面。

关键词：三国人才环境人才选拔人才培养

三国前期人才极为隆盛，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堪称各个朝代的翘楚，没有其他时期能够与之相比。然而三国后期群星逐渐凋零，各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才断层。即便老一辈的领导人才像诸葛亮那样苦心经营，也依然难以独自支撑，颓势日益明显。当时人们常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表明姜维进行北伐时缺乏新生代的武将骨干，不得已只能派出年逾七旬的老将廖化率先出征。三国前期与后期人才队伍的反差之大，让人感到不解。

人们通常容易看到人才在台上发挥作用的那部分。然而在此之前，人才需要显露、选拔、集聚和培养，这些都是先决条件。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人才就很可能被埋没。所以，领导用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中，需要多方面客观条件因缘际会，只有当条件全部成熟时，才能出现人才兴旺的盛况，反之则不然。

一、引言

东汉末年，王纲解体。群雄开始逐鹿，军阀陷入混战。到了三国鼎立之时，分久则必合。在这期间，风云不断变幻，有许多英雄故事，让世人不停地称道。棋局跌宕起伏的背后，正是各国的人才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学者对《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华阳国志》记载的情况进行统计，这些记载涉及在魏蜀吴三国政权中担任官职且籍贯可考的知名人士。经统计发现，魏国的人才资源最为丰富，人数达到 668 人；吴国次之，有 367 人；蜀国再次之，有 223 人。[1]大批优秀人才在君主创业初期，深谋远虑，出手不凡，为君主奠定基业；在君主危难之际，又各显身手，使君主由弱变强，立下了赫赫战功。毛玠提出战略方针，即奉天子来号令不臣之人，修习耕植以储备军资，这为曹操赢得了雄厚的政治资本，让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曹操实行屯田制，为诸侯争霸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诸葛亮作《隆中对》，帮助刘备分析天下形势，制订了先取荆州和益州，之后趁着天下有变，从荆州和关中两处同时发兵夺取全国政权的建国方略，自此刘备如同拨开云雾见到太阳，走上了正规化的发展道路。鲁肃阐明了长期基本的政治态势，即曹操不可迅速铲除，提出了“鼎足江东，以此观察天下的缝隙，竞逐长江所及之处，建立名号成为帝王，以此图谋天下”的基本国策，该国策被孙权采纳。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曾说：“人才在三国时期最为兴盛，也正是因为三国的君主各自都能够用人，所以才能够获得众人的力量相互扶持，从而形成鼎足之势。”[2]魏蜀吴三国的君主对人才怀有真挚的情感，彼此相互成就，这确实是一段佳话。

然而三国前期人才兴旺的盛况并未长久保持，就像流星划过天空一般，那光芒十分炫目，却很快就消失了。仔细观察三国后期各国的君主、谋士、武将队伍，无论是单个人才的质量，还是人才群体的规模，亦或是所取得的成果，与三国前期相比，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仅仅一代之间，竟然大幅度地减少了。在三国后期的舞台上较为活跃的那些人才，像诸葛亮以及司马懿之类的，他们都属于老一辈的人才。而中生代的人才和新生代的人才，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十分明显的断层现象。

三国后期与前期相比较，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跨度里，人才现象呈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点。彼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究竟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呢？这些变化的具体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呢？为何最终会导致各国出现人才匮乏的局面呢？本文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人才选拔机制这一方面，对三国人才由盛转衰现象背后的原因和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和分析。从人才集聚环境这一方面，对三国人才由盛转衰现象背后的原因和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和分析。从人才显露条件这一方面，对三国人才由盛转衰现象背后的原因和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和分析。期冀为领导选人用人提供参考。

二、人才选拔机制发生变化

人才选拔机制分为正式选拔机制和非正式选拔机制。通常情况下，法定的人才正式选拔机制在长期稳定的时代处于主导地位，它对国家的兴衰起着关键作用；而非正式选拔机制的效果依赖于领导识人用人的艺术，具有非寻常性。三国前期人才众多且杰出。在东汉末年，旧的正式人才选拔机制已经崩溃，而魏晋新的正式选拔机制尚未重新建立，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非正式选拔机制得以崛起，三国前期正是这一崛起的产物，所以具有其历史特殊性。

