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属于体育竞技运动范畴，然而又并非仅仅如此。棋盘上有着纵横捭阖的局势，这其中或许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图中展示的是反映围棋竞技的热血漫画《棋魂》的海报。

屈原的《国殇》和马融的《围棋赋》

今天，棋牌游戏被看作是展现人类智性之美的体育竞技。不过，在六朝时期，儒、玄名士曾分别给围棋下过“坐隐”“手谈”的评语。而且，和有关其他棋艺的书籍相同，围棋专门书籍常常被归入兵家。所以，其所谓“隐”者，说不定就是乱世之人为了缓解内心的极度焦虑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杀机，而找到的一种相对平和的宣泄方式。所谓“谈”这件事，不一定不是智力的相互碰撞与搏击，并非是不计较胜负地去探求道理。所以，汉魏六朝具有代表性的围棋赋，难以避免地带有几分军人的气质，写得相对硬朗 。

早期围棋赋作品，西晋曹摅概括为，“昔班固造奕旨之论，马融有围棋之赋，拟军政以为本，引兵家以为喻，盖宣尼之所以称美，而君子之所以游虑也”。比较微妙的是，班固后半生携笔从戎，其作品《奕旨》直引儒家经典、圣贤明主为喻，讲战略多过讲战术，开宗明义即言：“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分黑白，这是阴阳的区分。棋子骈罗列布，是效仿天文。四象已然陈列，如何行棋在于人，这大概体现了王政。成败好坏，行仁由自己决定，这是道的正道。”后文又讲：“有的虚设豫置，用来自我护卫，大概类似庖羲氏制作罗网的制度。堤防环绕而起，堵塞漏洞决口，有似夏后氏治水的态势。”等等。在他生活的汉代，经学还占据绝对优势，要为围棋宣扬，就必须说它符合经义，才能被人接受。那时的经学注重大义、通义，所以班固也将重点置于围棋之“旨” ，他笔下的喻体确实兼顾军政，甚至“政”在其中所占成分比“军”还略多一些 ，年代稍晚些 ，东汉经学大师马融的作品 ，奠定了六朝围棋赋惯以兵家话语为主的借喻模式 。

马融的《围棋赋》采用骚体，其仿拟对象正是屈原的《国殇》，两者摹写军队从整队、交锋到败亡的理路高度一致，只是马融多次强调，这里败亡的是敌军，赞美对象是战胜扬威的将军，而非《国殇》中虽败犹荣的勇士，这算是做了一点变动。《国殇》的结构是“3+兮+3”，即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围棋赋》的结构与之不同 ，它是“4+兮+4”，也就是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 ，初唐类书《艺文类聚》辑录它的时候 ，去掉了这些“兮” ，看起来便像汉时流行的四言俗赋 。形式模仿楚辞，实际上却暗藏俗赋体式，进入屈原之室并操戈，夺取兵家话语并为己所用，折射出马融这一代经学学者进入诸子与诗赋领域后的游刃有余。

这篇赋作开头是“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 ，“陈聚”即“阵聚” ，两军对垒，狭路相逢，勇者获胜 ，这正是《国殇》的开头风格：“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提笔就点明兵力，列阵便开始战斗，毫不拖泥带水。

而后，以“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开始布局落子，以“道狭敌众兮，情无远行；棋多无策兮，如聚群羊”直接进入棋局中盘，进而引出下文大段关于双龙搏杀的具体描绘：

骆驿不绝地前来迎接以自保，攻击对方防守薄弱之处，使对方在内部惊慌失措。有利就趁机行动，方便就凭借优势，因厌恶食物而破坏垣墙。堤坝溃决却不堵塞，导致洪水泛滥且蔓延甚远，横行于阵中使阵势混乱，让敌人内心恐惧慌张。逼迫敌人如同下棋吃鸡一般，使其不得不丢弃装备，已经攻下险要关口后，开凿清理出坑洞。穷尽其中的卦象，就像老鼠落入囊中，收拢战死的士卒，不让他们相互迎击。该进食时却不进食，反而会遭受灾祸，胜负的策略，如同言语出口一般迅速。时而迟缓时而急促，上面尚且无法分辨，黑白混乱如同葛藤一般纠缠不清。杂乱交错，相互度越，守规不固，被其唐突，深入贪地，士卒杀亡，狂攘相救，先后皆没。……

一路写到官子阶段，则是：

迟逐爽询问，转而相互暗中窥探。商议度量地道，棋子相互连接。蔓延到相连的楼阁，像火一样不熄灭。枝叶茂盛地散布，向左右流淌四溢。逐渐渗透而不振作，敌人恐惧战栗。……计算功劳相互抵消，按时尽早结束。事情拖延变故发生，拿起棋子要迅速。……

这样的文字，给读者的直观印象是，两位棋士从头至尾都以攻势相对，驰逐相冲 。双方盘面厮杀得特别犬牙交错 ，而且下的还是快棋 。在马融笔下 ，这场棋枰上的争战 ，是力量之美 ，而非巧致之功 。他将重点放在了类似将士争先杀敌报国的智力角斗上 ，强调了人的血勇 ，而略去了谋算的精微 ，因为后者未必符合他的审美 。

