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最熟悉的历史时期可能是三国时期。《三国演义》的流行普及在相当程度上使得这种情况得以形成，然而《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而非正史。实际上在真正的三国历史中存在很多容易被人忽视的冷知识。首先我们要明确三国时代的起止时间。《三国演义》从三国之前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始写起。因此，在《三国演义》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三国印象，实际上包含了汉末群雄并起时期以及历史上真正的三国时期这两个时间段。

能说明这点的情况如下：曹操并非三国时期的人。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以及百度百科中，对他的界定都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从未提及他是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最终东吴势力在群雄争霸的过程中逐渐脱颖而出。

当魏、蜀、吴形成三足鼎立格局时，其他各路群雄大多已消逝不见。然而，有两个在群雄并起时代崛起的割据政权留存了下来，它们成为了与魏、蜀、吴并存的一方割据政权。这两个政权，一个是辽东公孙家建立的燕国，另一个是交州的士氏政权。它们的开创者分别是公孙度和士燮。公孙度，字升济，其籍贯为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士燮，字威彦，其籍贯为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公孙度生于 150 年，卒于 204 年；士燮生于 137 年，卒于 226 年。

公孙度年少时跟随父亲迁居到玄菟郡。在那个时候，玄菟太守公孙琙的儿子公孙豹刚好十八岁，然而却早早夭折了。公孙度年少时也叫公孙豹，并且和公孙琙的儿子年龄相近，正因如此，公孙琙一见到他就心生喜爱。公孙琙送公孙度去求学，之后又为他娶了妻子。建宁二年（169 年），朝廷下达诏书推举有道之士。公孙度与东郡的谢弼、东海的陈敦一同被举荐，他们担任了尚书郎（《后汉书》中记载为郎中）。之后，公孙度又被升任为冀州刺史。然而，由于谣言的缘故，他随即被罢免了官职。

初平元年（190 年），公孙度的同乡徐荣举荐公孙度担任辽东太守。公孙度虽已担任辽东太守，然而因其出身低微，始终未被当地世家大族所看重。在公孙度升任辽东太守之前，襄平县令公孙昭曾有意打压公孙度之子公孙康，把他贬为伍长。公孙度一到任，便将公孙昭抓获，在襄平市中对其进行鞭打并将其处死。郡中豪门望族，比如田韶等家，只因在平时的往来方面对公孙度没有给予恩惠，便都被公孙度找借口给杀掉了。

他诛灭了一百多家豪族，这使得郡中的人一时间都惊恐万分。在内部施威，对外则展现出雄张海东、威服外夷的态势。扶余国王尉仇台主动成为辽东的附属。公孙度鉴于扶余处于当时强盛的高句丽和鲜卑之间，便将自己的宗族之女（《隋书》记载为公孙度之女）嫁给了尉仇台。公孙度扩张海东之时，高句丽王伯固对公孙度的威名心怀畏惧。公孙度讨伐富山贼之际，高句丽派遣了大加（大加为高句丽官名）优居以及主簿然人等前来相助。

公孙度接着向东征讨高句丽，又向西征讨乌丸，在那一时之间，他的威名传扬到海外。那时候，中原的人士因为躲避战乱，大多逃往辽东，在这些人当中，还有管宁、邴原、王烈、太史慈等一些知名的人物。公孙度至此正式成为一方割据势力，然而他对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满足：趁着中原战乱，他向南攻取辽东半岛，跨越海洋攻取胶东半岛北部的东莱诸县；还招纳贤才，设立学馆开学，广泛招揽流民，俨然把自己当作辽东王。建安九年（204 年），公孙度病逝，他的儿子公孙康继承了他的职位。

建安十四年（209 年），公孙康将高句丽打得大败。之后，他又对韩濊进行了讨伐，并设置了带方郡。到这时，辽东公孙家成为了东北亚区域的霸主。分布在如今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扶余、高句丽、乌桓等政权，全都向公孙家臣服。然而公孙家势力日渐强盛之际，中原大地正在展开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影响着天下的格局和命运，即官渡之战。战争的结局是曹操战胜了袁绍，并且迅速将北中国各路割据势力予以消灭。