（一）汉代察举制没落，唯才是举成为三国前期最重要的用人导向

先秦时期非贵族不能入仕，实行世卿世禄制。而汉代采用察举和征辟的人才正式选拔机制，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察举制是自下而上推举人才，秀才由州推举，孝廉由郡推举。征辟制是自上而下挑选人才，皇帝征召称为“征”，官府征召称为“辟”。察举制与征辟制两者，一个为主，一个为副，相互补充，在制度设计上较为科学和先进。到了朝代的末期，吏治出现了腐败的情况。因为察举制存在着“并不严密、规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的问题[3]，所以大批出身寒门的人才没有了获得官职、得以施展才能的机会。

东汉末年，国家的财政陷入了破产的境地。中央政府已经无法正常行使行政权力。正式的人才选拔机制因此中断了运作。而非正式的人才选拔机制则站到了历史舞台的前面。这给了众多人才一个能够发光发热的历史机遇。曹操最早打出“唯才是举”的旗帜，接着三次发布求贤令。他不论人才出身，只看重才干。求才的力度非常大，还说“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4]。这吸引了无数人才前来投奔。在那一段时间里，他麾下文臣众多，如同云彩一般；武将如雨，纷纷而来。曹操最重要的几位股肱之臣，像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程昱等，都是在“唯才是举”的号召下主动前来投奔的。由此可见，他的求才政策成效极为显著。刘备阵营中，像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庞统、魏延这样的文武人才骨干，他们都是出身寒门甚至平民。这种人才队伍的构成，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

非正式人才选拔机制运作的效能，取决于领导识人的眼光、使用人才的艺术以及与人才交友的气度。像曹操、刘备这样能够识得人才并且善于加以使用的人，即便他们在前期的实力相对较为薄弱，然而到了后期，都实现了发展壮大。前期的大型军阀，像袁术，他实力强劲，然而却只注重门第与名声，而不看重才能；袁绍呢，他的人才队伍极为强大，文臣方面有田丰、沮授、审配、郭图、逢纪、许攸，武将有颜良、文丑、张郃、高览，文武人才的阵容一点也不逊色于曹操，并且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更是远远超过了曹操。袁绍刚愎自用，极少听取人才的合理建议。他拥有现成的优秀人才队伍，却未能加以利用。这种“能聚人而不能用”[5]的情况，体现了他不务实的用人作风和轻视人才的思想，最终导致他日后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二）九品中正制成为新的法定正式人才选拔制度

三国后期，局势变得稳定起来。国家政权组织开始全面恢复运作。正式的人才选拔机制重新成为主流。在魏国方面，曹操去世之后，曹丕采用了吏部尚书陈群所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将其作为法定的正式人才选拔机制。九品中正制考察人才有两个基本标准。一个是“家世”，它指的是人才的家庭出身情况，注重祖辈父辈的职位与爵位。另一个是“行状”，也就是人才本人的品德与能力情况。在此基础上，中正官负责评议和选拔人才。中正官依据两个标准来确定人才的品级。中正官将所有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共九个等级。这些等级送吏部审核批准后，再委以相应的职务。

这一制度的设计与推出，在当时具备其历史必然性。在现实层面，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使得全国大范围的基层组织几乎瘫痪，察举制所依赖的乡举里选已无法有效地发挥人才选拔的功能。政治层面，三国后期处于从分裂向统一转变的时期，国家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从地方收回中央，由上级直接任命政治过硬的人才，以此压制地方势力的壮大，这对大一统局面有利。技术层面，当时世家出身的人才在行政和军事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在百废待兴的时代，用好现成的人才并提高效率，也是九品中正制的积极出发点之一。

