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内容丰盈、内涵丰富,不仅构成了一个文学现象,同时也体现了文化现象。如同《三国演义》这类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特性产生深刻影响的杰作,更是如此。从纯粹的文学视角审视,《三国演义》凭借其小说体裁在历史上的创新性拓展、内容丰富的故事线索、形态各异的人物塑造、规模宏大且结构严谨的整体布局、以及雄浑奔放的艺术风格,当之无愧地跻身中国古代最杰出的长篇叙事作品之列,成为中国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此外,《三国演义》亦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著作,蕴含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广泛的文化价值。
朱熹曾言:“天下之士,动则生,静则息。”三国时期,与战国时代相仿,亦是我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期。众多智谋之士,在这段历史舞台上,施展才华,演绎了诸多精彩绝伦的故事。三国,一个崇尚忠诚、正义、智慧与勇气的时代。它是一个故事连篇的时代,“刀光剑影已渐行渐远,鼓角争鸣之声亦随风而逝”。本文将再次探讨三国的忠、义、智、勇。
忠和义相联系
《三国演义》中的忠大体有四种情况
一、 忠于刘汉正统的“忠”
周末各国争斗不休,最终归并于秦。秦国灭亡后,楚汉两方再次争斗,最终归属于汉。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统一了天下。后来光武帝刘秀复兴汉朝,传至汉恒帝和汉灵帝时期。恒帝时期,禁止有才能的人士,过分信任宦官。恒帝去世后,灵帝即位,窦武将军和陈蕃太傅共同辅佐,而曹节擅权。窦武和陈蕃共同策划诛杀曹节,但由于机密泄露,反遭曹节陷害,祸乱由此开始。内乱滋生,外患初现,内外纷扰交织,张让等十人结党营私,朝政日益败坏,导致民心思变,盗贼横行。一方面,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军阀混战,互相攻伐,肆意杀戮;另一方面,百姓生活困苦,生灵涂炭,尸横遍野,民众起义,声势浩大。汉朝国运已尽,民心思变之情愈发明显。
在那个封建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众多人士依然坚守着对刘汉王朝正统的忠诚。在许田射猎、董承奉诏、曹丕废帝、刘备登基等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董承等人物,尽管在作者笔下显得可怜,却并不讨人喜欢,他们在朝堂上血溅当场,家族也因此遭受灾祸。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刘汉王朝忠诚信念的执着。
曹操这位奸雄、刘备这位枭雄,均选择了忠诚的道路,所采取的策略都是基于民众对刘汉王朝的忠诚心理。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建议,迁都许昌,荀彧言辞清晰:“将军您确实应该首先倡导义兵,尊奉天子以顺应众人的期望。”曹操借助天子的名义来号令诸侯,他志在统一天下,削弱各路诸侯,以维护汉室的名义行事,以便招募士兵,出兵有名。刘备高举着象征刘汉正宗的旗帜,自称汉室宗亲,广发号令,争取民心,在诸葛亮的辅佐下,试图重走光武中兴的征途,以期实现天下的统一。
《三国演义》将刘备与曹操描绘成“忠”与“奸”的鲜明对比。曹操之所以被定义为“奸”,在作者眼中,主要源于他“破坏了正统”、“违背了纲纪”、“篡夺了帝位”的行为。作者在改编《三国志》时,将曹魏的正统地位转变为蜀汉,其主观意图显然是弘扬对刘汉王朝的忠诚精神。
二、忠于朋友之间相互友谊的“忠”
刘关张三人对桃园结义的深厚情谊始终如一。作者对三人之间虽是君臣关系却情同手足的友谊进行了充分的描绘和颂扬。关羽曾独自一人骑马千里;关羽去世后,刘备和张飞日夜哭泣,泪水湿透了衣襟,他们誓言要为朋友报仇,这些行为都彰显了他们对友谊的忠诚和至死不渝的情感。作者阐述了个人情谊与国家大业之间的冲突,指出了某些人因私情而忽视国家大业的错误做法。诸葛亮亲自处理琐碎事务,辛勤劳作,汗流浃背,只怕别人不如他那样尽心尽力,这正体现了他对刘备托孤重任的忠诚。同样,徐庶也立誓不为曹操献计献策。