马融乃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其虽大半辈子以学者与文官形象示人，然因家学渊源，对当时军务颇为留心，还作出过准确的大局判断。东汉是在地主豪强联盟基础上建立的政权，当时颇有一些人各怀私心，大敌当前、国运攸关之际，仍逡巡观望，贻误战机 。所以马融用兵家的话语来写围棋，换个角度讲，围棋也许是他因苦恼于同时代其他将领态度、能力不一，而别有寄托寻找到的一种借喻 。究竟是用兵家来比喻围棋，还是用围棋来比喻兵家 ，经学大师的笔下，竟然出现了如同道家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那样的解释困境 。读起来不禁让人发笑 。

曹摅与马融的“对局”

敬佩勇力的审美倾向，一直延续到马融的本家后辈马腾与马超 。然而在汉末三国时期 ，群雄纷纷崛起 ，已经无法单纯凭借力量 。经典战例在这个时期频繁出现 。军事方面的技术探索不断翻新花样 ，写棋的人想要打几个与众不同的比方 ，自然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棋类竞技具备对抗性，军事理论与实践一旦有新突破，就容易被应用到棋盘上。比如开头提到的曹摅，他写的《围棋赋》，交锋节奏好像和马融相近，甚至更快。

于是两方敌人相互交错，如星辰罗列；云集于中原地区，像罗网分布在四方边境。形成合围之势，彼此相互侵犯攻伐，这是用兵的景象，如同六军交战时的情况。张甄设下埋伏，挑衅引诱敌人，纵使先锋战败，也要争取胜利后再恢复，寻找道路作为战场，频繁战斗。依靠险要地形和边境，这是在山中扎营。隔着道路相互遥望，这是夹水而设的军队。双方争斗同时存在，都是目光相对。手持棋子相互配合，呈现出连理的形状。

同样是快棋，并且“频战累斗”。在曹摅眼中，围棋棋盘上，或许不止一回“为战斗场”，而是叠加了多种不同形态的许多场战斗。与马融详细刻画的单场战斗相比，曹摅笔下仿佛更像是一场完整的大规模战争。他的表述更为概括，战略意识也更强。他所说的“张甄设伏，挑敌诱寇”，实际上就是马融所讲的“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 ，其意思是开局布子 ，要先占据边角 ，以棋手作为中军 ，从而形成延展开的两翼 ，“甄”在这里 ，指的恰恰是军队的左右翼 。但他打开两翼，采取的战术是“挑敌诱寇”，并非马融所采用的正面对冲，由此可见，至少在西晋一部分棋手看来，“兵不厌诈”以及心理战，已然成为必备的机智。“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在战场上属于战略追击，在棋盘上则是扩大优势。“寻道为场，频战累斗”是对中盘厮杀的比喻，也是战场上攻城略地的场景，即争夺枢要，转斗千里。他说，边、角、道如同战场上的地形，各有不同意义。具体情况需具体分析，因为任何缠斗都可能发生。比如他所说的“并”，既能加强与己方棋子的连接，也可用于与敌子接触时的缠斗 。后世所熟知的一些围棋术语，已不时在赋作里出现，这让曹摅能够偶尔摆出纯粹讲棋的姿态，且并非完全依赖兵家话语。

围棋与其他技艺不一样，它本身有着很强的智力对抗性，也就是说，这是一类极易形成“战场”的技艺。图为电视剧《琅琊榜》中的对弈场景

然而微妙的是，“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这恰恰是曹操建安十六年（211年）西征韩遂、马超时出现过的场景 ；而“张甄设伏，挑敌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寻道为场，频战累斗”，这则暗合“公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 。于是，遂、超等人逃往凉州，杨秋逃奔安定，关中得以平定。……冬季十月，军队从长安向北征讨杨秋，包围了安定。杨秋投降，恢复了他的爵位，让他留下来安抚当地百姓（《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其中，“虎骑”的指挥官，恰好是曹摅的曾祖曹休。祖上的亲身经历，为曹摅提供了一种攻破马融棋路的设想。他所创作的赋作，如同执白棋面对执黑棋先手的马融，展现出了后生挑战前辈耆宿的自信，也透露出了后生挑战前辈耆宿的壮气。

曹摅在《围棋赋序》中称，他对班固、马融的作品，“喜好其事，且赞赏其辞，于是借助笔墨，记述并作赋”。两位文坛前辈里，辞藻壮丽的，主要是马融。两位作者跨越时空，借文学创作展开了一场对局。他们将围棋赋的喻体，从单场具体战斗拓展到战役以上规模，展现出新的可能性。而进一步的发展，要由另外几位写作者来完成，他们的棋风相对谨慎，甚至会下慢棋。

