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通鉴》遇见纪检干部】

衣赐履按：戴旭曾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即无法转化为国家硬实力的 GDP 皆是无用之物。在和平时期，这句话或许有些绝对；然而在战争状态下，它却极具道理。要打赢一场战争或者一次战役，若对其原因进行总结，能够列出众多，甚至上千条，但真正最为重要、最为直接，且缺少它就无法打赢的那种原因，大概也就一两条罢了。那么，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战胜了袁绍。他真正的硬实力究竟是什么呢？

公元200年，十月，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袁军溃逃。

《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冀州的诸多郡县向曹操投降。袁绍逃至黎阳（位于河南省浚县）的黄河北岸，进入部将蒋义渠的大营。他握住蒋义渠的手，言道：“兄弟，我将这颗脑袋托付于你。”蒋义渠回应道：“老大，您尽管放心，我生是你的人，死亦为你的鬼。”袁军的残部得知袁绍尚在，便逐渐又聚集起来。

《三国志·太祖纪》有记载，在公元 201 年的四月。曹操于仓亭（此处在山东省阳谷县北的古黄河渡口）再度大败袁绍。袁绍返回河北。他收拢了那些四散的士卒，并且平定了那些背叛的郡县。

【官渡离仓亭似乎有点远】

衣赐履称：袁绍在十月之时溃败逃窜，史书上记载他带着八百骑兵渡过黄河，就连沮授这样的高官都没来得及带上。曹军坑杀了袁军约七八万人。然而，在这之后的六个月，曹操又在黄河的另一个渡口仓亭将袁绍打败，袁绍这才得以返回河北。这似乎表明，在官渡，袁绍尽管战败了，然而或许并非如史书所记载的那般凄惨。他并非直接渡河，而是沿着黄河边作战边撤退，与曹操又对峙了半年之久，一直到仓亭，才渡过黄河。倘若袁绍当时仅仅带着八百人逃走，显然是无法支撑这么长的时间的。

此处存疑。

之后，曹操亲自率领大军。曹操攻击的是在汝南郡（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打游击的皇叔。皇叔的表现依旧很默契。皇叔立马大败并且逃跑。皇叔投奔了荆州牧刘表。

咱提一嘴田丰。

官渡之战之前，袁绍打算挥军南下时，田丰反对，说：

曹操击败刘备后归来，许都已不再空虚。曹操用兵擅长，变化无穷，兵马虽少，但不可轻视。如今，我们不如暂且按兵不动，与他对峙。将军您可据守山川险要之地，拥有四个州的势力，对外结交英雄豪杰，对内加强农耕与战备。接着，挑选精锐之师，组建奇兵，频繁出击曹操的薄弱之处，持续骚扰黄河以南地区（曹操地盘在河南，袁绍地盘在河北）。曹操若救右边，我们就进攻他左边；曹操若救左边，我们就进攻他右边。我们让他来回奔波，如此一来，老百姓便无法安心进行生产。我们也不必过于劳苦，而曹操已陷入困境。用不了三年时间，我们就可以坐等胜利的到来。如今放弃这必胜的谋略，却要以一场战斗来决定成败。倘若不能如愿，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袁绍没有采纳。田丰在袁绍跟前不停地说，这使袁绍感到很烦，于是袁绍以扰乱军心为理由，将田丰关进了大牢。

衣赐履称：袁绍未采纳田丰的建议，这向来是能证明袁绍刚愎且愚蠢的一个明显证据。然而，大家是否曾认真思索过，田丰的这个主意，真的是必定能取胜的谋略吗？倘若曹操也派遣一支队伍去骚扰袁绍，那么双方到底谁能获胜呢？我着实感到疑惑，田丰这种“骚扰曹操三年然后坐等胜利”的做法，为何会如此有市场呢？这种主张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却只是纯粹的意淫，是非常荒谬的。它除了可以用来诋毁袁绍之外，没有任何用处。