九品中正制原则上把品行和才能高低的“行状”当作选人的首要考量。然而在实施期间，评定“行状”没有统一的硬性标准，常常被随意进行解释，于是逐渐背离了初衷。中上层的决策、行政管理以及高级军职都被垄断，“获得二品或者高品品第的人士，几乎全都是大族名士”。寒门和平民阶层出身的人才逐渐被排挤出政坛军界。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景象。这种现状的恶果显而易见，差点让魏国在短期内亡国。当时时局名义上是三足鼎立，但中国的经济重心和先进生产力集中在北方，南方大片土地尚未被充分开发，魏国的综合实力远远大于吴蜀两国。三国后期，魏国拥有天下 2/3 的土地与人口。它具备了空前强大的资源集中度和战争潜力。然而，它严重缺乏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将领。高层中的夏侯楙等人，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也没有相关的实践经验。他们屡屡贻误军机。这一现象的反差，正是不合理人才选拔制度下人才匮乏所带来的恶果的写照。

蜀国方面，在三国后期的人才正式选拔机制上，也仍沿用东汉旧制。蜀国国土位于南方，在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中受到的波及原本就较少，其基层组织机构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并正常运作。南方地区的势力多数处于观望状态，没有主动参与群雄争霸战争。他们对大区域政权的态度主要是合作和归附。所以，豪族垄断各级官职的情况一直存在。吴国仅仅占据了扬州和荆州，蜀国更是仅仅占有益州。与魏国相比，它们的政权组织架构规模要小很多，基层人才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对也更少。诸葛亮等人努力挖掘优秀中层人才到中央任职，还从敌营吸纳了姜维这样文武全才的顶级人才，将其培养为军政接班人，然而这只是个别情况。当时的社会没有合理筛选人才的机制，难以向中上层大量输送优秀人才，所以自然就出现了人才断层。

三、人才集聚环境发生变化

用人者与人才之间存在着动态的供求关系。这种供求关系受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用人需求、政策导向以及公共环境的综合制约与影响。而这些因素又决定了人才集聚的规模和效果。

（一）三国后期各国的人才需求已实现转型

人才有不同类型。不同时代对于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侧重点各异。在三国前期，各大阵营刚刚创建之时，处于连年交战且随时面临生死存亡艰难境地的情况下，最为急需的是既精通武艺，又擅长军事指挥、谋略决策以及行政吏治的复合型人才。其中分为两类。一类像曹操、刘备，他们属于世间罕见的复合型领导人才；另一类是不能全面具备所有条件，然而具备其中几项条件的人才，可称作“王佐之才”。比如魏国的荀彧、郭嘉，蜀国的诸葛亮，吴国的周瑜、鲁肃，这些都属于这类人才。他们既有文才又有武略，是国家的重要支柱。他们既可以担任领导的副手，承担一部分领导的职责，又能够率领军队进行作战。在三国前期，那些广为人知的英雄豪杰大多是这类人才。

三国后期，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到正常轨道。各国的政权组织架构已十分完善。在基业得以巩固、局面逐渐铺开的后期，魏国和吴国都制定了自我守护以增强国力的国策。战事有所减少，社会对能够处理各种紧急困难情况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降低了，而对各级具备高素质的事务官的需求增强了。高素质事务官不负责统揽全局的军政事务。他们默默维持着国家和社会的运作。所以在三国后期的相持阶段，文武领域各层次普通人才的光芒并不突出。

（二）三国后期的人才流动趋于停滞，人才集聚效应减弱乃至消失

一个国家的人才，通常不是仅在某一个时间或某一个地点产生的。它是汇聚天下的英才并加以任用的结果。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一个国家开始逐渐走上坡路，甚至达到兴旺发达的状态时，都与聚集优秀人才有着直接的关联。比如秦国走向兴盛的历程，人才就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秦孝公任用商鞅，通过变法来使秦国强大；秦惠王任用张仪，将六国联盟拆散，把巴蜀汉中和魏楚等地吞并，使秦国领土扩充了千里；秦昭王任用范雎，巩固了君主的权力，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逐步蚕食诸侯，最终让秦国成就了帝业。从商鞅、张仪到范雎，这几位极为优秀的人才都不是秦国本土所产出的，而是前来投奔的外乡人，他们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人才引进所起到的作用。