三、忠于君主的“忠”
沮授选择了袁绍作为自己的追随者,然而袁绍缺乏远见,不仅不听他的建议,甚至想要加害于他,但沮授始终坚守信念,拒绝向曹操屈服。在关羽败走麦城并遇害之后,王甫发出一声悲鸣,随即从城墙上坠落身亡,周仓则选择自刎,连他的坐骑也因不吃草料而死去。刘备在淝亭战败后,傅彤挥舞长枪,策马勇猛作战,奋力拼搏,却无法逃脱敌人的围困,最终在吴军中吐血而亡。程畿则挥剑自刎,留下遗言,剑尖上刻着对君王的忠诚。“大丈夫应当忠诚不渝,怎能反复无常”。对这种从一而终的忠诚作者给了尽情的歌颂。
三、忠于统一大业的“忠”
这一点在众多人物身上均有显现,诸葛亮对刘备的忠诚坚定不移,并深受刘备知遇之恩的影响,然而,他对统一大业的忠诚更为突出。他深入荒凉之地,七次擒获孟获,六次出征祁山,竭尽全力,一心想要恢复中原,复兴汉室。即便在军中病逝,他依然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懈努力,这正是他忠于统一大业的体现。
诸葛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向刘禅呈上的奏章、周瑜在英年早逝前留给孙权的信件,都如同催人泪下的英雄悲歌,展现了他们无法亲临战场、建立功勋、一统江山、无力回天的切肤之痛。
义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映射了封建时期小规模私有者的道德理念,还展现了被剥削阶层在遭受剥削与压迫的困境中,积极伸出援手、相互扶持、勇于见义勇为以及自发反抗的优良品质。这一概念起源于《春秋》时期,所谓的春秋大义,历代侠士所展现出的重视义气、恪守诺言、感恩图报、知恩必报的英勇事迹,都是对义的生动诠释。这种精神传承至今,直至现代,依然绵延不绝。义气构成了江湖的核心要素,众多朝代的农民起义运动往往以义气作为其号召力,然而,所谓的“义气”并非基于阶级立场,它常常以个人间的恩怨情仇作为行动的依据,因此,义气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工具。
《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堪称忠义的典范,因此被后人崇敬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关二爷”等尊称,备受敬仰。在许田射猎之际,他挥舞长刀,跃马扬鞭,誓要斩杀曹操,这全然是出于对忠义的激昂;从“屯土山关公约三事”的壮举,到“关云长持印封金”的忠诚,再到“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候五关斩六将”的英勇事迹,无不彰显了他对忠义的坚守。他的忠诚源于对桃园结义的坚守;在华容道,他基于对曹操的恩情而放弃公义;小说在描绘关羽辞别曹操回归刘备的故事时,详细描绘了“挂印封金”、“霸桥送别”、“过五关斩六将”等生动情节,力图彰显关羽的忠贞不渝。
关羽释放在刘备统一天下的大业中实属不明智之举,作者高度评价关羽对曹操所展现的道义,却认为其与作品主旨相悖(倘若《三国演义》的主旨是天下一统)。作者对刘备未听从忠言,忽视大局,执意复仇的行为表示了批判。同时,对于张飞能够不计前嫌,释放严谚等举措,有利于统一大业,作者给予了肯定。
三国时期,智慧与勇猛交相辉映。《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作者对智慧进行了充分的颂扬,尽情地表达了对智慧的崇敬之情。
刘备方面
在《三国演义》中,众多智者形象中,诸葛亮堪称最为显眼。在他正式登场之前,作者便对其进行了充分的渲染。先是司马徽的赞誉,接着是徐庶的口头推荐,再到崔州平的辅助衬托,随后又通过周瑜、司马懿的对比,进一步展现了诸葛亮那令人惊叹的智慧与非凡的才华。诸葛亮未踏入隆中之地,便已将天下分为三,他火烧博望坡、以口才战胜群儒、借助草船获得箭矢、三次激怒周瑜、借来东风、实施空城计、七次擒获七次放回、成功退敌五路、六次出征祁山,这些行为使他成为了智慧的象征,他既是政治、军事、外交的全才,也是三国时期的关键人物。诸葛亮的特质不仅在于其非凡的才智,更在于他典型帝王师傅的角色。
