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捕获了郑玄这位罕见的杰出通儒，自是决意不会轻易放手，遂推举已年过七旬的郑玄先生为茂才。在官渡之战中，为了增添几分胜算，袁绍下令让郑玄随军一同出征。然而，这位七十有多的老学者因不堪劳累，最终在战乱中耗尽精力，不幸离世。

汉末时期，礼乐制度逐渐衰败，社会风气动荡不安，各路英雄豪杰争斗不休，战争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导致儒者群体隐居避世，名声不显。（《三国志》卷24《高柔传》）

在动荡的年代，城外的众生渴望踏入城内，城内的居民却向往逃离。郑玄，这位卓越的儒家学者，其生平堪称当时士人命运的缩影。此时，三国时代的序幕刚刚揭开，一场充满艰辛的文化之旅正等待着广大学者与士人去经历。

文化人的苦旅

王朗出自一个以经学著称的家族，他在汉灵帝时期被朝廷征召担任议郎一职，这一官职在官方学术体系中仅次博士。此外，王朗还得到了太尉杨赐的亲自指导。以这样的仕途开端，在和平时期，它几乎完全符合了一位青年学者所有的梦想与期望。

杨赐去世后，王朗身着丧服返回了徐州的故乡。紧接着，董卓之乱席卷而来，导致众多士人纷纷逃散。关西与中原的士人大多逃往荆州寻求庇护，青州的士人则逃往辽东，而徐州和扬州的士人则选择南渡长江，迁往江东地区。王朗同样未能幸免，他以一种得体的方式，历经辗转，最终抵达了江东。

王朗起初被徐州刺史陶谦征召，成为其幕府中的佐官。在汉献帝被劫持至长安，急需得到理解和慰藉之际，王朗依据春秋大义，向陶谦提议，与其寻求其他诸侯的支持，不如亲自“勤王”。这种方式包括两方面：一是劝阻陶谦避免与其他关东诸侯一样，陷入无休止的战争，防止局势恶化。二是建议陶谦派遣使者前往长安，向献帝表达忠诚之意。

这种忠诚并非毫无回报。汉献帝对陶谦进行了封赏，授予他安东将军的职位。同时，作为提议者的王朗也受到了提升，被任命为会稽太守。凑巧的是，这份空口承诺竟然得以实现。会稽郡恰逢权力空缺之际，于是，经学家王朗迅速上任，担起了郡守的重任。

王太守在会稽的治理成就，在史书中记载不多。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文化立场。

在会稽的庙宇之中，摆放着大禹的木质雕像，此像之所以被供奉，乃因大禹曾在此地会盟各方诸侯，并在逝世后安葬于此。然而，秦始皇亦曾东巡至此，故而在大禹像旁，亦设有秦始皇的木像。这一景象激起了王朗这位儒生的强烈反应，他坚信“无德之君，不配受到祭祀”，于是上任伊始便下令将其拆除。

今日绍兴，大禹陵与纪念馆内，摄影作品由越西航拍高手捕捉，图片素材源自图虫创意平台。

王朗在担任太守期间的其他功绩，均被精炼地概括为“惠爱在民”这四个字的赞誉之中。尽管与同期的郡守相比，其事迹显得较为简略，但至少将“老好人”这一美誉留存在了史书的显眼位置。

这种仁爱之政，此刻却显得十分不协调，江东之地已陷入一片混乱。袁术在北方遭受挫折后，转而向南拓展势力，他麾下的孙策攻城掠地，志向远大。与此同时，刘繇、华歆、王朗等朝廷委派的重臣，大多出身于学者之家，要么是汉室宗亲，要么是精通经学的儒者。面对孙策所率领的勇猛无比、无人能敌的军队，他们显得喧哗而势单力薄。

《后出师表》中记载，刘繇与王朗分据州郡，他们谈论安定之事，言谈中总是引用圣贤之言，心中充满疑虑，胸中满是难题。今年不发动战争，明年也不进行征伐，导致孙策势力日益壮大，最终并吞了江东。这种轻蔑之情，从字里行间显露无遗，可谓描绘得淋漓尽致。