陈寿在《三国志》中有记载，魏国的人才分别来自十二州以及五十郡；蜀国的人才分别来自十州以及三十郡；吴国的人才分别来自十一州以及三十二郡。就如诸葛亮所言，“这些都是在数十年之内聚集起来的四方精锐，并非一个州所能拥有的”（《后出师表》）。一方面，每个政权所能容纳的人才数量是有一定限度的，特别是高级人才的职位，数量更为稀少。另一方面，人才与君主之间存在着双向选择的关系，不同的人才与君主之间，喜好和性格的契合程度各不相同，不投缘的情况时常会出现。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一流人才不会全部聚集在一个政权当中。他们最终会分流到多个政权之中，并且会进一步增强这些政权的整体实力。这无疑使诸侯争霸战争的对抗性、曲折性以及故事性都更加激烈了。

人才有时会单独出现，然而更多的时候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这就是人才集聚现象。核心节点人才能够带动人才集聚所产生的群体效应，促使人才队伍实现滚雪球式的发展。魏蜀吴三国政权的骨干成员，都属于这种情况。曹魏政权的武将核心，是由诸曹夏侯这些宗室成员以及谯沛籍人士所构成的，像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纯、曹休、曹真、许褚、典韦等。文官方面，曹操没有现成的文官队伍。荀彧投奔了曹操，这带动了整个颍川地区的士人。荀攸、郭嘉、钟繇、陈群、辛毗、杜袭等这些人，都是荀彧推荐他们进入曹魏为官的。颍川的士人在政权建设、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为曹魏集团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和政治影响力。荀彧担任汉尚书令，在文臣中地位首屈一指。他镇守许都，曹操常年在外征战，而内政后勤等事务都由荀彧负责保障。荀攸和郭嘉担任军师，他们全程谋划各种大小战事。孙吴政权，主要由孙策的下属淮泗将领以及江东本地人才这两部分构成。刘备的情况十分特殊，他既没有孙权父兄留下的基业，也不像曹操那样有家族内的优秀人才可以使用，只能依靠自己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四处去聚拢和网罗人才。天下诸侯中，刘备的实力最为弱小，他多次作战都遭受失败，处境岌岌可危，其人才更多是被刘备的人格魅力、政治理想以及求贤的诚意所打动。在聚集人才的过程里，刘备自身既是用人的领导者，又属于核心节点人才。曹孙刘集团在四处转战的过程中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经过复杂的人员流动之后，最终造就了三国前期人才兴盛的景象。

总结三国人才队伍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政权的人才构成大致有三种来源。其一，是该政权领袖人物在创业初期的核心班底成员，像曹魏的谯沛集团、孙吴的淮泗集团以及刘关张三兄弟；其二，是随着政权的不断发展壮大，陆续从各地聚集而来的人才；其三，是在基业奠定之后，由于政权本土化的需求而被提拔的本地土著人士，比如东吴的江东集团和蜀汉的益州集团。前两种情况都依靠区域间的人才流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人口大迁徙浪潮。人口大量流动的同时，区域间人才交流变得频繁起来，各政权因此能够持续不断地扩充人才队伍。到了三国鼎立的后期，区域间人才流动逐渐停止，人才集聚效应开始逐步减弱乃至消失。当老一辈人才因年老或伤病而退出历史舞台后，人才队伍很难再通过从其他区域引进的方式得到补充。

四、人才显露条件发生变化

世上有伯乐，接着才有千里马。然而，千里马出现在伯乐的视线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潜在人才因为缺乏外部的机遇条件，就无法显露自己的才干，这样一来，其潜质和成就就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也就难以成为显性人才，既不能被领导发现，更谈不上被重用。

（一）三国后期经济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化引发战争形态彻底改变

东汉末年，吏治出现腐败的情况。土地兼并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庄园经济在当时占据着统治地位。全国有八成以上的土地和人口都集中在世家大族以及地方豪强的手中，这使得中央政府失去了大量的土地税收以及徭役、兵役人口，中央财政陷入破产的境地，行政体系也全面崩溃。经过改朝换代的大混战，战乱、瘟疫和生产停滞所引发的饥荒，致使全国人口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据史料记载，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 157 年）距离黄巾起义（公元 184 年）不到 30 年。当时全国总户数为 1067 万，总人口约 5647 万[7]。到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三国归晋时，人口仅存约 1616 万[8]。需考虑到兵、吏、屯田民的户口不归州县管辖，且动荡时期存在户口隐匿脱籍无法统计的情况，由此估计人口减耗率在 60%以上。中原地区在军阀混战中，人口减耗率超过 80%。可以说“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到这时，东汉末年人多地少的状况被改变，各大主战场出现了大量没有主人的土地。

