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话题超出了“演义”的范畴。我们来聊聊历史吧。从历史这面镜子里，能够照出多少现实，这就因人而异了。

在历史的进程中，一场战役能获得较高的“历史评价”，通常存在两种情形。其一，是“击败或击杀了威名赫赫的敌人”；其二，是“其奇谋诡计令人叫绝”。

在三国的画卷之中，存在着诸多这样的战役。然而，吕蒙所进行的“白衣渡江夺荆州”这一战役，在其中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按常理，吕蒙通过白衣渡江的行动，最终致使“如日中天”的关羽在战争中失败并被擒杀，被击败的将领是一位“足够有名”的人物。

另一方面，“白衣渡江”这一行动以不流血的方式占领了荆州的三郡之地。在做到“绝对保密”的前提下，成功击溃了反抗力量，从而彻底掌控了关羽的大后方，这也属于“奇谋诡计”的范畴。

因此白衣渡江具备能“青史留名”的两个条件，然而吕蒙为何被后世贬低且唾弃了两千年呢？

只是因为关羽“义气关二爷”这一滤镜，就使得民众对“杀他之人”产生反感吗？这种民间情绪，难道不应该与历史和军事的“专业领域”相分离吗？

吕蒙采用“白衣渡江”的战术夺取了荆州，在战术层面是很成功的，也为孙权夺得了底盘。然而，他却被后世贬低了两千年，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开启背刺盟友杀盟友主将的先例。

一些人认为吕蒙“白衣渡江杀关羽”是有“正当性”的，原因在于“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这件事，刘备存在背信弃义的行为在先。

要讲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背刺盟友”，就得抛开那些演义性质的内容，去研读《三国志》《晋书》等偏历史的记载，从而理清荆州归属的是与非、对与错。

“刘备借荆州”中的“借”字是《三国演义》里的用语。实际上，真实的历史情况是“占”以及“换”。

荆州起初是军阀刘表的地盘。刘表离世后，他的次子选择投降曹操，而长子刘琦则与刘备结盟。正因如此，在赤壁之战成功击溃“曹操南侵”之后，刘备上书朝廷，期望能封“刘琦为荆州牧”。

因此从大义名分上，荆州是属于刘表长子刘琦的。

不过三国除了看大义名分，更重要的是“战场上打下的地盘”。

荆州有七郡。其中，最北边的南阳郡被曹操占据了。接着是南郡与江夏郡，它们处于核心位置。还有荆州南部的武陵郡、零陵郡、长沙郡以及桂阳郡。

赤壁之战后，刘备的军队打下了江夏郡北部。刘备的军队还打下了武陵。刘备的军队也打下了零陵。刘备的军队同样打下了长沙。刘备的军队还打下了桂阳。这一共是“四个半”郡。

孙权的军队打下了江夏郡的南部。在张飞的帮助下，孙权的军队占领了南郡除“襄阳樊城”之外的绝大部分地区。综合来看，孙权的军队算是占领了“一个半”郡。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备提出用“江夏北部”短时间换南郡。

后来刘备占领益州后，全力与曹操争夺汉中。此时孙权威胁发兵索取南郡。最后在“孙刘联合抗曹”的大背景下，刘备再次做出让步，用长沙郡和桂阳郡这两个郡更大的地盘，换取了“南郡”这个抵抗曹魏兵锋的最前线。

孙权答应了，于是刘备派关羽镇守南郡。北拒曹魏，南防孙吴。

这是“吕蒙白衣渡江”之前的大背景情况。我们常常会说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恒的盟友”。

但是在历史上，更多的“盟友相争”表现为掣肘以及暗中使坏。在没有出现“公开名正言顺地撕毁盟约”这种情况时，大军就会偷袭攻城，而吕蒙开创了这样的先河。

更何况在吕蒙“白衣渡江”奇袭关羽之前，关羽刚刚率军去攻打襄阳和樊城。他通过“水淹七军”的战术，成功活捉了曹魏名将于禁。史书对这一战的评价是“威震华夏”。

此时处于“孙刘联合抗曹”的盟约时期，所以关羽对曹魏取得的大胜，应当是孙刘联军的大胜。

可是在关羽精兵尽出且大胜之际，吕蒙占领了关羽的“后方大本营”。他还派遣细作向前线士兵宣传，称他们的亲属家人都在东吴的掌控之下。这使得大军奔溃逃散，最终关羽败走麦城，被擒杀。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进程中，盟友之间存在暗中破坏的情况，相互较劲、掣肘的现象也不少见。有的在前一年刚刚达成军事结盟，到了第二年就“公布对方罪状”，进而撕毁盟约并兴兵讨伐，这样的事例也并不罕见。