扬州刺史刘繇溃败而逃，豫章太守华歆亦降敌，王朗的坚守也即将走到尽头。然而，在正面交锋中，他凭借地形优势，竟然坚持了一段时间，直至遭遇偷袭而败北，“三江五湖之地，尽成敌占之域”。

遭受孙策击败之后，王朗乘坐一叶扁舟逃往海上。身边仅剩少数忠诚的心腹，其中便有会稽的世家后裔虞翻（在小说中曾与诸葛亮辩论的群儒之一）。虞翻乃江东地区著名的学者，与王朗同属《易经》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二人皆精研于科技领域的尖端。虞翻的构想是建议王朗前往徐州广陵，该地因陈登的治理而社会和谐，经济兴旺。

诸葛亮曾揭露虞翻（字仲翔）过往的负面记载。这一情节出自94版《三国演义》的截图。

然而，王朗阅读了那位已故仙者王方平的预言之书，书中提及“疾风骤至，邀我南行，求助于南岳”，究竟何意无人能解，但王朗却对此深有感触，下定决心，欲往南方奔去。

抵达侯官后，我仍觉得心有不甘，于是决定前往交州。虞翻，这位三国时期顶尖的算命高手，此刻也陷入了困境，他愤然说道：“那本所谓的书纯粹是无稽之谈，交州哪里有南岳，我又能去投靠谁呢？”（此妄书耳，交州无南岳，安所投乎？）直到这时，王朗才在侯官安定下来。

回顾过去，若取道北上至徐州，那无疑等于重返淮海那片血雨腥风的战场；若南行至交州，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便会变得颇为不便。而王朗在侯官被孙策捕获，或许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人生之路漫漫，然而至关重要的往往只有那几步。

比如一起从会稽逃亡的难兄难弟许靖，运气就没有那么好。

许靖的出身与王朗、虞翻相近，然而，因其加入蜀汉阵营，赢得了诸葛亮的敬重。这一信息源自于94版《三国演义》的插图。

许靖既是王朗的同事，也是他的老友，其地位甚至超越王朗。他与颍川陈纪等知名人士有着深厚的世交关系。作为许劭的兄弟，他在汉灵帝时期担任郎中一职，并负责管理人事。在董卓专权时期，许靖与领导合力提拔了众多日后反抗董卓的地方高级官员。董卓杀害了主要负责人后，许靖不得不携家带口，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最终投奔了王朗于会稽。

会稽城沦陷，许靖的命运之笔，转绘成了一幅凄凉、悲怆、哀伤的画卷，三杯薄酒，难以抵挡夜风的猛烈。沿途山川连绵，疾病与战火相伴相随，老少男女伤亡惨重。曹操与张绣的战事爆发，荆州之路亦被阻断。身处交州的许靖，夜幕低垂，仰望北斗，期盼朝廷能记起他的存在。

当这一天终于降临，许靖面对汉献帝派遣至交州的使者张翔，心中激动不已，手颤抖着给曹操写下了一封长长的信件，详尽地描述了他们一路上的艰难困苦：“跋涉万里，未窥汉地，历经风浪，断粮食草，饿殍相望……忧虑重重，夜不成寐，食不知味。”同时，他表达了对曹操的崇敬之情（国家的安危，系于您的肩上……为国家自重，为百姓自爱）。核心思想依旧如一，建议曹操在选拔官员时，应注重人才的选择，而他所推荐的正是他自己。

遗憾的是，张翔因渴望让许靖担任幕僚却遭婉拒，愤而将信件投入水中，现存的信件内容很可能是许靖自行保留的草稿（张翔对许靖的怨恨，认为其未能自荐，遂将信件全部投入水中）。此外，许靖还委托陈县的袁徽向荀彧写信，赞扬自己的品德何等崇高，然而这封信同样音信全无。

