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一个朋友之约,写一下刘阿斗。
我对三国情有独钟,却未曾动笔撰写相关内容,这主要是因为近些年来我对三国的感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我沉迷于三国,被其中的英雄豪迈、智谋策略所吸引,甚至对那个时代英雄如云、星光熠熠的现象感到好奇。如今审视三国,却不禁心生哀愁,那是一段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战火纷飞时期,人口数量从汉朝巅峰的六千多万锐减至七十万。若深入探寻历史的纹理与细节,会发现英雄不再被称作英雄,取而代之的是嗜血与残忍,而许多失败者却显得格外温情脉脉,充满人性。刘阿斗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阿斗已成为愚笨之人的象征,“扶不起的阿斗”这一成语流传甚广,以至于有人将其用于形容袁绍,声称“袁绍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若不仔细辨别,还真不易发现其中的漏洞。
细读《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于阿斗的记载,除了提及他在蜀汉时期偏爱奸佞之徒,除了描述他兵败投降后乐而忘忧,难道就没有其他不堪的行为了吗?
他偏袒宦官,这算不算是一个不足之处?界定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显然是必要的。再者,难道阿斗兄不明白谁是奸佞之徒吗?当姜维上奏请求处决宦官黄皓时,他却轻描淡写地回应:黄皓不过是奸邪之人,无需过分关注。这体现出他非凡的政治手腕,不仅消除了姜维的疑虑,而且明确表明了自己对姜维的信任,同时还保护了这个玩伴黄皓。
他之所以沉溺于享乐而忘却了复国的志向,这其实并不难理解,这不过是他为了在魏国生存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罢了。否则,他怎么会整天表情忧郁,念念不忘想要恢复国家呢?仔细想来,还真难以找出他身上有任何不聪明的迹象。
而他的成绩呢?看几个数字就会让人大吃一惊。
刘禅统治了40年,即从223年至263年,他稳固地掌控着江山。需注意的是,自曹丕称帝起,三足鼎立的历史时期总共只有60年。而蜀汉自刘备称汉中王以来,其存在时间仅为44年。换句话说,蜀汉的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由这位“无能”的刘阿斗主导。在长达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中,执政时间超过他的皇帝寥寥无几。
若刘禅初期治理国家多赖诸葛亮之力,那么自诸葛亮离世之后,他独立处理政务的时长达到了29年之久。
黄皓在政治事务中真正拥有话语权的时期仅有五年。提及刘禅亲近小人,实则主要是指黄皓这位宦官。然而,直至公元258年,镇军将军陈祗病逝之后,宦官黄皓方才介入朝政。直至蜀汉灭亡,黄皓在政治舞台上所享有的显赫地位也仅仅维持了五年。
刘禅在蜀汉覆灭之后,又度过了八年岁月,最终在65岁那年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刘禅在洛阳享受了无尽的安宁与快乐,这与他安乐县公的封号相得益彰。
这些数据揭示了后人对他的评价有多么不公。在《三国志》中,他被誉为“若任用贤臣,便是一位遵循法度的好君王;若被奸佞所迷惑,便成了昏庸无道的君主”。李密评价他说:“安乐公得以依靠诸葛亮而抵抗魏国,任用黄皓却导致国家灭亡,可见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任用贤能。”然而,天意似乎对他有所怜悯,刘禅执政长达40年,而诸葛亮辅佐他仅有11年,黄皓不仅没有专权,连干预政事也仅有5年,那么这中间的24年又算什么呢?是循理还是昏暗?
为何不查阅一下诸葛亮对他的赞誉之词呢?诸葛亮曾言他“天赋聪颖,仁爱谦逊”,那些称赞诸葛亮的人,难道会否认这句话吗?诸葛亮在识人方面能力非凡,连魏延背上的反骨都能洞察,难道在挑选主子时还会失误吗?