袁绍大败而回。有人对田丰说，这回，您一定会受到重用了。

田丰说：

袁绍外表宽厚但内心猜忌，无法理解我的忠心。我多次坦诚地进行劝说，这让他很生气。倘若他此次取得了胜利，或许有可能赦免我；然而他失败了，那我的死期也就来临了。

袁军将士都捶胸痛哭，说，假如田丰在这里，一定不至于失败。

袁绍对逢纪讲，那些留在冀州的众人，倘若听闻我军遭遇失败，便都会对我牵肠挂肚；而唯独田丰此前曾劝阻我出兵，对此我真不知该如何去面对他。

逢纪说，田丰听说将军失利，拍手大笑，说果然不出他所料。

袁绍对众人说，我没有采纳田丰的计策，果然被他取笑。

于是下令把田丰处死。

公元202年，六月，袁绍在忧愤中去世。

【袁盟主，死而有憾啊】

衣赐履称：袁绍杀田丰这件事，应当是真实的，这种杀害肯定是不对的，然而，却符合袁绍的心理状况。袁绍的脸皮不够厚，难以面对田丰，所以只能将其杀害。我推测，袁绍对于田丰的家人，应该会做出妥善的安排。

官渡之战，曹操必定会胜出，袁绍必定会失败，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定论。我所看过的那些关于原因的分析，大多与荀彧以及郭嘉的观点是相同的。

荀彧认为，曹操对袁绍有“四胜”：

袁绍宽仁于表面而猜忌于内心，用人却不能予以充分信任；曹操明达事理，唯才是用，能够做到让人才各展其能，此乃度胜。袁绍谋略众多却不能果断决策，下决心总是比别人慢半拍；曹操能当机立断，在应对危急局势时不拘泥于常规方法，此乃谋胜。袁绍治军较为宽松，法令未曾确立，士卒虽数量众多，实则难以任用；曹操法令严明，赏罚必定施行，士卒虽人数较少，却都争相拼死效力，此乃武胜。袁绍因家世出身而表现出智谋，但其目的只是求名，所以那些只会说漂亮话而水平一般的士人多归附于他；曹操以仁待人，坦诚相待，不追求虚假的美好，自己虽节俭，但对有功者赏赐毫不吝啬，因此天下忠正有本事的士人都愿意为他效力，这就是德行胜过他人。

郭嘉认为，曹操在道这方面胜过袁绍；在义这方面胜过袁绍；在治这方面胜过袁绍；在度这方面胜过袁绍；在谋这方面胜过袁绍；在德这方面胜过袁绍；在仁这方面胜过袁绍；在明这方面胜过袁绍；在文这方面胜过袁绍；在武这方面胜过袁绍。

郭嘉比荀彧多了六胜，但拧去水分，干货都差不多。

我认为，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战胜袁绍，最重要且最直接的有两条。其一为具备作战能力，其二为有谋略。这也就是荀彧、郭嘉所说的武胜和谋胜。至于道胜、义胜、德胜等之类的，都只是起到锦上添花作用的东西，就如同“大年三十儿的凉菜”，有它可以过年，没有它也能过年。

有的读者或许比较认可所谓正义之师的说法，然而不义之战怎能取得胜利呢？咱不进行没有意义的争论：秦灭掉六国统一了天下，秦能代表正义吗？希特勒横扫欧洲，是道义胜利了还是正义胜利了？倘若没有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日本人会投降吗？忽必烈建立元朝，是因为他讲道德，还是因为他讲大义呢？……

【郭嘉整出了“十胜”，绝对的宣传高手】

实际上，袁绍在官渡之战中的表现是战略明确且执行得当的，是值得称赞的。我认为袁绍清楚自己的士兵不如曹操的士兵能打，所以只能凭借优势兵力来取得胜利。他的大战略是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围绕着许都进行骚扰；袁绍亲自率领大军，凭借优势兵力在官渡将曹操吃掉。刘备集团进行起兵，黄巾变民集团也进行起兵，各郡、县被策反后同样进行起兵。这些起兵不需要取胜，只是起到骚扰的作用。曹操一方面要派相当力量保卫许都，另一方面还需大量兵力应付这些骚扰。这样一来，曹操在官渡的主力就得不到补给和增援。而袁绍以多出曹操二到三倍的兵力，在官渡一举将曹操灭掉。