战后，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和袁熙兄弟前往投奔公孙康。公孙康深知辽东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北中国的霸主曹操相抗衡。于是，公孙康斩杀了袁尚和袁熙，并将他们的人头送给了曹操。而曹操正忙于准备南下的战争，也就同意让公孙家在臣服自己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半自主性。公孙康死后，因其二子年幼且柔弱，所以由他的弟弟公孙恭即位。此时，称霸中原的曹操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曹丕取代了汉室并称帝。公孙恭被新兴的曹魏政权授予车骑将军之职，持有符节，被封为平郭侯。

公孙康之子公孙渊成年后，将叔父公孙恭之位强行夺取。此时，曹魏的皇帝已经变为魏明帝曹睿，曹睿任命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因为三国时代的曹魏主要把精力放在与蜀汉、东吴的战争上，根本没有时间去顾及辽东的公孙家，所以只能一直对公孙家采取怀柔政策。而正是这一政策，使得公孙家实际上成为了一方割据政权。然而公孙渊心中一直有一个难以释怀的心事：倘若有一天曹魏将蜀、吴都平定了，那它会不会对自己动手呢？

公孙渊经过深思熟虑想出一个对策，即远交近攻。公元 233 年，公孙渊企图向吴国称臣，以此寻求外部支持。孙权打算册封公孙渊为燕王，东吴从丞相顾雍到辅吴将军张昭以下的全体官员都进行劝谏，他们认为公孙渊必定会失败，所以反对孙吴对公孙渊的支持，但孙权没有采纳这些意见。随后，孙权派遣张弥、许晏等人，携带金玉珍宝，册立公孙渊为燕王。公孙渊未曾料到孙权会这般看重自己。他觉得东吴距离遥远而曹魏较为临近，正因如此，他心中便产生了恐惧，担心此事一旦泄露，将会招致曹魏的讨伐。

他垂涎东吴送来的珍宝，接着诱斩吴使并将其首级献给魏明帝。魏明帝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他为乐浪公，还让他继续持节任辽东太守。公孙渊这招实际上糟糕至极：他先私通东吴，虽然魏明帝为集中精力应对蜀、吴，不愿在东北再树大敌而加封公孙渊，但不可能不对公孙渊产生疑虑。东吴方面被公孙渊这般戏弄，心中自然对其满怀怨恨。倘若将来曹魏出兵讨伐公孙渊，那么东吴肯定不会再为公孙家出兵去牵制曹魏。

公孙渊狂妄地认为：曹魏对自己的加封意味着曹魏不敢动自己。他自立为燕王，之后改元为绍汉，还设置了百官。他又派遣使者持符节，从这时起，公孙家正式建国称王，成为了独立于魏、蜀、吴三国之外的第四国。

这一行动让新生的燕国迅速处于曹魏和高句丽的东西夹击态势。公孙渊为应对此窘境，选择授予鲜卑单于印绶，以此引诱鲜卑人侵扰北方。他还再次向吴称臣，期望得到外援。公元 238 年，魏明帝召回太尉司马懿，命其率领四万兵马讨伐公孙渊。六月，部队抵达辽东。公孙渊派遣将军卑衍、杨祚等带领步、骑共一万多人驻守辽隧，并在周围挖掘二十多里的壕沟。司马懿的军队到了辽隧，公孙渊命令卑衍挑战。

司马懿派胡遵与对方对阵，卑衍遭遇大败。司马懿命令军士突破卑衍的围堑，接着引兵向东南行进，随后突然调头向东北，快速奔赴襄平。卑衍等人担心襄平没有守军，连夜赶往襄平进行增援。行军到首阳山时，公孙渊下令与司马懿决战，这次卑衍再次大败。司马懿随即领兵径直奔向辽隧城下，并挖好了壕沟。当时连日大雨，持续了三十多日且不停歇。辽水因此暴涨，这使得司马懿的运输船能够从辽口一直行驶到辽隧城下。

雨停后，司马懿立刻在城周围堆起土丘，建造望楼。他准备了大量石头，用弩弓直接向城中发射。城中粮食耗尽，开始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死者数量难以计数。八月的一个晚上，一颗长约十丈的大流星从首山的东北面坠入襄平城的东南面。不久，公孙渊全军溃败，他和儿子公孙修带着数百骑兵向东南突围逃跑。司马懿的大军在后面紧紧追赶。在流星坠落到地面的那个地方，公孙渊父子被杀死了。