许靖因而错失了重返中原的机遇，数年后才勉力投靠了益州的刘璋。而后来裴松之对此却毫无怜悯之情，他断言许靖的困苦完全是自找的，若他当时留在江东，不管怎样地位也会与张昭相仿，至于他自己四处奔波，又能怪谁呢？

另一方面，王朗在孙策麾下沦为阶下囚数载，竟意外地收到了曹操的盛情邀约。对于许靖而言，这似乎是常态，总有人在他处享受着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

曹操一直广纳人才。来源/94版《三国演义》截图

《三国志》中对王朗所遭遇的这番幸运，描绘得颇具艺术性。陈寿在书中记载，王朗在接到曹操的礼物之后，“历经江河湖海，耗时多年方才抵达”。若非遭遇了鲸鱼与仙境，即便走海路，又怎能耗费如此漫长的时光呢？

若许靖获得此等良机，即便跋涉艰难，亦会竭尽全力迅速赶往许都。彼时，文化荟萃之地仅有两座城市：许都及襄阳。显而易见，襄阳非可前往之地，因孙策与刘表之间有杀父之深仇，绝不可能让王朗前往荆州。相较之下，许都不仅拥有天子之尊，还有中原故旧之谊，尤为关键的是，那里还有武艺高强的曹操。

实际上，多年来王朗一直过着“颠沛流离、贫困潦倒、朝不保夕”的生活，直至许都那边忽然想起，在山的另一侧、海的彼岸，还有一位名叫王朗的人物。因此，王朗的北迁之旅，并未如表面看来那般优雅、从容不迫，亦非拖泥带水。

鸽派语言艺术家

王朗凭借其作为灵帝时期旧臣及知名学者的身份，加之他出色的合作精神，被曹操上奏朝廷，授予谏议大夫的职位，并参与司空的军事事务。

实际上，曹操对王朗的角色认知十分明确，他之所以频繁启用王朗，关键在于王朗的合作态度。因此，在私下里，曹操有时会对王朗进行一些戏谑和轻慢的言辞。

在一场宴席上，曹操对王朗戏谑道，我们必须奋发图强，切不可重蹈你在会稽之地的覆辙，将那铁饭碗摔得粉碎。对此，王朗的回答颇具匠心，巧妙地将自嘲与对上司的赞誉融为一体。

他仰头叹息说：难呐，世界上的事儿真难理解。

曹操问他啥意思（云何）。

王朗言道，昔我手握良牌，却终致败北，反观您如今，虽面临诸多挑战，却依然势头强劲，这实在令人费解（昔我若折，不可折而折；今您若折，可折而不折也）。

估计在场观众的内心中，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将尴尬转化为得体，将狼狈变为淡定，即便身处尘埃之中也能绽放花朵，这正是王朗一生的拿手好戏。

影视剧中还没那么老的王朗。来源/94版《三国演义》截图

即便是在沦为阶下囚之际遭遇孙策，王朗却能充分展现其才华——论打仗，我非所长；至于撰写降书，你也难以胜任。面对孙策的质问，王朗的回答堪称文辞华丽，令人闻之心酸，听之泪下。

同行者皆已命丧，独留我一人携老母泛舟，箭矢在旁呼啸而过，无路可逃，只得向将军俯首称臣。我自感罪孽深重，死有余辜。先前之所以未降，乃因恐惧过度，率领士兵如同无头苍蝇，欲降却无门可寻，如今只得任由处置（“东西惟命”）。虞翻原本一直跟随，鉴于他家中有老母，王朗便准许他先行离去。

孙策听闻此事后，心想：《二十四孝》若无王朗，我岂能阅读？他真乃名不虚传的儒雅随和之人，因此并未对他造成伤害（孙策认为王朗儒雅有礼，即便在责问中也未对他进行伤害）。