曹孙刘集团分别取得大区域政权之后，两方面的迫切需求被提上议事日程。一方面，对外需要供给前线兵员、粮草以及装备等作战物资，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对内需要改变枝强干弱的局势，建立稳固的中央集权王朝。所以，必须开源节流，逐步削弱庄园经济，让中央政权掌握土地与人口。此时国家的赋税体系已经崩溃，无法再实施租税征收。在这种情况下，种种情形使得国家不得不改变租赋制度。新的租赋制度一方面要适应依附关系发展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还要有助于维持自耕农民的数量，避免其进一步减少。曹孙刘集团先后把闲置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并且迁移没有土地的居民到这里来屯田，以此来扩充国家的实力。三国鼎立进入相持阶段后，政治局势逐渐稳定，疆域也得以稳定。随着各地豪强军阀或是被消灭，或是归附，他们所掌控的土地和人口得以解放，重新回到大区域政权的掌控之中。

三国后期和东汉末年相比，全国总人口有所下降。然而，魏蜀吴三国的税收和兵源增加了，所以与起家之初相比，它们的财力和兵力都增加了数倍，能够支持大兵团作战。三国中期之后，经常会爆发数十万人规模的争夺州郡的大型战役，这些战役的战争规模与三国前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加依赖综合国力的较量，硬实力成为了博弈的基础和决定性的条件。

人才展现和发挥才能的平台发生了变化，这导致人才实践锻炼的机会大幅减少，同时也使得人才崭露头角的机会大幅减少。

夷陵之战后，吴蜀和解并于公元 224 年建立了第二次抗曹同盟。从这时候开始算起，一直到邓艾灭蜀的公元 263 年为止，在这 40 年的时间里，吴蜀两家没有发生过交战。吴国除了在边境上与魏国有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举动。魏国西线的雍州兵团承担着防御蜀国连年北伐的任务。总体而言，三国后期的政治军事局面和前期差异显著。虽有战事发生，且兵力规模较大，但整体态势较为平缓。南北方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战争特点从三国前期的高烈度、高频率、高复杂度、低可预见性，变成了后期的低烈度、低频率、低复杂性、高可预见性。

三国后期的战事，大多是在国境线附近展开的大兵团拉锯战。一方面，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谁都难以在短期内轻而易举地将对方消灭，虽然彼此都有胜负之分，但大多只是前哨战，并未触及到整个格局。另一方面，一旦主力决战遭遇失败，就会直接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因此双方统帅大多采取谨慎保守的战略战术，不会依仗奇谋，像诸葛亮就否决了魏延从子午谷偷袭长安的战术方案。他们更多地运用高层的政治手段来获取作战效果，比如司马懿散播诸葛亮意欲篡国的谣言，后主刘禅命令诸葛亮撤回汉中，这使得蜀军艰难取得的优势化为乌有。并且他们会选用在世的老将作为主力部队的领军，像魏国的张郃、蜀国的赵云和魏延、吴国的丁奉等，偏师也由稍次一等的名将率领。在这样的安排当中，新人难以获得锻炼的契机。即便能够获得上场的机会，所遇到的对手也都是在水平上远远高于自己的人才。例如，马谡的军事理论水平在全军之中是最为突出的，诸葛亮常常将他带在身旁，按照军事接班人的高要求对他进行培养。马谡仅有一身理论知识，然而他严重缺少实战经验。最终，他没能战胜老练的张郃，丢失了街亭这一决定性据点。这不仅致使初出祁山以失败告终，还让拿下陇西地区、兵临长安的唯一机会丧失了。其结果影响了北伐的全局战略部署。