刘备曾是著名儒者郑玄和卢值的弟子,亦是大汉的皇族叔父。在众多豪强争斗的混乱时期,他因宽厚仁爱对待百姓,真诚地结交士人,赢得了广泛的民心。他既以宽仁赢得了民众的亲近,又因仁政而赢得了民众的敬仰。他拥有关羽、张飞、赵云等勇猛的武将,然而,他长期处于奔波劳碌之中,没有一块立足之地。直到诸葛亮加入他的阵营,情况才有所好转,凭借两州的土地,他最终登上了帝位。诸葛亮退隐于隆中,意图分割天下为三,其战略目标包括夺取荆益二州,稳定益州局势,与西部戎族和平共处,安抚南方的夷越部落,整治国内政治,并与孙权建立外交联盟。他计划在北方局势有变时,荆州军队可从宛洛出发,益州军队则从秦川出击,从而实现统一天下的壮志。然而,关羽在麦城战败,荆州沦陷,刘备在征讨东吴时又在彝陵败北,导致蜀汉遭受重创,失去了统一中国的能力。魏国统治阶层内部早已不再是汉室与刘氏两派之间的争斗,取而代之的是曹魏集团将被司马集团所取代。对于中原的士族而言,复兴汉室已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失去了实际意义,这条道路已经不通,他们所能做的唯有不懈努力。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这种精神体现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正是中国文化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
诸葛亮堪称一位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子,然而,《三国演义》中描绘的诸葛亮形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似乎显得过于聪明而近乎诡异。《三国志诸葛亮》一书中记载,他在军事治理方面颇有建树,但奇谋策略却相对不足,治理民众的才能胜过军事谋略,而在应对突发情况时的军事谋略,并非他的强项。小说基于民间故事,将他塑造为一位无所不能、技艺高超的超级全才,作者凭借自己的审美观念,满怀热情地赞颂并细致地描绘了这位忠诚而智慧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草船借箭”等典故,虚构了空城计等情节来展现诸葛亮的智慧。在小说中,诸葛亮甚至能够观星占卜,呼风唤雨,被描绘成了一位神一般的存在。诸葛亮在书中所犯的错误,经过细致的描绘,反而更加凸显了他人格的崇高。例如,在失街亭之后,他主动请求降职三级,对军队事务的管理过于周密,以及在军事行动中表现出的谨慎,这些不足之处恰恰衬托出了他的优点。诸葛亮在能力和人格上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他的形象无疑承载了作者对于明君贤相政治理想的追求,也可能映射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智慧的崇敬之情。
蜀汉的其他谋士中,诸如庞统、法正、许芝、秦宓等亦颇有才智。许芝曾出使孙吴,其外交手腕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秦宓在应对问题时,才思敏捷,展现出深厚的文史功底。庞统被誉为“凤雏”,却仅在刘备入川之际短暂露峥嵘。至于糜竺、孙乾、简雍、伊籍等人,他们虽举止优雅,却也仅限于社交场合,其才智并未得到充分展现。
蜀汉的人才状况相对较为衰落。刘备去世后,刘禅的统治能力不足,虽然诸葛亮十分重视人才,但他对事务的干预过于细致入微,这种做法并不利于人才的创造性发挥,也不利于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成长。马谡可能因为急于展示自己的能力而行动失当,结果被张郃击败,丢失了街亭,成为了千古笑柄。
曹魏方面
曹操对东汉时期的诸多弊政进行了改革,他调整了东汉时期的举孝廉制度,选拔那些虽不仁不孝却具备治国才能的低微之士担任官职。他秉持“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理念,不拘一格,广泛吸纳人才。因此,曹操麾下谋士如云,人才济济,在三国时期堪称首屈一指。
