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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永安托孤成为诸葛亮生涯的转折点。他自此攀上蜀汉权力的顶峰，得以尽情发挥才华；然而，繁重的政务与军务过早地消耗了他的精力，留下了“出征未成身先逝，英雄泪洒胸襟”的千古遗恨。

在刘备将幼主托付给诸葛亮之际，关于君臣之间的心理状态，历来成为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从古至今，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刘备对诸葛亮真心实意，胸怀坦荡，用真诚的情感感染了诸葛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刘备内心隐藏着狡黠，对诸葛亮存有疑虑，迫使诸葛亮立下重誓。

陈寿作为《三国志》的编纂者，明显倾向于第一种看法，他在《先主传》的结尾部分如此评价：“先主性格刚毅宽宏，识人善任，颇具汉高祖的风范，英雄的气度。当他将整个国家托付给诸葛亮，心无旁骛，实乃君臣间至公无二，堪称古往今来的典范。”陈寿坚信，在托孤之际，君臣间毫无私心，堪称楷模。这种观点在史学界被认为是正统的。

最早对刘备托孤之举提出质疑的是东晋时期的史学家孙盛，他在《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释中引用了孙盛的看法：“刘备将诸葛亮托付重任，这样的混乱又有谁能比得上！世人或许认为刘备是想借此表达对诸葛亮的信任，并寄托蜀地人的期望。然而，君子却认为并非如此；如果所托之人确实是忠诚贤良，那么无需如此教诲；若非合适人选，则不应开启篡位逆乱的道路。因此，古代君主临终托孤，必定留下训诫之言；而诡诈虚伪的言辞，并非真正的托孤之意。”刘禅性格柔弱，缺乏猜忌之心，而诸葛亮智谋过人，足以遏制邪说，因此使得不同意见无法滋生。若非如此，恐怕会滋生猜疑和纷争。将此视为权谋，岂不是令人困惑！”

孙盛觉得，在刘备将儿子托付给诸葛亮之际，他采取了一些手段，意图借此考验诸葛亮的忠诚，然而这些手段运用得实在不够巧妙。因为托孤之举的核心在于选择合适的人选，若是选择了忠诚之人，便无需进行此类试探；而若是选择了心怀野心者，反而可能助长其篡位之心。幸运的是，刘禅并非猜疑心重的君主，诸葛亮的声望又颇高，这才避免了乱象的发生。

乾隆帝亦持有与孙盛相仿的看法。在《通鉴辑览》一书中，他如此评价：“昭烈刘备，常以鱼水关系自比。刘备对诸葛亮的忠诚，岂能不知？然而，在临终之际，他为何会说出如此猜疑之言？三国时期，人们崇尚欺诈，实在令人不齿！”大体而言，帝王的用心往往倾向于从阴暗面推测他人的想法。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针对孙盛的看法表达了不同意见：刘备看到自己的儿子不成器，担心事业会因此受损，于是愤而选择贤能之人，这难道不是出自真情实感吗？刘备对孔明的评价如何，难道在临终前会突然想要用欺诈的手段来笼络他吗？难道没有考虑到孔明的性格吗？用欺诈手段来笼络，难道不比真诚感动来得更有效吗？或许他内心确实有所触动，不自觉地就如此表达了出来。

卢弼的观点是，蜀汉政权当时正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刘禅却显得暗弱无力，真正能扛起重任的，唯有诸葛亮一人。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对诸葛亮玩弄心机，还有何意义？再说刘备深知孔明的性格，与其玩那些容易被识破的小伎俩，不如坦诚相待。

实际上，卢弼的看法相当公正，元代的史学家胡三省以及清代的学者赵翼也对刘备托孤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刘备的动机“清晰透彻”，是“真情流露”。

或许那些持阴谋论观点的人并未注意到永安托孤时的特殊背景：在夷陵之战爆发前，关羽战败身亡，荆州失守，张飞亦被部下所害，黄忠、法正等忠诚的大臣也相继离世。而夷陵之战后，蜀汉的元气几乎耗尽，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如今天下分为三，益州已经疲惫不堪，这实在是关乎存亡的危急时刻。”

即将接手这副沉重担子的，正是太子刘禅。不论其能力如何，彼时他年仅16岁，年幼资历尚浅，威望尚不足以赢得人心。蜀汉政权内部派系林立，既有刘备带入巴蜀的荆州集团，又有刘焉、刘璋父子所遗留的东州派系，还有益州本土的世家大族。若处理不善，恐将引发一场规模庞大的内乱。

而且，刘禅所面对的对手，分别是当时41岁的孙权和34岁的曹丕，从年龄、经验以及能力等多方面进行对比，他们显然都胜过刘禅许多。

此刻，刘备唯有将大权悉数托付给诸葛亮，并联合东州派系的领袖李严共同辅佐朝政。面对这样的局势，刘备不得不对诸葛亮坦诚相见，劝他“若非贤能，自可自行决定”，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法。因此，永安托孤并非仅仅是君臣之间的深厚情感或是帝王的权谋之术所能完全解释，而是特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特定历史事件。

参考资料

（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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