士燮是割据交州的士氏政权的开创者，其族谱记载：士燮的祖先原本是鲁地汶阳（今山东宁阳）人。在两汉之交时，为躲避战乱，他们辗转迁徙到了苍梧广信。士燮的家族在交州历经六代人生息繁衍。前几代人皆为平民百姓，直至士燮的父亲士赐这一代，才开始步入仕途，在汉桓帝年间（147—167 年），士赐被任命为日南太守。士赐在名义上成为了级别为二千石的官员。日南这一地方处在今天的越南中部地区。它是当时汉帝国最为南部的边疆之地。

当时交州被中原士大夫视为未开发的蛮荒之地。日南更是蛮荒之中的蛮荒。据当时史书记载，日南当地的土著居民竟然“男女裸体，不以为羞”。在当时中原士大夫的眼中，日南就是野人出没的蛮荒之地。当时的朝廷把这里当作罪犯流放地，士赐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和流放犯打交道，就如同官场发配一样。士赐步入了仕途。这对后来士燮崛起成为一方诸侯有帮助。这种帮助是相当大的。

汉末官场讲究出身门第，基本上是通过察举和征辟来选拔官吏的。察举、征辟的权力被地方世家豪门所掌握。士氏家族发迹于交州，固然不被中原士大夫瞧得起，但它属于汉末官场体制内的人物。有了这层身份，士燮才有资格结交高门大户，进而为自己后来进一步攫取政治资源奠定了基础。少年时代的士燮曾前往京师洛阳游学，在颍川名士刘陶处拜师，学习《左氏春秋》以及《尚书》等经典。

士燮出身于交州，实际上接受过良好的中原文化的熏陶。早年，他先后被察举为孝廉、补任尚书郎、被举荐为茂才，还担任过巫阳令。到了汉灵帝中平四年（187 年），他已升任交趾太守。交趾郡与日南郡同在交州。在中原士大夫的眼中，交趾郡是偏远的蛮荒之地。但实际上，交趾的文明开发程度远超日南郡。交趾郡位于如今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到目前为止，这里仍是越南的主要产粮区。

当时这里因为粮食产量可观，所以能够供养大量人口。正因如此，这里的户口数量达到了日南郡的十倍，还占据了交州全部户籍数量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这里都被视为交州的首郡。身为交趾太守的士燮，在交州的地位实际上是仅次于交州刺史，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初平二年（191 年），交州刺史朱符死于当地百姓的起义。士燮出兵进行平叛，之后实际上已掌握了交州的军政大权。

他随后向朝廷上书，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出任合浦、九真、南海三郡的郡守，以此将自己的势力扩张至整个交州。此时天下已大乱，全国各地涌现出大量地方割据势力。事实上，士燮能够镇压民变，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以自己宗族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就这样，士燮家族成为了交州地区的实际最高统治者。这时东汉朝廷已名存实亡，不得不默认士燮对交州的实际统治权。

曹操和袁绍等北方军阀在此时正在中原地区争夺霸权，江东的孙氏以及荆州的刘表等南方割据势力正全力巩固自身的根据地，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人有空闲去干涉交州的事务，因此交州的士氏政权得以维持了一段较为平稳的时期。曹操掌控朝廷之后，任命与自己关系融洽的张津接替交州刺史的职位，随后就与荆州的刘表产生了矛盾。士燮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进行思考，他认为张津作为在交州没有任何人脉根基的朝廷委派官员，实际上是没有能力与刘表相抗衡的。

如果放任刘表去打压张津，那么难以保证将来刘表的势力变得强大之后不会对自己不利。与之相比，站在张津这一边，能够充分展现自己对朝廷的恭顺态度，并且还能得到一个制衡刘表的盟友。士燮为此向朝廷上书，声称其他的刺史都已经改称州牧了，那么交州按理也应该这样做，所以请求朝廷任命张津为交州牧。张津这个人能力很有限，他连自己的部下都驾驭不了，最终被部将杀害了。