而且,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随着距离三国时代的日益接近,史学家们对刘禅的评价往往局限于“懦弱”、“昏庸”,以此来形容他的失败。毕竟,蜀汉的覆灭与他有关,自然无法再称赞他英明神武。以晋朝的张璠为例,他评价刘禅为“懦弱,心地善良”;孙盛则认为刘禅“昏庸,缺乏狡诈险恶之心”,“虽然是个平庸的君主,实则并不像桀、纣那样残暴”。随着评价的深入,人们的态度逐渐转向了对他的投降行为的批判,罗贯中便曾感慨:“昭烈经营良不易,一朝功业顿成灰。”投降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过,对此无需再言。
历史经过诸多修饰,那些评价暂且不论,然而,诸葛亮曾评价刘禅“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这与“懦弱”、“暗弱”的说法似乎相悖。确实,从赞扬与批评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存在矛盾。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基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预设立场。若仔细审视这些描述,我们实际上能窥见一个真实的刘禅形象。
在位期间,被世人视为美德的“爱德下士”形象,一旦遭遇失败便被贴上“懦弱”的标签。尽管人们依旧肯定刘阿斗性格中“心无恶意”、“不生猜疑”、“无暴虐之态”等特点,然而“懦弱”的评价依旧如影随形。实际上,这不过是同一品性从不同角度所做出的评价罢了。以现代视角审视,刘阿斗实为一个善良之人,然而他不幸生于动荡不安的三国时期,因此遭遇失败,进而沦为愚笨之人的象征。

幼年颠沛流离
三国时期的战乱异常惨烈,从人口数据的剧烈变动中便可窥见一斑。在短短数十年间,登记在册的人口锐减至原来的十分之一,剩余的要么是逃离了战火,要么是被残酷地消灭了。因此,刘备在流亡途中仍需带领百姓,毕竟若逃至荒无人烟之地,那又如何称王?又从何招募军队?到了后期,人口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至关重要的资源。
然而,即便是最关键的资源,也终究只是资源,而非生命个体。若一个时代无法将人视作人,而是将他们视为资源,那么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必然都会遭受极大的苦难。刘禅便是在这样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中降临人世。公元207年,即建安十二年,刘禅在刘备的妾室甘夫人的抚育下诞生。
公元208年,曹操因担忧刘备会占领江陵,于长坂坡将其击败,导致刘备只得带着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舍弃家人仓皇逃窜。在这一时期,《三国演义》中虚构了赵子龙七次深入敌阵、七次成功救出阿斗的英勇事迹。随后,刘备虽与孙权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但紧接着便忙于南征长沙、零陵等四郡,又转而西进争夺益州。而在这段时间里,刘禅在史书中却仿佛人间蒸发,毫无踪迹可寻。
《魏略》中的记载与《三国志》有所出入:昔日刘备居于小沛,不料曹操突袭而至,他匆忙中舍弃了家人,逃之夭夭。那时刘禅尚幼,随众人西迁至汉中,不幸被人拐卖。到了建安十六年(211年),扶风人士刘括因避战乱而迁至汉中,他买下了因战乱而与刘备失散的长子刘禅,并收养他为子。刘禅成年后,只记得其父字玄德,并为其娶妻成家。有一位姓简的邻居,在刘备攻克益州之后,他晋升为将军。随后,刘备派他前往汉中与刘禅会面,并由张鲁护送他返回益州。经过这一过程,简某最终被立为太子。
这段记载与《三国志》中的记载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冲突,然而,不论他是否曾随军征战,抑或是与刘备失散,他的童年都充满了惊恐与动荡。正是在那个时期,刘禅亲身经历了种种磨难,这些经历也为他日后“爱贤下士”的性格打下了基础。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不过是希望那些他曾目睹的悲惨景象能够减少发生。
他在史册中再次出现时,已是身为太子。《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先主被封为汉中王,并立刘禅为太子。自此,刘禅的传记便从这一时期开始。
青年充当傀儡
刘备将国家大事托付给诸葛亮时,心情应是沉重的,否则他不会说出“若继位之子可辅佐,便辅佐他;若其无才,君可自取。”这样的话。这样的言语从一位帝王口中说出,实乃极具杀伤力。因此,诸葛亮不得不含泪回应:“臣誓竭尽忠心,效忠贞节,即使以死相随!”接着,刘备又对刘禅说:“你与丞相共事,对待他如同对待父亲一般。”
刘备死后,蜀汉的大权也的确旁落在了诸葛亮的手中。