从史书记载看，袁绍基本上实现了这个战略意图。

袁绍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那就是对乌巢军粮的重视程度不足，曹操得以成功偷袭。

但只是重视程度不足罢了。倘若乌巢的后勤保障部队仅有两三千人，曹操实施偷袭，袁绍却未派遣重兵前去援救，那必然是严重错误的。实际上，乌巢有一万余辆粮车，后勤保障部队至少有数千人。袁绍派大将淳于琼率一万人马进行守护。曹操偷袭乌巢的部队仅有五千人，因为带多了的话官渡大营就守不住了。淳于琼军的人数是曹操军的两到三倍。最终，曹操将淳于琼军全部歼灭。要说袁绍没有派重兵去救援淳于琼，这种说法是很愚蠢的，似乎并不那么有充分的依据。

因此，我认为，曹操最终能够战胜袁绍，一方面是因为他采取了迫使许攸归降的谋略，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曹军生猛。

大约有三个原因：

第一，曹军经过了多次锤炼。从袁绍、曹操等人建立反董联盟起，曹操就未曾停歇，一直在进行战斗。他攻打黄巾军，攻打袁术，攻打陶谦，攻打吕布，攻打张绣，攻打刘备，还攻打了诸多的变民集团。他的队伍一直不是依靠数量来取得胜利，而是在战斗中不断练兵，从而打造出了一支精兵以及一批强将。这一点，恐怕是袁绍军无法与之相比的。

第二，曹军怀有必死的决心。许攸前来投降，向曹操提议偷袭乌巢，曹操随即亲自率领军队连夜启程。在此之后，五千曹军成功将一万多淳于琼的兵马逼迫至龟缩在营垒之中。尽管袁绍的援军已经抵达曹操的背后，但曹操依旧奋力向前猛烈冲杀，全然不顾身后的情况，最终一举攻克了淳于琼的大营。倘若曹操未能攻下淳于琼的营垒，那么他就必定会陷入必死的境地。那么，曹操为何要亲自率领军队攻打乌巢呢？别人去他不放心，因为别人去未必能死战。若别人攻不下乌巢，他就会陷入绝境，还不如直接在乌巢战死痛快。袁绍的援军在身后，可曹操为何不管不顾继续前冲呢？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抱着必死之心冲锋在前，其他官兵怎能不卖命呢？这是死磕，容不得半点虚假，与谋略毫无关系。曹军有必死之心，袁军无成仁之志，焉能不败？

【曹军绝对生猛】

第三，涉及督军、护军制度。曹操此人带有一些法家的特质，对制度建设较为重视。史书对于“督军”“护军”制度的记载较为零散，且未给出特别权威、精准的解释，但我认为这一制度极为重要。督军也好，护军也罢，有点类似政治委员与监军的融合体。它似乎既能制约部队主将，又能直接向最高首长汇报部队情况；既能负责监察官兵，又能参与军事行动。“督军”这一称谓是我所起，实际上并不存在此职务。督军的权力比护军大，大多由曹操的本家以及老曹家、老夏侯家的人担任；而护军主要由特别亲信的人来担任。我们分别举几个例子。

督军：

夏侯惇。在公元 217 年，他跟随曹操去征讨孙权并回来之后，担任都督二十六军的职务，然后留居巢地。

夏侯渊。官渡之战期间，他担任督军校尉。在 210 年，他担任领军之职。曹操征孙权回军之后，便让夏侯渊督率诸将去攻打庐江的反叛者雷绪，还督令徐晃攻击太原的贼寇……又督使朱灵平定隃糜（“隃”读作如“余”）、汧氐（读作如“牵低”）……当张鲁投降，汉中得以平定后，任命夏侯渊为代理都护将军，督率张郃、徐晃等平定巴郡。

