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淼

提及关羽的名讳，我们心中浮现的，往往是那桃园结义的情谊、单刀赴会的英勇、过五关斩六将的勇猛、千里走单骑的坚韧，这些广为流传的传奇佳话；同时，也是一个在各地庙宇中被虔诚供奉的神灵形象，以及活跃在傩戏和各种地方戏剧中的传奇角色。

关羽之名的内涵丰富，既象征着他武艺超群、战功显赫，又与他所代表的“忠诚”、“正义”、“守信用”、“重承诺”等高尚品格紧密相连。无疑，我们对关羽的印象主要来源于《三国演义》，正是一部《三国演义》塑造了关羽的形象，使其深入人心，也让关公、关帝、关圣等称号显得顺理成章、名正言顺。在众多人的看法中，民间社会之所以能够认同关公被封为神，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国演义》这部作品的深远影响。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单纯，众所周知，关羽乃凡人而非神明，他是《三国志》记载的众多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然而，他终究只是这样一个人。在三国时代的蜀汉，关羽是位杰出的将领，然而，在公元219年，他于麦城之战中遭遇败绩，被吴国军队俘虏并遇害。此后，他踏上了漫长的神化之路——从关羽到关公，从关帝到关圣，逐渐演变为深受民众敬仰的神祇，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敬奉与崇拜。

关羽被封为神明，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象征，这一过程背后显然受到了特定社会环境和人文需求的推动。荷兰汉学家田海的著作《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不仅是一部探寻关羽成神历程的书籍，同时也深入剖析了关羽故事的构建，并追溯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起源及其发展变迁。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不仅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阐述了关羽成神的全过程，而且还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论证。

关公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其形象与他在宗教中的形象有着显著的差异，尽管后者与前者迥异，但后者已然融入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并逐渐形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正如田海所指出，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责在于追溯这些故事的起源，这自然无法避免地要涉及到帝制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并揭示出地方社会的忧虑，以及精英和民众的所思所虑，甚至包括深居皇宫中的皇帝们的忧心忡忡，从而更深入地洞察在相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地方认同。

田海在研究关公的成神历程时发现，关羽的崇拜并非源于《三国演义》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传统，因为在那部小说问世之前，关羽的崇拜就已广泛流传，并对《三国演义》的编写产生了影响。实际上，是地方性的口头文化传统对《三国演义》的创作产生了作用，而非《三国演义》推动了关羽崇拜的普及。

田海最终得出结论，在关羽被封为神的过程中，相较于文字传统，口头文化显然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三国大将步入神坛

209年，关羽发动了对魏国的征伐，此举迫使曹操几乎考虑迁都。面对此困境，曹操不得不秘密与东吴取得联系，旨在联手对抗关羽。恰在此时，关羽正与曹仁在樊城周边激战，东吴将领吕蒙却率领军队突然袭击关羽的后方基地荆州。关羽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被迫西撤至麦城。在突围的过程中，关羽被东吴军队擒获，最终与儿子关平一同被斩首。关于此事，《三国志》中如此记载：孙权派遣将领迎击关羽，并在临沮之地将其父子斩杀。

关羽的陨落不仅是蜀汉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也标志着《三国演义》情节发展的重大转折。众多读者感慨，随着关羽的离去，小说的后半段相较前半段显得逊色不少。尽管如此，关羽的缺席却催生了荆州的关公崇拜，已故的关羽转变成了一位既令人敬畏又恐惧的狂暴恶魔，时而助人，时而施威。其直接证明，便是那座最早在荆州地区建立，用以祭祀关羽的庙宇，以及馆内展出的石碑和铭文。

《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

当时这属于一种较新的崇拜形式，人们开始敬奉那些因遭受暴力而丧命，转变成恶鬼的人。他们坚信这些恶鬼尚未完全消散，依旧存在于世间，对生者构成潜在的威胁。然而，只要崇拜者们献上新鲜屠宰的动物作为祭品，他们就能得到恶鬼的庇护。因此，关羽的形象逐渐转变，成为了一位拥有强大法力的神祇。

相较于那些需要特定灵媒来沟通的神明，寻求关羽之助显得更为便捷，且对关羽的祭拜亦能更有效地缓解他们对所处环境的忧虑以及对生活艰辛的焦虑情绪，这一特点成为了关羽崇拜得以持续深化的重要推动力。

玉泉寺坐落在荆州当阳，是关羽崇拜初期的一个显著地标。此地见证了关羽被东吴所擒并遇害，随后，他首先被崇拜者尊为护法恶魔与驱邪将军。此外，关于智顗与关羽相遇的传说，亦成为关羽降灵故事中最早广为流传的版本之一。正是从当阳玉泉寺出发，已故的关羽踏入了庙宇与圣坛，频繁地被广大民众纳入各类道场以及众多神灵附体仪式之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关羽在民间信仰中的形象日益丰富，他不仅被尊为守护佛法之恶魔和驱除邪祟的将军，还被视为掌管降雨的神祇、掌管财富的财神、主宰科举的神灵、医药领域的守护神，乃至佛教中的伽蓝守护神，以及道教中的关圣帝君。

