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后期，魏国对蜀国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担任指挥任务的是钟会、邓艾以及诸葛绪三位高级将领。其中，钟会麾下兵力最为雄厚，率领十余万大军作为正面主攻力量；邓艾和诸葛绪各自带领三万部队，承担辅助钟会进攻的职责。

没想到，副手邓艾，居然成为灭亡蜀地的核心人物，他攻占了成都，迫使刘禅交出了传国玉玺。

此刻，邓艾心情极佳，以为即将加官进爵。然而，在他尚未实现这一目标时，司马昭的命令却意外送达——并非给予嘉奖，而是要求他“放弃军职，配合审查”！

这个信息让他瞬间警醒，如同受到猛烈的打击。然而，那时已经来不及了，他连做出任何动作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卫瓘以“越权处理军事事务”的罪名当场擒获，押送至洛阳，在途中就被处决了。

大家都在讨论，邓艾拥有三万精锐部队，曾以灭亡一国的功绩著称，为何如此轻易地失守？他难道完全没有设防吗？

刘禅一旦投降，邓艾首要行动，便是效仿汉初将领邓禹，以魏国皇帝名义，册封蜀汉前朝官员，赐予爵位。

他任命刘禅担任“骠骑将军”，同时将太子、诸王以及众多文臣武将全部纳入魏国体系之中，此外，他还选派了几个魏国本地的官员担任益州刺史和郡守，以此确保蜀地不会发生动荡。

这项工作，既要撰写文书，又要举办典礼，还需调配人员前往各处处理公务，工作纷繁，谁还有精力顾及自身安全？邓艾当时心里盘算的，全是“怎样成为一个平息民怨的功绩卓著者”。

成都安稳下来，邓艾又有了新主意。

他派人前往绵竹，取用战死的魏军蜀军遗骸，堆筑成一座“京观”，此乃象征战事胜利的台基，用以彰显其赢得了一场极为辉煌的战役。

这件事相当棘手，需要寻觅地点、调配兵力、部署人员，同时要举办宴席赠予礼品安抚家属……处理这些事务，邓艾弄得头昏脑胀。

简单来说，这就类似于后来的树立雕像、悬挂标语牌，目的是让成都民众时常仰视以彰显其“卓越贡献”。

这种行为过于张扬，容易引起他人不快，致使“远在洛阳的司马老板”愈发不满。

权力一大，嘴巴也松。

邓艾消灭蜀汉之后，四处遇见人便自诩不已，声称：“你们这些蜀地文人还算侥幸，碰到了我邓艾才得以活命，倘若遇上东汉的吴汉这般凶残之徒，你们早就灭亡了。”

仍然不忘加一句评论：姜维确实称得上是英雄人物，然而他不幸地碰到了我，因此只能认输。

这话听在成都士大夫耳朵里，不觉得敬佩，反而觉得这人太狂。

有些人暗地里嘲笑，认为他是个来自西北的粗人，如今却以为自己成了圣贤。

可邓艾不管这些，照样该说说、该吹吹，仿佛蜀地已经姓邓了。

消灭了蜀汉之后，邓艾又做了一桩“僭越”的举动——写给司马昭，信中言道：“君主，此时正是消灭东吴的绝佳时刻，何不趁势而为！”

他在信里另外提议刘禅不宜迁移到洛阳，更适宜留在成都充当摆设，这样在将来对抗东吴的时候，能够作为政治上的象征物。

这封信接连不断地寄出，将整个“灭吴方略”的细节都一一铺陈开来，还提议在蜀地打造战船、囤积粮草，连供应补给都考虑得周全细致。

司马昭收到这封信，几乎要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心想：你这个部下，把我的事情全都办完了，我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邓艾此时已经相当“权势过盛”了，但他完全没有察觉，自己已经触犯了权臣的禁忌。

司马昭实在无法再容忍，就派遣监军卫瓘直接前去告诫邓艾，说邓艾身为大将固然没错，然而所有事情都必须向中央请示，不可以擅自做主。

邓艾不采纳，他立刻反驳，说古人外出打仗，将领在外可以不执行君主的命令。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国家。

此言并无不妥，但发言者不妥，发言时机更不妥——你已灭国，兵权在握，地方上独断专行，还敢训斥上司？

司马昭这下彻底下定了决心：这人留不得。

随即，一道机密指令下达，由卫瓘亲自率队，在成都地界将邓艾及其子当场擒获，并在途中将其秘密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