曹操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志向远大,谋略过人。在历史长河中,曹操的性格显得颇为复杂。陈寿评价他在三国时期“智谋超群”,“借鉴申不害、商鞅的权谋之术,采纳韩非、白起的奇计良策,选拔官员时根据其才能授职,不拘泥于个人情感,善于计算,不计较旧怨”。他对待功臣,慷慨奖赏,不惜千金;对于无功之人,则绝不给予分毫。曹操统领军队三十余载,却从未放下过书籍,登高望远时必定吟诗作赋,在诗文方面颇有造诣,生活简朴,不喜奢华服饰。与人交谈时,谈笑风生。然而,在《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曹操性格中那些优点却被忽视,而其残忍、狡猾的一面却被过分渲染,被塑造成了“奸绝”的形象。因此,罗贯中所描绘的曹操,成为了一个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派角色代表。
曹操作为统帅,麾下智囊众多,其中佼佼者包括荀彧、荀攸与贾诩。荀彧被誉为“王佐之才”,陈寿对其评价为“清秀通雅,具备辅佐君王的风范。”荀攸则被赞誉为“策略无遗,权变通达。”曹操对荀攸的评价是“外表看似愚钝而内心睿智,外表显得胆怯而内心勇敢,外表看似柔弱而内心刚强,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不炫耀自己的辛劳,其智慧足以超越常人,而其愚钝却无人能及,即便是颜回和宁武也不能超越。”荀彧与荀攸叔侄二人,共同协助曹操,奠定了大政方针的基础。贾诩先追随郭汜、张济,继而投靠张绣,最终归附曹操,在七十七岁时离世。他在追击张绣并讨论与曹操的战争策略时,其情景与战国时期曹刿与齐桓公的对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贾诩常常能准确预测敌情,其智谋堪比文和、良平。
曹操麾下有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等,他们才智过人,堪称世间奇才。尽管他们的清正德业与荀攸有所不同,但在策划和预测方面,他们的能力同样卓越。曹睿的部下如贾逵等人,亦是一代杰出人物,而司马懿更是魏国中一位杰出的谋略大师。
孙吴方面
江东之地人才辈出,诸如张昭、顾雍、步骘、陆绩等人众多,然而真正出类拔萃的,唯有鲁肃一人。
鲁肃,在东吴的历史长河中,堪称诸葛亮般的杰出人物。他不仅是东吴战略决策的卓越谋略家,还为孙权确立了重大政治方针,贡献了战略层面的决策智慧。孙权对他极为器重。《三国志》中赞誉鲁肃“独断之明,超群绝伦,实为奇才”。历史上的鲁肃,即便在军阵之中,也手不释卷,思维深邃,智慧超群。他初次与孙权见面,便提出了建立国家的策略:在江东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抵御北方的曹操,等待时机消灭黄祖,进攻刘表,控制长江流域,随后建立帝号,以图谋天下。这一点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共通之处。当曹操的大军南征荆州之际,孙权的部下大多主张投降,唯有鲁肃坚持抵抗曹操,并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共同商讨作战和防守的大计。在赤壁之战后,鲁肃再次坚决主张联合刘备共同对抗曹操。东吴的创建与成长,大体上遵循了鲁肃所提出的政治和军事策略。然而,在《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鲁肃却不幸地变成了诸葛亮和周瑜两位智者之间争斗的牺牲者,他成为了被人愚弄和欺辱的典型代表。在那里,鲁肃被描绘成了一个四处奔波却毫无作为的忠厚老者的形象。
江东之地,武将之中不乏文武兼备之才,诸如陆逊、吕蒙、太史慈等。然而,孙权却缺乏深远的政治眼光,过分看重眼前的利益,一味追求自保,并无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
其他方面
吕布方面的陈宫,袁绍集团中的沮授、田丰均是十分出众的人才。
陈宫辞去官职,投奔曹操,然而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信条让陈宫深感失望。曹操为了灭口,残忍地杀害了吕伯奢一家,尤其是明知故犯的行为,让陈宫心生寒意,因此他选择离开曹操,转而追随吕布。曹操的短处,陈宫过早地看在眼里。陈宫虽有计谋,但吕布却不予采纳。陈宫对曹操的偏见,使他无法继续追随曹操,最终只能选择以死追随自己的信念。