观察诸葛亮在出山前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确信,诸葛亮是一位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在隐居未出山时,他将自己比作古代的管仲和乐毅,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贤明的宰相,并无取代刘禅的意图。为了实现北伐,他多次率军出征祁山,尽管在治理蜀汉的过程中,国家资源消耗严重,达到了一种普遍的贫困状态,然而,由于他个人的高尚品德,民众对他并无任何怨言。
无论如何,此刻的刘禅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他更主要地扮演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
《三国志后主传》中,在诸葛亮逝世之前所记录的,全然是“亮……”,反复描述诸葛亮做了这,做了那,实在令人感到遗憾。这种情形,无疑是一种缺乏存在感的体现。
无论如何,刘禅作为一位善良之人,出色地扮演了木偶的角色,与诸葛亮共同演绎了一段君臣关系融洽、共渡难关的佳话。在我国古代,权臣往往结局不佳,而在诸多君臣佳话中,究竟哪一方更为可贵?显然,那位不过问琐事的皇帝才是关键所在。
若他在太子之位前的时光在史册中仿佛无迹可寻,那么那段时间便如同隐匿于世间。尽管如此,刘禅仍尽力在史册中刻下了自己的足迹:三年之春,他致力于农耕,种植谷物,闭关自守,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相较于诸葛亮的北伐伟业和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刘禅更加关心的是民众的日常生活状况。
逐渐开始放飞自我
众多人士对诸葛亮为何要屡次出征祁山感到困惑,实则彼时蜀汉的国力与曹魏相比,差距相当显著,曹魏已统一北方,占据天下州郡的七成,整体实力远胜于蜀汉。特别是关羽疏忽大意,失去了荆州,刘备失去了当时最为繁荣且地理位置优越的荆州,仅能在蜀中盆地偏安一隅已属不易,又从何而来足够的力量发起进攻呢?
这无疑彰显了诸葛亮的艰难处境。面对种种不利局面,若不采取攻势,时间拖得越久,与蜀汉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对蜀汉的形势愈发不利。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述,应先占据益州,待天下局势有变时再行出击。然而,他未曾料到,待他成功占据益州,外界已被曹操平定,他所期待的天下有变的时机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因此,他只能自己设法创造机会。
这也更加凸显了刘禅的艰辛,毕竟诸葛亮离世后,尽管他继承了诸葛亮的团队,却独自支撑了长达29年。然而,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刘禅作为一位不够果断的君主,自然难以掌控如此复杂的局势。而且,他逐渐开始放松对自己的约束。
刘禅的性情不够果断,这体现在他对待他人时缺乏严厉。诸葛亮能够通过严酷的刑罚和严厉的法律来建立威严的统治,对那些对他不满的益州本土势力进行无情打压。他甚至能在益州一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进行北伐。然而,刘禅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对自己的能力有着清醒的认识。诸葛亮逝世之后,他继承了诸葛亮的用人策略,由蒋琬、费祎到姜维依次继任,然而国家北伐的斗志已不复存在,对益州本土势力的压制也逐渐减弱。后来,他劝说谯周等人,这些人皆是益州地区的豪族,实际上,这与当年说服刘璋向刘备投降的那批人并无二致。
一方面,刘禅对自己缺乏严格的要求。他并不愿意对自己有所亏待。因此,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他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宫殿,享受各种奢华。然而,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刘禅并不能算得上奢侈,只是,在那个蜀国国力几乎耗尽的时代,他所享受的一切都显得格外显眼,也让人自然而然地怀念起那位家中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的诸葛丞相。
刘禅,一位才智出众的君主,理应深知他人对他的看法,然而现实却不容他有所选择。他追求享乐,因而需要一位乐伴黄皓,然而面对魏、吴两国强大的实力压迫,他只得倾全国之力来应对,不得不依赖姜维等诸葛亮生前所指定的辅臣。或许,在那时,他已对这纷扰不断的乱世感到厌倦。
战争消散,百姓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何必非得纷争不断?