显而易见，“合作”是一门涉及语言技巧的学问，它要求我们跨越众多心理难关，勇于向任何强大的力量屈服。在关键时刻，我们甚至需运用现在的自己去挑战过去的自己。以王朗为例，他先前对孙策极尽赞誉之能事，紧接着便向曹操诋毁孙策，称其为“天下大贼”，而非仅仅是偷鸡摸狗之徒。华歆亦然，他对孙策表明心迹，承诺将助其打通许都的人脉，然而抵达后却反目成仇，与孙家展开了激烈的军事冲突。

影视剧中的孙策。来源/新版《三国》截图

凭借其卓越的天赋，王朗在曹魏集团中一路畅行无阻，自灵帝时期的议郎起，历经军祭酒、少府、奉常、大理等要职，直至曹叡时期担任司徒，每一步都井然有序。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未曾留下任何战乱时代的痕迹。

《三国志》中对王朗的评价为“文博富瞻”，意指他典故功底深厚，文笔出众，评价颇为公允。然而，王朗的文采并非如王粲般在文学创作中得以展现，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向上管理”才能上。

王朗在曹魏时期担任官职，巧妙地绕过了所有可能的危险区域，既没有像孔融那样因为言辞过于直率而被处决，也没有像魏讽叛乱事件中众多士人那样被牵涉其中。当曹操晋升为魏公之际，王朗更是亲自上表，名字显赫地出现在由荀攸主持的劝进文书之中。

其他重要官员的传记多集中于其生平事迹和官职表现，然而对于王朗的描述，则更像是篇关于“语言艺术”的论述。

王朗在国际事务中持温和立场，倡导和平共处。在国内政治上，他重视维护政治规范，提出若干无害于大局的原则性意见。

在夷陵之战之后，同样劝说曹丕勿与吴国交战的贾诩与王朗，尽管得出的结论一致，然而他们的思考基点及表达手法却截然不同。贾诩立足于现实战略的考量，指出：“诸葛亮擅长治理国家，孙权能辨识敌我虚实，陆议洞察军势，占据险要之地，乘船游弋江湖，这些都难以迅速制定对策。用兵之道，应先确保胜利，再进行战斗，评估敌情，考量将领……即便是凭借天威临之，也未见有万全之策。”这表明他认为战争困难重重，胜算不大，因此不宜轻率行动。

王朗的阐述颇具文艺气息：“天子的军队，其重要性胜过华山与泰山”，理应“稳固如山”，静待他人纷争，坐享其成。

孙权向魏国臣服之后，依照既定协议，理应派遣一位子嗣作为人质，然而并未履行此承诺。曹丕因此决意出兵征讨。王朗向曹丕提出的策略颇具创意：若在军队行进途中，对方忽然将子嗣送至，我方岂不是陷入被动局面？

内政方面也是一样。

曹魏政权始终面临的一个关键争议，即是否应当恢复古代的膑刑、宫刑等肉刑。主张恢复此刑的，包括荀彧、钟繇等实操派及注重结果导向的学者，他们虽认同肉刑缺乏人道，但坚信在司法领域，肉刑能有效威慑重大犯罪行为，同时也有助于降低死刑的适用人数。

影视剧中的钟繇。来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截图

王朗是反对恢复肉刑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持有两个观点：首先，他认为肉刑是不人道的；其次，他还认为这种做法会产生不良影响：死刑数量减少，外界可能无法充分了解情况；而肉刑过多，导致大街上充斥着缺胳膊少腿的人，这对我大魏的声誉产生了负面影响。

曹叡在位期间，众多皇子不幸早逝。王朗首先援引周礼，对“诸经常说”中后宫应设十二人的规定提出质疑，认为其不切实际。接着，他建议曹叡提升后宫的利用率，为魏国储备更多潜在的继承人。曹叡着手扩建宫殿，王朗便以严谨的态度进言：即便霍去病只是个“中才之将”，他也深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道理。言外之意，以曹叡的英明才智，这番道理自不必他多言。