曹仁。曹操出征徐州（陶谦）之时，曹仁督率骑兵，常常充当前锋……并且以议郎的身份也督率骑兵……曹操出征马超之际，让曹仁代理安西将军，督领诸将抵御潼关，在渭南将马超打得大败……苏伯、田银发动反叛，让曹仁代理骁骑将军，统领七军前去讨伐田银等人，最终将其击败……

曹丕登上魏王位后，任命曹休担任领军将军，并且封他为东阳亭侯。夏侯惇去世之后，便让曹休担任镇南将军，授予他符节，让他都督诸军事。

曹真。夏侯渊去世后，曹操委派曹真担任征蜀护军，监督徐晃等人击败了刘备的部将高详。曹丕继承魏王位后，任命曹真为镇西将军，赐予符节，统领雍州、凉州的各路军事事务。黄初三年，让曹真担任上军大将军，统领朝廷内外的各路军事事务。

这种职务具有超然于带兵将领之上的特点，它的权力很大，所以自然只能由自家人来担任。

护军：

秦朝最初设置了这个职务，其有监领之意。汉朝之后，曾改名为护军中尉、护军将军。哀帝元寿元年（前 2 年）改名为司寇，平帝元始元年（公元 1 年）又改名为护军。在三国时期，曹操最先使用护军，同时期各个军阀的传记中都未提及护军这一职务。大约在赤壁之战前后，魏、蜀、吴大体形成之时，蜀、吴也设置了此职务。

部队主将与护军相对，似乎对护军存有忌惮。他们的职责或许并非直接领兵作战，而是监督主将、维护军纪以及防止反叛。所以我们能看到，袁绍、袁术、刘备、吕布等的部队，常常有人员反叛的情况，然而曹军却极少出现这种现象。担任护军的，都是曹操极为信赖的亲信。例如韩浩，又如史涣。

河内人韩浩十分忠勇，他担任护军一职。沛国人史涣也极为忠勇，担任领军之职。后来，曹操把护军改称为中护军，把领军改称为中领军，二者皆掌管禁兵，并且被封为列侯。

韩浩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曹操担任兖州刺史之后，委派夏侯惇担任东郡太守。曹操前去征讨陶谦，留下夏侯惇驻守濮阳，而濮阳是河南省濮阳市西南的东郡郡政府所在县。张邈、陈宫等人背叛并迎接吕布，曹操的家在鄄城，鄄城是兖州州政府所在县，位于山东省鄄城县北。夏侯惇率领一支轻装军队赶赴鄄城，恰好遭遇吕布，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战斗。吕布撤退后，攻占了濮阳。吕布派人向夏侯惇诈降，夏侯惇满心欢喜。然而，他未曾料到自己竟被这伙人给控制住了，对方要求用金银财宝来换取夏侯惇的性命。夏侯惇的部下全都惊愕不已，眼看就要引发大乱子。韩浩当时在夏侯惇手下任职，带着一群战士守在夏侯惇的营门，严厉命令部队不得有任何举动，违反命令者斩，部队这才得以稳定下来。韩浩带领众人来到夏侯惇所在的地方，对劫持者说道：

你们是凶逆之徒，竟敢劫持将军。你们难道还想活命吗？我受命去讨贼，岂能为了一个将军而放了你们呢？

【不知道夏侯惇得有多恨韩浩啊】

之后，他流着泪对夏侯惇说道：“夏侯将军，对不住了，我不能为了救你而坏了国法。”接着，下令士兵攻击劫持者。那帮劫持者发现抓了夏侯惇也没什么用，便只好叩头求饶。那些人真是倒霉，没杀掉夏侯惇，而韩浩也没有放过他们，将他们全部斩杀。曹操听闻此事之后，对韩浩说道：“你做得对，这件事可以作为万世遵循的做法。”制订法令后，从今往后若有劫持人质的情况，就直接将其处死，无需顾及人质。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劫持人质的事情了。