沮授和田丰的智谋相当深厚,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所追随的不是明主,且对主子愚忠至极,不愿离开。他们跟随袁绍这位“墓中朽骨”,田丰在临终前感叹道:“大丈夫活在天地之间,若不识主而事之,便是无智!今日我即将赴死,还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沮授则叹息道:“志向过于膨胀,功名之心过于迫切,悠悠黄河,我是否能渡过?”这既是他对袁绍的指责,也是对自己的反省。
三国之间的争斗,实质上是智慧和策略的较量。众多军阀豪强竞相招募人才之际,文臣谋士亦在遵循“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的原则。正如《三国演义》所展现的,它是一本蕴含丰富的人才教育宝典。以人为核心,人才是国家兴旺的基础,是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探讨如何发掘人才、吸纳人才、运用人才,对我们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文臣谋略最终要靠武将战场的浴血奋战去落实并实现。
刘备方面
刘备麾下勇猛之将不乏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五位勇冠三军的“五虎上将”,以及魏延等众多英勇之士。
五虎上将之勇各具特色。关羽之勇堪称神勇,得益于《三国演义》的渲染,关羽在后世被尊称为“武圣人”。温酒斩华雄、诛文丑、斩颜良、过关斩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等事迹家喻户晓。关羽身高九尺,须长二尺,面容红润如枣,嘴唇红润似脂,眉如卧蚕,骑乘赤兔马,手持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他的英勇背后却隐藏着“刚愎自用”的瑕疵。关羽勇猛无比,却并非武艺超群,他诛杀文丑、斩杀颜良与吕布的赤兔马之所以迅速,这在《三国演义》中已有详述。书中记载,在诛杀颜良之际,“颜良正立于麾盖之下,待要询问之际,关羽骑乘赤兔马飞速而至,尚未及开口,关羽便已挥刀刺中,颜良遂倒于马下”。而在斩杀文丑时,“关羽乘马疾驰,追上文丑,一刀斩于马后”。徐晃与颜良交战二十回合后败走,然而他却能与关羽激战八十回合;文丑和颜良均未做好充分准备,便被他挥刀斩于马下。河北两位将领,命丧黄泉,为关羽的威名增添了光彩。张飞的勇猛是那种粗犷、豪放的勇,长坂坡前他一声怒吼,竟吓退了曹操的百万大军;他智取瓦口隘,义释严颜,展现了他勇猛中不失细腻,勇猛中蕴含智谋的一面。然而,他“暴虐无恩,因小失大”,最终死于小人手中。关羽的勇猛中带有傲气,张飞的勇猛则显得暴躁,这两者给刘备的统一事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作者对此深感痛惜,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相比之下,赵云的勇猛则是智慧和勇气的结合。他单骑救主,在百万敌军中犹如无人之境,识大体,顾大局,智勇兼备。赵云的完美形象使他成为了诸葛亮的得力助手。黄忠之勇,忠勇兼备,他不服老迈,即便年过古稀,手中的宝刀依旧锋利无比。他斩杀敌将,夺取敌旗,智取天荡山,令名将张郃丧失斗志,一筹莫展。马超的勇,则是气势磅礴,但一到西蜀,他的勇猛便不复存在。在蜀汉,魏延也是一位勇猛的将领,虽然未能跻身五虎上将之列,但汉中太守的职位实则至关重要。然而,诸葛亮对他却有着诸多偏见,从他的言行举止中,不难看出他背后隐藏的反叛之相。
刘备去世后,蜀汉人才逐渐减少,常言道“蜀中不再有勇将,廖化只能担当先锋。”这种情况或许与刘禅的愚昧无知有关,也可能是因为诸葛亮过于细致入微,事事亲自操劳,未能为年轻一代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姜维此时仍旧固执己见,坚持执行诸葛亮北伐中原的策略,但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北伐行动此时已经沦为姜维一人的个人意愿,因此,尽管他九次征伐魏国,却白白耗费了国家的人力物力,导致民众生活不得安宁。
曹魏方面