在“盟约”期间，对方先进行对决“共同敌人”之时，吕蒙直接率领大军占领了对方的地盘，并且杀害了对方的主将，他的“白衣渡江”确实开创了“罪恶先例”。

第二：“白衣渡江”开启伪装商人攻城的先例。

吕蒙实施了“白衣渡江”这一行动，这是一次奇兵夜袭。正因如此，很多人认为在夜晚穿着白衣进行袭击，这种情况太假太传奇了。

“白衣渡江”属于史实，并非是“演义杜撰”。关键之处在于，“白衣”并不仅仅指代衣着，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自古以来，在刀兵血战的战场中，百姓要在延绵的战争里存活下来，而商人在其间穿行，“互通有无”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在三国之前，各国交战即便多么频繁，穿着“白衣”的商贾都享有特权。他们能够在各大势力之间自由“穿行”，并且不会遭遇攻击。

在那个时代，商队身着白衣。这些商队在各国关隘能够畅通无阻，进行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这是战争期间保障民生的战争规则与伦理底线之一。

在吕蒙白衣渡江之前，商人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开始在各国军阵之间穿行。此前，并没有史书记载有“军队伪装成商人奇袭敌军”这样的先例。

做一个比喻，在古代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时期，各国军队之间进行物资交换，保障百姓基本生存物资的商队，其地位与现代的“红十字组织”在世界战场的特殊地位相近。

吕蒙的“白衣渡江”，类似于伪装成一种特定的队伍，比如“红十字车队”那样，以奇袭的方式占领对方的城市，这是一种突破了“战争规则”以及“伦理底线”的行为。

即便和“红十字组织”不能划等号，“白衣”也如同战争中的平民与商队一般。吕蒙开启了“军人伪装商人”这一先河，正因如此，在“白衣渡江”之后，历史上便再也没有军队给予“商队不受检查，穿行无羁，交换有无”的特权了。

第三，白衣渡江战术上夺地盘，战略上“亲痛仇快”！

当时魏蜀吴三国争霸的大局面，曹魏一统北方，拥有最强优势。

曹魏向南用兵，主要有两个方向。其一为荆州地区的襄阳樊城前线；其二是占据合肥，其兵锋直指东吴当时称建业的都城南京。

从守成的战略角度去看，东吴得到了刘备攻占的桂阳和长沙两郡，然后把与曹魏兵锋直接死战的南郡交给了刘备大军，这样一来，东吴完全能够“坐山观虎斗”。

关羽水淹七军并生擒于禁，这使得曹魏政权受到震动，他们四处调兵去支援南郡前线。在这种情况下，东吴所面临的“战争压力”就小了很多。

大家知晓合肥与南京的距离。曹魏在合肥有驻军，其刀锋仿佛架在了东吴政权的咽喉之上。所以，倘若东吴真有雄心壮志，借着关羽水淹七军，导致曹魏震动并调兵的混乱局势，拿下合肥，便能够为东吴提供更多的战略保障。

从“进取”的战略角度来看，刘备攻占了大半个荆州的地盘，然后用这些地盘来归还南郡的一个地方，这是因为他信奉诸葛孔明的“隆中对”。 刘备攻占了大半个荆州的地盘，他用这些地盘来归还南郡的一个地方，原因是他信奉诸葛孔明的“隆中对”。 刘备凭借攻占的大半个荆州地盘，去归还南郡的一个地方，是由于他信奉诸葛孔明的“隆中对”。

诸葛孔明在隆中对中给刘备描绘的“北伐中原”这一策略，需要先占领益州，还要占领荆州，接着分别从汉中和襄樊这两个方向展开北伐行动，以此最终达到击败曹魏的目的。

所以刘备不惜一切去“换”南郡，他图谋的是“北伐大业”。东吴孙权一门心思要从刘备手中夺荆州，难道他有“北伐宏愿”吗？

东吴历代政权并非积极进取，而是偏安一隅。既然其战略决策是“偏安一隅，韬光养晦”，那就应当选择坐山观虎斗的策略，让关羽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与曹魏死战，这才是符合其战略决策的做法。

吕蒙采用“白衣渡江”的策略，致使关羽被逼死，原本由关羽抵挡的屏障之地被夺回。从战术层面来看，吕蒙取得了小的胜利；然而从战略层面来看，他却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东吴接下来赢得了“夷陵之战”，没有在刘备的“倾国之力，暴怒一击”下崩溃。然而，“孙刘联合抗曹”的大势却被彻底毁掉了。

曹操与袁绍展开争夺北方霸主地位的官渡之战，孙刘联合起来对抗曹操的赤壁之战，还有东吴实施火烧连营的行动，由此确立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夷陵之战”，这三场战役被称作决定三国历史走向的三大战役。

其中，“吕蒙白衣渡江”成为了“夷陵之战”的导火索。同时，这也是孙刘联盟崩溃的开始，意味着孙刘联盟注定要走向被曹魏逐一收割的命运。

吕蒙通过“白衣渡江”的方式，擒杀了“武圣”关羽。然而，他的行为却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他背刺了盟友，另一方面又伪装成商人进行作战，从战略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短视且祸国殃民，正因如此，他被后世历史贬低了长达两千年之久。

读懂吕蒙的“取死之道”，就能明白在今天，有哪些是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