此间乐,不思蜀
我常常感到好奇,谯周他们究竟是如何让刘禅选择投降的。尽管邓艾当时已经击败了诸葛瞻,但以成都城池的雄厚实力,实际上仍然具备进行一场激烈战斗的能力。邓艾是通过偷渡阴平而来,率领的人马仅有几千,而且没有携带辎重,这样的战斗力显然是有限的。
刘禅竟然采纳了谯周的劝告选择降敌。姜维曾警示刘禅需警惕敌军的偷袭,然而刘禅对此置若罔闻,史册自然将这一漠视的缘由归咎于黄皓;他的儿子北地王刘谌曾恳求进行城下决战,但刘禅并未批准,导致刘谌自尽;南中监军霍弋也曾请求率兵来保卫成都,但刘禅却拒绝了他的请求,最终直接投降。
姜维在后来假装向钟会投降,意图借助钟会的力量来铲除魏国将领,以期实现复国大业,然而泄露的消息导致其被杀。那么,究竟是谁泄露了这一机密?深入思考,刘禅主动泄露的可能性极大。
刘禅很可能已经下定决心要选择投降。他并不希望看到蜀国衰败至如此境地,若他不投降,战争便无法避免,势必要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还需调集大量粮草,这样一来,百姓的生活自然无法安宁,连他个人的娱乐也会被无限放大。这一切都已足够。史籍中明确指出,在蜀汉灭亡之际,全国共有二十八万户人家,总人口达到了九十四万,然而军队中装备齐全的士兵却有十万二千之众,换言之,每九位平民百姓便需负担一位士兵的生计,如此情形,又怎能进行娱乐活动?又如何能够恢复和发展生产呢?
刘禅直接投降了,然后举家被迁往洛阳,被封为安乐县公。
我们了解到,皇室发布的各种公告等,往往言辞华丽,却也往往有所指向。比如,魏国册封刘禅为安乐公的策文中提到:“你才智过人,性情豁达,懂得顺应时势……即使牺牲个人利益,也以关爱民众、保卫国家为首要……”这些话语虽然都是些普遍的道理,但或许恰恰反映了刘禅的真实想法。
在洛阳的那段时光里,刘禅似乎确实非常愉悦。他卸下了父亲刘备赋予他的蜀国重担,得以尽情享受欢乐,而他的蜀国子民也因此得以享受一段安宁的日子。再者,若他表现得不那么快乐,那些跟随他的降臣又怎能安心呢?或许他会这样想:父亲刘备曾于酒宴上论英雄,闻雷声而筷落,我这样做也算是对父亲的一种致敬吧。
此间乐,不思蜀。

一个人如果读完历史,还以为刘禅是傻瓜,那除非自己是个傻瓜。
刘禅虽为善良之人,却难以将人命视作草芥,他的雄心壮志并不多,真正所求不过是一个安宁祥和的生活。选择投降,成为安乐公,实则对众人都有益。然而,刘禅却因此背负了懦弱无能的恶名。在我国历史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投降者的名声往往不佳。
然而,换个角度来想,刘禅的确显得有些愚笨:在这样一个丛林般的社会中,若非傻气十足,怎会甘愿扮演好人?难道你之前未曾看到过前车之鉴吗?记得当年刘备入主益州,有人曾建议刘璋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但刘璋却认为这样做会无谓地牺牲许多无辜的百姓,因而没有采纳。他曾言:“我听说抵御敌人是为了安抚百姓,却从未听说过为了躲避敌人而动用百姓。”结果,益州最终还是落入了刘备手中。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嗯,大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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