刘表听闻自己的对头张津已死。于是任命赖恭为交州刺史，吴巨为苍梧太守，并一同进驻交州。此时已掌控朝廷的曹操以朝廷名义下诏：“交州地处偏远，南面紧邻江海，朝廷的恩泽未能宣达，下面的义举也被阻隔。知晓逆贼刘表又派遣赖恭窥伺南方之地，现今任命燮为绥南中郎将，负责督察七郡，仍兼任交阯太守。”此举让曹操和士燮达成了双赢：曹操能够遏制刘表的扩张。士燮对交州的统治则因为这道诏书变得名正言顺了。

后来吴巨与赖恭关系不和，还出兵将赖恭驱逐。而士燮因为“进贡”之事做得很殷勤，被授予安远将军之职，封为龙度亭侯。在士燮主政的四十多年间，交州大体上保持着安定的局面。在这一时期，许多中原人士纷纷前往交州避难。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学文化，推动了交州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期交州起到了各路人才的集结以及中转的作用。当时的史料有记载，“中国的士人前往依靠并避难的人数以百来计算”。

史籍记载当时的交州，疆场没有战事，百姓没有失去职业，那些旅居在外的人都蒙受了它的福泽。当时的士氏家族，兄弟都担任着列郡的官职，在一州之中称雄称霸，偏居万里之外，威望尊崇到了极致。汉代的交州地跨如今的中国和越南两国。所以士燮在越南有着很高的声望。在古代越南的汉文史籍中，都称他为“士王”。《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我国（指越南）开始通诗书礼乐，成为有文献的邦国，是从士王开始的。”越南陈朝还追赠士燮为善感嘉应灵武大王。

然而交州的这种相对安宁的状态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汉末群雄纷争逐渐过渡为较为稳定的三足鼎立形势后，交州的割据状态就逐渐走到了尽头。建安十五年（210 年），孙权派步骘接管交州，自此交州士氏政权归附东吴，不过在当地仍保留有相当大的权力。226 年，士徽起兵叛吴，被吴将吕岱所杀。士徽死后，其大将甘醴、桓治等人带领官吏和庶民对吕岱发动攻击。然而，最终他们还是被吕岱平定了。到这时，交州士氏政权彻底灭亡了。

古代史籍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来进行叙述的。因此，在三国时期的史料里，辽东公孙家和交州士氏这两个割据政权通常被叙述得比较少。传统的历史观大多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着眼于三国之间的博弈。然而，对于三国与边塞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国家的联系，往往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孙权在武昌建造了能够乘坐三千人的大型船舰。黄龙二年（230 年），孙权命卫温与诸葛直带领一万名甲士，乘坐那样的大船，漂洋过海去寻求夷洲（台岛）。

这是中国大陆先民在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首次开拓台岛的举动。孙权想借此次造访夷洲的机会前往亶洲。那么，亶洲究竟是何地呢？《吴主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亶洲在海中，年长的人传言秦始皇帝派遣方士徐福带领数千名童男童女进入海中，去寻找蓬莱神山和仙药，就停留在这个洲而没有回来。由此可以推断，亶洲大概就是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称谓。东吴对日本的认知及其联系其实是落后于曹魏的。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了一些信息，其中包括彼时日本岛存在邪马台国、狗奴国等数十个小国。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曾多次派遣使者向曹魏进贡。在魏景初二年（公元 238 年）的十二月，魏明帝曹睿正式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且赐予了她印绶和财物。同一时期，东吴和日本在官方层面没有往来。然而，吴地会稽郡的人有时能够遇到从亶洲来的人，并且会稽郡的人出海航行时也有遭遇不幸而漂到亶洲的情况。或许孙权的这一举措是想要与曹魏争夺藩属国。

卫温、诸葛直的夷洲之行在当时被视为一次完全的失败之举。孙权赋予他们的任务是出海去访求夷洲和亶洲。然而，卫温、诸葛直最终未能找到亶洲。卫温这一行人历经一年时间，仅仅成功抵达了夷洲，并带回了几千名夷洲人。可是，当初出海的万名士兵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这次行为没有让东吴的疆域得以扩张，反而耗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孙权对此感到非常恼怒，于是将卫温、诸葛直投入监狱并处死。

然而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这次夷洲之行的话，是可以说这有着千秋之功的。别的暂且不说，单单东吴的海上开拓举动，就为台岛纳入中华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国末期，东吴将领沈莹在《临海水土志》中有所记载。他记载了台岛原住民山夷与大陆百越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关系。同时，他还从地理方位、气候和地形以及居民的生产习俗等方面，记述了台岛的自然环境及高山族的社会生活发展情况。

