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们讨论了襄阳与汉中，众多粉丝随即提议，希望也能介绍上庸。上庸，古称之地，坐落于现今竹山县西南约二十里之处的堵水之北岸。乍看之下，此地似乎并无显著特色，既非盆地，亦非平原，四周被大巴山、武当山、神农架等山脉所环抱，除了那条堵水之外，四周皆是起伏的山峦与皱褶。这样的地理位置，为何在我们的历史记载中显得若隐若现，进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呢？

针对这一议题，我认为有必要延续前一期内容，对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在前一期中，我大致提到了沿着汉水向东行进，抵达安康后，可以选择陆路前往上庸，接着从襄阳向东出发，或是向南前往秭归。关于这条陆上线路，我在上一期讲解时并未详尽阐述，只是简单带过。实际上，它的路径是从安康出发，途径平利县，接着穿越关垭子，前往湖北的竹溪县。抵达竹溪县后，还需经过水坪镇和宝丰镇，最终抵达上庸。抵达上庸后，可选择沿东南方向翻越武当山南坡，途径房县、保康、南漳等地，最终到达襄阳。尽管此路线蜿蜒曲折，多山道，但它能绕开汉水流域的险恶滩涂，因此古时候仍有不少旅人选择此道前行。

上文所述为上庸东行路径，而自上庸向南至秭归，实则存在两条路径。若依“水乡之地必有路”之理探寻，最便捷者莫过于此：自上庸向南，沿官渡河而行，途经官渡镇，再顺神农溪抵达巴东县，继之沿长江北岸直至秭归。此乃一条民间小径，官方路线鲜少采用此道，盖因需穿越神农架之神农顶，山路崎岖，条件极为艰苦。此条路线多被选择，它始于上庸，沿堵河南下，接连大宁河，直至巫溪，继而又沿大宁河南下，直至长江之滨。若选择此途，虽看似曲折，且需多次转乘，却能避开神农架山区，相较于官渡河路线，其通行条件相对更为优越。

我们整理出的这些路径，若大家回顾一下，会发现从安康至襄阳的陆上交通要道在三维地图上十分明显，该通道由武当山、大巴山以及神龙架山区共同环绕形成的凹地，而此凹地的核心位置正是上庸。关于从上庸地区向南迁移的路径或许并不明显，然而，沿着河流进行梳理分析后，我们能够迅速察觉到，该路线的最终目的地并非位于南边的秭归地区，而是其东侧的夷陵，即现今宜昌市所辖的夷陵区。

为何会有此说法？众所周知，襄阳与夷陵，乃至夏口、江陵等要塞城市，在哪个历史阶段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难道不是在三国至西晋、南北朝、南宋这一系列国家分裂的时期吗？以三国历史为鉴，在那个时代，三个势力间的角逐实际上主要集中在荆州这一区域。荆州地区不仅以江陵为中心，还涵盖了四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分别是北方的襄阳、东方的夏口、西方的夷陵，以及西北方的上庸。

上庸之要，在于它连接了襄阳、夷陵，并由此途径安康与后方汉中相连。在汉中之战落幕之后，刘备下达指令，让孟达与刘封接管所谓的“东三郡”，即今日的安康、上庸及房县。同时，他还下令关羽进攻襄阳与樊城，意图是将汉中与荆州两地紧密地连接起来。

刘备的战略规划颇具远见，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显得混乱不堪。提及“大意失荆州”，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关羽，实则若深入探究其根本原因，荆州的失守，主要责任并非关羽之过，而是刘备战略布局的失误。面对东吴与曹魏对荆州的联手进攻，刘备缘何未曾派遣一兵一卒予以支援；显然知晓养子刘封性格冲动、才智不足且缺乏协调才能，难以掌控反复无常的孟达，以及降将申耽、申仪等人，甚至可能意识到关羽与刘封之间关系不佳，却为何仍旧将上庸地区最高长官的职位授予刘封？

若在关羽成功水淹七军之际，刘备若能分兵两路，一路顺汉水而下直指襄阳以支援关羽，另一路则深入上庸地带巩固防御，并在紧急关头从房县东部发起侧击，那么襄阳这座战略要地或许早已落入我方手中，关羽败走麦城的悲剧亦将得以避免。毕竟，上庸之地，既可作为荆州的后方基地，既能主动进攻，也能稳固防守。荆州与夷陵、襄阳构成战略三角，一旦荆州面临困境，可向东寻求援助；若荆州遇险，亦可退至上庸寻求庇护，待时机成熟，再图谋向东出击之机。

请大家审视关羽败退至麦城的路径图，可以发现，他在逃至临沮，即现今的远安县荷花镇区域时，不幸被东吴军队所擒获并杀害。关羽遭遇不幸之地，后来被命名为“回马坡”。此处与房县相距并不遥远，依据关羽撤退被俘的路线分析，若想西行直达四川盆地，此道实属不易，因其西侧便是神农架林区，败军若欲翻越神农架，难度极大。因此，唯有沿沮水北上，如此方可抵达房县，进而前往上庸、汉中，力求与刘封、孟达的友军部队汇合。然而，在缺乏援军支援的情况下，最终仍不免被俘并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