关羽的敬仰不仅遍及地方社区，还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其崇拜者们便利用佛教和道教的普及，将关羽的崇敬融入个人的宗教信仰之中，从而使得这种崇拜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关羽的形象逐渐固化，呈现出一种既定的范式：面容红润，三缕长须飘逸，身着一袭绿色长袍，骑乘着赤兔马，手持青龙偃月刀，而关平和周仓则始终伴随在他的身边……

关帝庙的诞生和普及

公元十三世纪的开端，一位来自山西的将军，在为蒙古军队效力之际，时常在梦中见到一位身披战甲、须发垂肩的将领端坐于马背之上。这位须发将领总是在战场上为他提供庇护，确保他在危急关头得以幸免于难。后来，他在一棵被虫蛀的桑树旁找到了一幅关公的画像，自那以后，每逢战事，他都会虔诚地祭拜关公，而每当战役告捷，他总能感受到神灵的庇佑。

关羽被封神的过程中，玉泉寺位于荆州当阳，堪称首个具有显著意义的地点；而位于山西解州的关帝庙，则紧随其后，成为了第二个标志性的圣地。

解州之地，不仅是关羽的故里，亦是我国北方内陆关键的食盐产区。得益于盐业的兴盛，该地域逐渐演变为北方商业网络的枢纽，便于故事的广泛流传。

北方对关羽的崇敬与盐业在特定地区的商业往来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盐池进行的驱邪活动中，关羽作为一位阴间将领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民众眼中，关羽的威力足以驯服各类邪恶生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被奉为盐池的守护神。借助那些擅长讲述并散播神灵奇异传说的群体，解州的关羽信仰通过当地商贩、官员、武士以及宗教学者的口耳相授，沿着商业路线广泛传播至各地，并在不同地域间广泛扩散。

在历史的长河中，唐代标志着关羽崇拜广泛传播的转折点；那时，关羽得到了一位佛教高僧的启迪，晋升为伽蓝神，不仅成为民间信仰中的神祇，而且逐渐被众多佛教信徒所认同。

宋元之际，关羽被道教张天师选中，担任驱魔将军，成为南方道教驱邪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接着，宋孝宗赐予关羽英济王的封号，专责掌管风雨：“每逢祈求水旱、风雨之时，若在凄凉萧瑟之际，关羽英勇事迹历历在目，令人敬畏，让人敬仰。”从此，关羽在民间被誉为兴云布雨、解救旱情的雨神。

自明代起，关羽便被纳入了皇家信仰体系，受到了朝廷的封号，加之士人阶层的推动，塑造了一个更具人文内涵的新形象。然而，在民间，人们对关羽的崇拜各有侧重，有人将其尊为雨神，有人将其奉为财神。而关羽的故事，也汇集成了一套为民间广泛接受的行为规范。

毫无异议，关羽崇拜的流传不仅揭示了各地区间交流频率的提升，同时也见证了地方神祇体系向人格化发展的趋势。尽管国家力量试图通过关羽崇拜的仪式来彰显其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但这并不代表地方社会将永远盲目地遵从官方的规范。若每个社区及团体均遵循一套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始终如一的价值准则，那么在传统社会里，诸如关羽崇拜等宗教仪式，便是这些价值准则的关键来源。

在口耳相传中形成的“关羽崇拜”

探寻关羽的神化历程，起初他是一位极其强大的恶鬼，随后成为了一位英勇善战的护法恶魔、驱邪将军；后来又成为了雨神、财神，甚至医药之神、文士之神，最终塑造了道德楷模和全能救世主的形象……在关羽崇拜的不同阶段，他每一种形象的产生与演变，都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同时也与民间流传的众多传说故事息息相关。

尽管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阶层对关羽故事的描述各有差异，然而关羽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受到无数代人的敬仰与祭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所展现出的对地方民众的深切关怀以及对底层人民的扶持与援助。

自然，关羽作为备受敬仰的神明，并非无条件地援助世人。若想得到关羽的援手，求助者自身亦需持有高尚的道德和善良的品格。换言之，若想赢得关羽的关爱与援助，求助者必须先做到品行端正，行善积德；反之，若有人行为不端，关羽亦会予以适当的惩戒。

关羽肩负着守护民众的使命，而民众亦需履行相应的责任，这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关羽对提升社会道德水准作出了贡献，因此，关羽的崇拜理应受到地方社会的认可。鉴于关羽具备惩恶扬善的最高权力，他最终成为了在社会中维护这些道德准则的关键人物。

正如田海所指出，关羽被封神的过程，实际上与关于他的神奇传说的流传密切相关，这不仅得益于人际交往的频繁，以及由此产生的口头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也真实地映射出了几个世纪以来关羽崇拜所经历的典型变化历程。

关羽崇拜的传说不仅得到了仪式庆典、地方戏剧以及众多视觉和实体形态的强化，而且口头传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借助这些传说，我们能够洞察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把握人们的忧虑与愿望，可以说，正是这些传说，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理解不同时代地方社会的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