这一著作对当时台岛人民的生活进行了详细描绘，它是世界上最早记述台岛的文字。但我们不能期望孙权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所以他确实无法预估夷洲之行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他只清楚夷洲之行让东吴在未打仗的情况下损失了兵力和将领，而在当时三足鼎立的局势下，这其实是很不利的。原本在夷洲之行的同时，孙权还打算攻取朱崖。朱崖即现今的海南岛，它与夷洲有所不同。海南岛并非是东吴最先进行开拓的。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就在海南岛上设立了九个郡。朱崖在当时是九郡中的一个。后来，朱崖逐渐演变成了整个海南岛的代称。按理来说，从这时起海南岛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的领土。然而，在东汉末年的混乱状态下，当地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自主状态。夷洲之行遭遇失败，这导致原本进军朱崖的计划被推迟。直到十二年后，也就是东吴赤乌五年（公元 242 年）秋七月，才派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领三万兵马前去讨伐朱崖、儋耳。

《梁书·诸夷列传》记录了多条东吴船队远涉海外的珍贵资料，其中有吴人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等。公元 243 年，扶南国王范旃派遣使者到吴国贡献乐人和方物。同年，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回访扶南。九年后，孙权又派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康泰和朱应在扶南遇到了出访扶南的两位天竺使者。他们从这些使者口中得知了一些关于印度的信息。基于此，他们撰写出了《吴时外国传》《扶南异物志》两部重要著作。

《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所收录的《吴时外国传》内容里有一句：从加那调州乘坐大伯舶，张挂七帆，凭借当时的风航行了一个多月，才进入秦，也就是大秦国。此中提及的大秦国是当时的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梁书·诸夷列传》记载了孙权派遣使臣刘咸，将大秦国商人秦论以及男女各十人一起送回大秦这件事。这能够证明东吴拥有强大的海运能力，这种能力强大到可以远渡海外抵达罗马帝国。

吴人康泰出使扶南归国后汇报说：海外之人认为天下有三众，即大秦国宝众、中国人众、月氏国马众。罗马帝国盛产珠宝，中国人口众多，控制中亚东部的贵霜帝国经常出口良马。由此可知，当时中国和罗马的影响力已辐射到东南亚、南亚一带。当时有一个叫秦伦的罗马人走海路来到吴国都城，并拜见了孙权。孙权对于罗马的国家制度和物产非常有兴趣，于是多次对他咨询。

孙权先把讨伐山越时虏获的身材矮小、皮肤较黑的越人送给秦伦，接着又派遣使臣刘咸把大秦国商人秦论以及男女各十人一起送回大秦。东吴的海外扩张之路范围很广，北能抵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南可到达台岛与海南岛，甚至在东南亚地区、欧洲罗马帝国等地都有涉足。东晋继承了东吴在海外开拓方面的基础，此后东晋时期中国的海洋贸易迎来了高度兴盛的时期。南朝也继承了东吴在海外开拓方面的基础，南朝时期中国的海洋贸易同样迎来了高度兴盛的时期。

东吴进行海上开拓的时候，曹魏维持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在过去传统的史籍里，西域的记载大多出现在汉唐时期，然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对西域的记载相对比较少。但实际上，曹魏一直对西域实施着有效的管辖。

曹丕刚承袭曹操的魏王爵位时，就令苏则平定了武威三种胡、酒泉和张掖的叛乱；曹丕称帝之后，命曹真督军大破羌胡联军，平定了河西，还遣使重新与西域相通，恢复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从此，曹魏的西域长史府延续着汉代的西域都护府，继续治理着西域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中原地区的战乱波及到了西域。河西走廊和西域交界处的丝绸之路重镇敦煌，由于战乱，太守职务空缺了二十多年。

当地豪门大户一时强横自大，无人约束。曹魏统一北方后，虽仍面临与蜀、吴两国的战争，但与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相比，天下局势安定了许多。在这种局面下，曹魏将在敦煌重新设立太守提上日程。然而，受命任职的郡太守惧怕豪强势力，无力改变当地混乱局面，致使曹魏定敦煌以通西域的构想无法实现。公元231年仓慈临危受命被提升为敦煌太守。