终于在曹叡时期，华歆病逝，王朗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王司徒。

在建安五年之初，荀彧尚书令因感怀于“后辈不见仁义礼智之风”，便向曹操提议设立中央官学。他主张不应仅在天下安定之后才注重文德修养，而应同时追求“立德立功”与“立言”，以期达到“王道两济”的境界。然而，曹操鉴于对汉室权威的忌惮，选择了折中的策略，并未建立中央官学，而是转而在各郡县设立了地方机构。

曹操在选拔学者以加强机构力量时，主要选择了与关西贾逵、马融学说有所区别的郑玄学派成员，其中郑玄的众多门生，如崔琰、国渊、郗虑等，均效力于曹操。令人好奇的是，在推动地方学术进步的过程中，最为活跃的竟然是杜畿这类擅长养殖业的粗人，而像王朗这样的资深儒者，他们的学术立场与郑玄学派并不一致，因此在这方面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王朗既无显著政绩，又未彰显其经学专长，那他究竟凭借何等能力得以位列三公，并在去世后得以进入曹操的太庙享受祭祀呢？

影视剧中的华歆（左）。来源/94版《三国演义》截图

《三国志》将钟繇、华歆、王朗三人合为一篇记载。华歆，虽以学者身份和汉室旧臣著称，却勇猛无畏，从不顾惜个人荣辱。据吴国人所著的《曹瞒传》记载，在董承衣带诏事件之后，正是华歆闯入皇宫，将伏皇后揪出；而在曹丕登基大典上，华歆更是担任了主持之职。至于钟繇，出身颍川顶级世族，若非他自关内筹集的两千匹战马，官渡之战的走势恐怕难以预料。唯独王朗，只是负责活跃气氛。

是曹魏没人了吗？其实不是没考虑过其他人。

在华容道中陪伴曹操的程昱。来源/94版《三国演义》截图

程昱在资历和功绩上，理应与钟繇并驾齐驱。然而，除了出身不佳之外，程昱还背负着严重的道德污点：在兖州之变中，他竟然组织了吃人事件（他掠夺了自己本县的物资，供应了三天，其中不乏人肉，因此失去了朝廷的信任，因此他的官位也未能升至公爵）。至于贾诩，他确实成为了太尉，但遭到了孙权的嘲讽，称贾诩为“毒士”，即便能力再强，也不适合成为众人敬仰的对象（三公是众人敬仰的象征，不能任用不合适的人选）。昔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

学者出身的汉室老臣虽未绝迹，诸如王朗教授之子杨彪便是例证，然而他因顾及颜面，仅愿意接受光禄大夫一职。王朗曾向曹丕提议，让杨彪接替自己担任司徒一职，然而曹丕并未同意这一提议。

三公在三国时期实际上只是虚设的高位，将资历深厚且极富合作精神的汉室老臣王朗安置于此，无疑是最佳人选。此外，王朗还象征着“徐州代表”的角色。曹操夺取徐州的过程充满了血腥，青徐两州在曹魏统治下始终不得安宁。即便是忠诚无比的臧霸，曹操去世后也带着军队从洛阳擂鼓返回故乡。王朗的加入，有助于缓解当地的紧张局势。

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还记得那个颠沛流离的许靖吗？

刘备踏入蜀地之际，许靖的命运亦随之转折。事实上，自许靖抵达成都，其生活便与王朗形成了相似的对照。

许靖起初降低了自己的要求，选择了投靠刘璋。当刘备大军逼近城池之际，他试图翻墙逃离，然而刘备对待儒生向来秉持汉高祖的气度，对于这种摇摆不定的行为自然不会予以认可。在这时，许靖的前景似乎变得异常晦暗，幸得遇到了贤能的法正。

法正，因“眩惑之术”而闻名于世，其成名之作便是操控许靖之命运。他曾劝告刘备，世间有一种人，徒有虚名却无真才实学，许靖便是此类人。他名满天下，若重用他，便能轻易迷惑世人。