曹魏阵营实力雄厚,将领众多。其中,许诸和典韦勇猛无比,堪称曹操的得力助手,然而典韦不幸英年早逝。张辽、张郃、徐晃、于禁、乐进五位将领,亦为曹魏阵营的五大上将。在合淝之战中,张辽仅凭八百步兵,击溃了十万敌军,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张郃深谙变化,擅长布阵,对战场形势和地形分析得透彻,无往不利,即便是诸葛亮也对其敬畏三分。”徐晃的用兵之道,颇有周亚夫的风范。《三国志》记载,太祖开创了这一伟业,当时的杰出将领中,五子最为杰出,其中于禁以刚毅稳重著称,但未能善终;张郃则以变通灵活著称,乐进则以勇猛果敢闻名。
孙吴方面
孙吴阵营中,文臣众多,似乎并无武艺超群之辈。然而,孙策、周瑜、陆逊,以及陆抗父子、吕蒙、太史慈、甘宁、凌统、徐盛等人均具备胆识与智慧,既勇猛又智谋。
周瑜,这位历史上的周瑜以豁达大度、谦逊待人著称,被誉为“宽宏大量,志趣高雅”。刘备赞誉他“文武双全,英姿飒爽”。孙权更是称赞他具备“辅佐君王的才能”。在赤壁之战中,周瑜指挥了一支精锐的水军,巧妙地运用了“将计就计”的策略,以毒打黄盖的方式巧妙实施“苦肉计”,最终通过火攻大败曹操。然而,在《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作者却将周瑜塑造为衬托诸葛亮的角色,使得周瑜成为了诸葛亮的陪衬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原本风流倜傥、才情横溢的周瑜,却变成了才智不足、举止笨拙的形象,心胸也变得狭隘。这与苏轼赞颂的周瑜形象大相径庭,苏轼笔下的周瑜是“雄姿英发”,被誉为“千古风流人物”。
吕蒙,这位吴下阿蒙非同凡响,实在值得重新审视。他白衣渡江,兵不血刃,轻易夺取了荆州。《三国志》记载:“吕蒙勇猛且智谋过人,具备国士之才,岂是仅仅武勇之辈?”太史慈、甘宁勇猛无比,甘宁屡建奇功,仅凭百骑就能劫持曹操的营帐。他们初次见到孙权时,都能清晰分析形势,展现出远见卓识。陆逊虽然武艺平平,但智谋却颇深,能洞察敌我虚实。《三国志》记载,刘备被誉为天下英雄,世人敬畏,而陆逊当时正值青年,名声尚未显赫,却能将其击败,完全符合史书的记载。陆逊才智出众,具备父亲的风范,同样享有世人的赞誉,虽然成就尚小,但已显露出非凡的才能,真可谓是后起之秀啊!
其他方面
吕布堪称《三国演义》里最为勇猛的英雄,世人常言“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他手持画戟,驰骋疆场,所向披靡,无人能敌。然而,他在忠诚与道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因此备受指责。相比之下,文鸯等人物在书中着墨较少。
《三国演义》在描绘战争场景方面颇具匠心,然而却过于简化了战争过程。在描述大规模的战争时,作者仅聚焦于武将间的技艺较量,使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军队似乎只是为了观看两位武将的激烈对决。如此一来,士兵们为何还要上战场呢?几乎所有演义小说都存在此类问题。《三国演义》中关于阵前大战的描写,如“虎牢关前三战吕布”、“太史慈与孙策激战”、“许诸与马超的裸衣之战”以及“张飞在葭萌关的激战”,都是其代表作。尤其是许诸与马超裸衣斗马的那一幕,极为精彩:马超手持长枪,骑马站在阵前,大声呼喊“虎痴快出”,话音未落,许诸便纵马挥刀冲出,马超挺枪迎战。他们激战了百回合,胜负难分,双方战马都疲惫不堪,于是各自返回军中更换马匹,再次来到阵前,又激战了百回合,依然是胜负未决。许诸兴起,飞奔回到阵中,脱去盔甲,露出强健的肌肉,赤身提刀,翻身上马,再次与马超展开决战,两军皆感震惊。着墨不多将两人性格,大战的骇然立于纸上。
《三国演义》的影响力超越了正统史书,我们之所以对三国历史人物如此熟悉,正是得益于这部作品。《三国演义》为我们描绘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这些人物及其错综复杂的纷争,构成了后世无法尽述、道不尽的三国故事。《三国演义》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它究竟讲述了什么?在当代,我们应当从《三国演义》中汲取哪些养分?对此,仁者有不同的见解,智者也有各自的思考。这一切大概正是《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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