这个事儿表明了以下几点：其一，韩浩这个人在执法时非常严格，即便被劫的对象是夏侯惇，他也丝毫不会动心；其二，曹操是赞成严明法律的，并且对韩浩进行了保护；其三，韩浩被当作了心腹之人。

有一个叫史涣的人。史书记载，在曹操刚刚起兵的时候，史涣就开始追随他并参与其中。他代理中军校尉之职，跟随曹操进行征伐，经常监督各位将领。

《三国志·曹仁传》有记载，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对峙，期间曹仁与史涣等人对袁绍的粮队发动袭击，并且烧毁了他们的粮谷。

《三国志·荀攸传》有记载，荀攸向曹操进言，袁绍的粮队即将抵达。运粮的将领是韩猛，他勇猛却又轻敌，可派遣人员去将其击破。曹操询问，该派谁去呢？荀攸回答，徐晃合适。接着，曹操便派徐晃与史涣一同去袭击韩猛，烧毁了他的辎重。

《三国志·许晃传》载，许晃与史涣斩眭固于河内。

……

史涣的纪录在其他人的传中有所呈现。很明显，史涣不是主将。他是配合曹仁、曹洪、徐晃等主将去作战的。他的使命似乎更多的是维持军纪以及监察官兵，所做的工作是“常监诸将”。

我们可以推测，韩浩、史涣以及其他护军，他们的主要责任并非参与作战，而是保证部队保持忠诚，防止部队出现叛变的情况。实际情况也表明了这一点，袁绍的部队有很多叛变的，尤其是在曹操火烧乌巢之后，大将张郃和高览叛逃，这使得袁军最终崩溃。倘若张、高二人没有叛变，袁绍不可能遭遇那样惨重的失败。护军职能很重要，所以对担任此职务的人要求高。用人若不当，不但会影响部队战斗力，还可能产生严重后果，这就考验曹老板识人和用人的本事了。

最后，来讲讲所谓的义胜、德胜之类的内容。在曹操的征战过程中，《三国志》记载曹操屠城的次数不少于十次，然而袁绍从未有过屠城的行为。那么，谁更仁德呢？谁更正义呢？

史称，曹操制定新法令并颁行于州、郡，此法令比之前的要严厉许多，同时征收绵绢的行动极为急迫，致使很多郡、县都发生了反叛。在官渡之战的相持阶段，阳安都尉李通代行太守之职，持续加紧征收绵绢，朗陵县令赵俨对李通讲道：

很多其他郡县已背叛曹公并归附袁绍，唯有阳安一直忠于朝廷。如今按户强行收取绵绢，恐怕不太合适吧？

李通说：

曹公在与袁绍对峙，正处于危急之时，其他的郡和县都背叛了。倘若我不征收绵绢送往许都，那必定会有人说我只是在坐观成败，搞骑墙的态度啊。

赵俨说：

事情正如你所言，然而需区分轻重缓急，我来帮你消除此顾虑。

赵俨向荀彧反映了相关情况，荀彧接着向曹操进行请示，曹操下达命令，将已经收取的绵绢归还给百姓，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件事，反映出曹操对老百姓，比袁绍要严苛得多。

【李通：与上缴绵绢相比，老百姓的死活算不了什么】

再举一个例子。在公元 219 年的十月，宛城的守将侯音发动了反叛。到了公元 220 年的正月，曹仁屠灭了宛城，并斩杀了侯音。那么侯音为何要反叛呢？《三国志·武帝纪》的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中讲述，当时在南阳这一带，老百姓深受徭役之苦，实在是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了，于是侯音抓住了太守东里衮，与当地的官吏和百姓一同进行了反叛。

这些事例表明，在争夺天下的过程里，能否取得胜利，和是否有德行、是否仁慈、是否讲道义，关联不是很大。宽厚且仁慈的人，很大程度上是会失败的。而做好宣传工作的话，别说四次胜利、十次胜利，即便一百次胜利、一千次胜利，也随时能够编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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