最终，那些力主刘备成为汉中王的推手里，许靖的名字位居前列；他如同王朗身兼魏郡太守之职一般，也同时担任了蜀郡太守；而且，他更似王朗那般，成为了蜀汉的司徒。

许靖就是蜀汉的王朗，从此岁月静好，再无颠沛流离。

公元222年，刘备在夷陵遭受惨重失败，蜀军溃不成军，国家形势急转直下。镇北将军黄权被迫投降于魏，随即被任命为魏国镇南将军。翌年，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当时，拥有百万雄师和众多良将的魏国朝廷欣喜若狂，坚信天下大局已定，只需发布一道檄文即可定乾坤。

劝降信雪片一样寄往蜀国，其中诸葛亮收到得最多。

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等官员，私下里以礼相劝诸葛亮归降（他们依据天命与人情，意图使全国臣服）。在信件中，他们还附上了曹魏谶纬专家许芝所制作的神秘符咒。

诸葛亮并未回复，却公之于众了那篇广为人知的《正议》文章，这实际上预示了《出师表》的诞生。他不仅对那三位年纪虽大却品德不端的士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各自凭借年迈之资，秉承虚假的旨意上书，仿佛效仿了崇、竦赞誉王莽的功绩），而且还对他们的上司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称曹操“因毒而亡”，曹丕“子桓荒淫无度”。

在“诸葛村夫”这里吃了鳖，自然要寻找其他的门路。

在《三国演义》这部演义作品中，王朗曾直接对诸葛亮进行侮辱，称其为“诸葛村夫”。这一情节出自94版的《三国演义》。

在公元223年，王朗连同华歆、袁涣等友人，向老友许靖倾注了满腔深情，寄去了诸多充满情谊的书信。信中，他们回忆往日的欢乐时光，不禁感叹岁月如梭，并诚挚地希望许靖能够接受诸葛亮的劝告，带领“刘将军”的遗子归顺，向魏国投降。在信中，王朗将魏国朝廷比喻为璀璨的北斗，而将自己与许靖比喻为繁星点点，憧憬着在“以礼来降”之后，他们能够被封为侯爵，享有尊贵的地位。

然而，与王朗相较，许靖所担任的司徒职位在象征意义上远超其实际作用。他既无能力亦无意愿去影响诸葛亮。已年过古稀的许司徒在成都的生活颇为愉快，他热衷于“清谈”，不知疲倦，同时，他满怀热情地扶持蜀汉的年轻才俊（诱导接纳后辈）。在演义故事里，诸葛亮曾将王朗斥为“白发凡夫”，然而对于蜀汉而言，许靖却是“我国的普通人”，诸葛丞相不仅不愿对他口出恶言，甚至还会在遇见他时行礼致敬（诸葛亮本人亦为之鞠躬）。

此外，王朗尚不知晓的另一件事是——在他寄出第一封信件的前夕，许靖已然离世，那位蜀汉的清谈高手已不再进行清谈活动。

面子与里子

《世说新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讲述了两位背景和经历相似的文人王朗与华歆在风格上的不同。某日，他们一同乘船出行，目睹了岸边有人呼救。王朗主张将求救者救上船，但华歆却表示反对。待求救者被救上船后，大批土匪突然出现，引发了诸多麻烦。此时，王朗又提出将求救者赶下船，然而华歆依旧不同意。

这段内容似乎暗示，王朗持有提出优秀观点的愿望，然而，他既未能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亦不具备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

《一代宗师》中丁连山的台词，堪称最精炼地诠释了王司徒一生的传奇。

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有人成为了光鲜亮丽的表面，有人则默默无闻地扮演着支撑的角色。表面的光彩不容有丝毫污点。若受了伤，内里的痛苦需得隐藏，绝不能让它们显露于外。人生百态，每到一个阶段，就得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就像过河时需脱鞋，穿着裤衩的大小也应与身材相匹配。我们还需学会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尤其是“谦让”这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