三国前期的战争烈度比三国后期大，且故事性也更强。然而，三国前期的用兵规模却比三国后期小很多。袁绍、袁术、刘表等属于实力第一档的大型军阀，他们各自拥有一到两个州郡，总兵力规模大约在 30 万人左右。曹操处于实力第二档，兵力大概有 20 万人左右。刘备的实力最弱，情况最好的时候也就是在徐州时期，也不过 5 万人，而在窘迫的时候只有 1 万甚至数千人。多方学者进行考证后得知，在官渡之战前的实际战斗里，各大势力除了要对大本营和边境重镇进行日常防守，还要维持各州郡辖区的治安。而他们能够出动的野战机动部队，最多也就只有 10 万人的规模。这些野战机动部队又被分成了前军（先锋）、中军（主力）、预备队、粮草辎重部队等多个组成部分，并且单支部队的兵力相对较少。

三国前期的战争规模相对较小，这为众多文臣武将提供了展现个人才能与战争艺术的平台和客观机会。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单个谋士或武将，他们带领着数千人马去防守县城，与敌军的大部队周旋。他们运用夜袭、火攻、间谍等战术，还会利用地形优势，灵活机动地进行穿插，从敌军背后截断其粮草辎重，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击溃上万人的大部队，从而取得理想的战果。三国后期的战事，都是沿着国境线反复拉锯的阵地战。兵力规模较大，补给线在国内腹地，所以补给线和侧翼都较为安全。无论是蜀汉进行北伐，还是在合肥发生五战，变数都不是很大。战争双方对于敌军的兵力、带队的武将以及作战意图等情况，都大致有所了解，可供个人发挥才能的空间非常有限。一力可降十会。在比拼综合国力的大兵团作战里，中下层文武人才要建功立业，门槛变得非常高，新人难以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三国后期，单个的谋士和武将，即便他们个人的素质和技术很高，但因为缺少平台，无论是奇谋还是勇武，都已经无法对战场局势产生影响，也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果。领导看不到成果，就无法知晓人才的存在，那么提拔和培养也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五、结语

人才的命运一方面看个人的奋斗，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在三国前期的人才中，他们都是从群雄争霸的时期历经浴血奋战而一路走来的。他们经历了大大小小数百场战事，饱尝了胜败的滋味，从而积累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人才在战争时期经常进行岗位的轮换，在不同的岗位上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培养，渐渐地成长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三国后期长期相持的局面形成后，人才选拔机制存在弊端，束缚了人才。人才流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展露才能的门槛很高，缺乏实践锻炼的平台与机会，错过了时代发展的机遇。老一代相继亡故，中生代锻炼机会减少，新生代人才接续不上，人才队伍建设情况恶化。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大量人才最终被埋没。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所独有的抽象之物。从其现实性来看，它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10]人才现象属于一个包含多因素且多层次的动态系统，是人才自身的内在因素与外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结果。在三国后期，人才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便产生了与相应时代特征相符合的人才现象。人才若能适应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赶上时代机遇的窗口期，就能够如龙入海，大展宏图；然而，倘若不能做到这些，即便怀抱珠玉，也大概率只能默默无闻。没有任何一个人才能够脱离时代历史条件而单独存在，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兴衰的命运。三国后期人才匮乏的这一历史现象，恰恰是这一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

注释

丁邦友和魏晓明指出，人才资源与三国鼎立存在关联。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1996 年第 5 期上。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其出版信息为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时间是 2001 年，对应的页码是 140 。

阎步克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地点在北京，出版时间是 2009 年，书中第 286 页有相关内容。

陈寿撰写，裴松之进行注释。这部《三国志》，由中华书局出版，地点在北京，时间是 1982 年，其页码为 49 。

易中天对《三国》（上）进行了品评。该著作的出版信息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是 2006 年，页码为 104 页。

黄惠贤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于 1996 年出版，页码在 374 至 375 页。

房玄龄等人所著的《晋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出版地点在北京，出版时间是 1974 年，该书第 414 页有相关内容。

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 2 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地点在武汉，出版时间是 2013 年，该书第 24 页有相关内容。

田余庆的《秦汉魏晋史探微》（第 3 版），由中华书局于 2011 年出版，其内容在第 85 至 86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于 1995 年，该书第 56 页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