他上任后，前任那种姑息退让的作风被他改变。他用刚柔并济的手法对付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有的地方势力被招降，有的地方势力被铲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接着，仓慈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一是减免赋税，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二是抑制和打击豪强，伸张正义；三是抚慰各方商旅，许诺一定保护他们的利益。通过这些措施，豪强势力受到了抑制，贫弱的百姓得到了救济。从前县城的讼诉案件堆积得很多，县令无法进行判决，大部分都汇聚到了郡太守那里。

仓慈亲自审阅，仔细斟酌挑选轻重。若非犯了严重死罪，仅用鞭或棍责罚后便予以释放。一年之中，判刑的人数不超过十人。平常西域各族胡人欲来中原贡献财物，然而各豪门大户多阻拦阻断，不准其过往。在与胡人进行买卖贩运时，存在欺骗、侮辱、轻视的行为，交易是否公平也大多难以说清。胡人们对此心怀怨恨，仓慈对他们进行慰劳。凡是有要前往洛阳的，仓慈就为他们出具过关的凭证并加盖官印；凡是有想从敦煌郡返回西域的，仓慈就给他们公平地换取钱物。

仓慈派官吏和百姓在路上对他们进行护送。所以，老百姓与各族胡人一同称赞他的品德和恩惠。数年之后，仓慈在任内去世，郡中的官吏和百姓悲伤痛苦，仿佛死了亲属一般。他们用画图的方式绘制他的形象，以此怀念他生前的容貌。西域的各族胡人听到仓慈死讯后，共同聚会在主管西域的将军戊己校尉和当地官长的驻地举行吊唁活动。胡人放声大哭，有的用刀划破面容，以此表明内心深处的诚意。

东吴开拓海外，曹魏治理西域，那蜀汉在做什么呢？诸葛亮七擒七纵平南中的故事，因《三国演义》而广为人知。实际上，七擒七纵的故事未见于正史记载。但可以明确的是，诸葛亮治蜀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类似《三国演义》中所说的攻心策略，即通过平等对待这些民族来争取人心。民族政策起到了确保西南边陲稳定的作用，而西南边陲处于稳定的形势，这使得蜀汉能够进一步与南方的缅甸、印度等地取得联系。

张骞通西域时在中亚的大夏国发现：当地市场有蜀地所产蜀布。经询问得知，此物从南方的身毒国传来。张骞据此推测：中国大西南有从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事实上，在张骞通使西域开辟北方丝绸之路前，西南先民已打通从四川成都至云南滇东一带的“五尺道”。五尺道是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后派遣将军常頞率军筑路而成。

这条道路宽度仅有五尺，然而它和贯通全国各地的大秦直道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东汉王朝在云南保山设立了永昌郡，自此之后，汉王朝能够完全掌控从属地通往如今缅甸、印度等地的商道。这条古道被称作“蜀身毒道”（又名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古道起始于成都。它一路行经四川的多个州县，也行经云南的多个州县，还行经贵州的多个州县，总计十多个州县。接着从腾冲进入缅甸，最终抵达印度次大陆。在当时，中国的丝绸等产品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被大量销售出去的。

诸葛亮治蜀时，将这条商道视为与都江堰工程同等重要并加以保护。蜀汉在三国中地盘最小且人口最少，其经济来源除农业生产外，最重要的便是蜀绣销售。因此，诸葛亮在成都专门设立“锦官”，而“蜀身毒道”因与蜀绣对外销售直接相关，所以必须在战略上予以高度重视。蜀汉通过这条古道与周边的缅甸、印度等地取得了联系。蜀汉甚至和东吴一样，也曾接待过远道而来的罗马人。

当时罗马商人进入中国有两条通道。一条是通过与东吴之间的海上通道。另一条是当罗马商人抵达印度后，会向东通过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到达蜀汉治理下的云南永昌郡。随着“蜀身毒道”贸易的火热，蜀汉都城“锦官城”成都成为了西南地区重要的“国际化都市”。曹魏灭亡蜀汉之后，罗马使节先是从海路来到缅甸，接着经过“蜀身毒道”抵达洛阳。这条位于崇山峻岭中的“蜀身毒道”，在东西方交往史上堪称是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