蔡洪的《围棋赋》，优雅的文人气

和曹摅活跃年代相近的，有一位叫蔡洪的人，他是吴郡人，后来从吴地进入晋朝。在“吴人重武官”（出自王隐《晋书》）这样的背景之下，蔡洪所写的《围棋赋》，看上去不像是将军的笔法，反而更像是文士的风格，有着与众不同的韵味。他笔下所描述的对局，也更接近于后来支道林所说的“手谈”。比如在布局阶段的正面交锋：

时而一同前进，时而一同后退，两匹马交替奔驰。马鬃飞扬，如同翻卷的波涛，马蹄落地，好似繁星散落。各自呼啸高歌来抒发愤懑，运用变化相互配合。乍一看，如同戏耍的仙鹤冲向彩虹，又像狡猾的兔子绕着山丘奔跑。分散开来，像乘着虚空的飞电，聚集在一起，似串连断绝的珠子 。

“旅进旅退”与“二骑迭驱”并列，在意象设计上，于大军阵列的背景衬托下，给予了两方将军或者勇士的单兵对决一个特写镜头，他们在战场上的“马合”对应着棋盘上的“星敷”，并且围棋棋盘上的“星”总共仅有八个，呈现出的效果，与其讲像战争，不如说像比武，远远未达到曹操打马超那般的骑兵对决规模，这段布局后半截的文字十分漂亮。但“啸歌”、“戏鹤”、“狡兔”等意象十分密集，然而却没有再次出现和上文一样的军事喻体，它好像转而进入了田猎的语境 。到了最后的“飞电”、“积珠”等，是以虚写来获取意涵，同时描写棋子本身在棋盘上的分布形态，直接回到了现实 。

类似现象，这篇作品在棋入中盘时同样存在：

然后用大罗作枕头，用城郭来修缮。用悬险来点缀，经过绝落之处。极目远望像翅膀舒展，翱翔姿态从容安闲。弯掌指向南方，实际上是向西射去。扬起尘土掩盖踪迹，即使行动也详细知晓。……

我们能够发觉，蔡洪写棋具备他自身的特性。他十分喜爱“叙事 + 写意”的结构，而非“叙事 + 具体描写”的结构。比如这两段内容，都是先向读者提示棋盘上所进展到的阶段，紧接着呈现一串优美的意象，以此告知读者对局双方的气度不同寻常，然而读者无法从文字方面判断双方在本阶段的具体对局形势。

另外，他更关注棋手而非棋，在下文之中、官子之前，甚至专门额外写了棋手的神情、动作等表现。出现这类情况，存在两个可能。蔡洪本人对围棋或军事的修养不太精深，他无法像前面两位那样自如出入棋家与兵家的话语系统，随机选取所需表达，为扬长避短，他只能采取相对容易操作的侧面烘托手法，借写棋手让读者感受对弈氛围，进而间接感受围棋魅力 。其二 蔡洪本人在军事活动中 实际从事的是幕府佐吏工作 类似“谋士”或后世所说的“师爷” 所以他缺乏直接接触军事指挥层面并获得实际经验的机会 即便知道相关原理 也找不到合适的战场直观意象 东吴重视武官 西晋崇尚文学 但由于我们不确定这篇作品创作于何时 也就无法探讨时代风气的影响按照这个方向进行猜想，要是说马、曹两位的写作方式如同现今围棋比赛转播里的专业嘉宾解说，那么蔡洪就好似一个刚从其他频道切换到体育新闻的主持人，由于不熟悉围棋，也不知道怎样用言语去描述棋盘上的风云变幻，所以时不时会要求导播多给比赛现场一些镜头。这样的处理当然无法足够深入棋本身，不过很亲民。因为大部分的读者，就像看棋的观众，对棋本身也是一知半解的。

李芳园松下对弈均资料图片

不论“不通军事”与“词库影响”这两个可能中，究竟哪一个更接近事实真相，如前面所说，蔡洪的《围棋赋》确实为我们展现出更偏向随军文士而非军官通常所具备的气质：优雅、节制，斗智多于斗力 。“心斗奔竞，势使挥谦”，“携手诋欺，朱颜妒嫌” 。它让我们能够看出蔡洪对棋手棋力的评判标准 。而且这一作战方式，确实更需要关注棋手，因为它特别讲究攻心为上 。

梁武帝的《围棋赋》——决策者的声音

到了南北朝后期，梁武帝创作了《围棋赋》，与前人相比，它有了新的发展。从围棋角度看，谈棋理更加成系统，堪称集大成之作。从取象角度讲，前代创作多偏爱提及骑兵野战的写法，而它转向强调围绕城池的攻防。当时南北分裂对峙已达二百年，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上，重点城镇争夺战频频爆发。有时北朝南征，有时南朝北伐，大兵团会战时有发生。合肥之战、钟离之战等军事上呈现出新形势，出现了新变化，这些情况自然也就投射到对围棋技艺的研究上，也投射到对围棋技艺的描写上。

按照《艺文类聚》节录的现存文字，梁武帝的《围棋赋》开头也没有跳出历代的模式，先是简单描述一下棋盘棋子中蕴含的“道”，随后开始布子：“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徘徊鹤翔，差池燕起。”从字面上看，似乎有将要展开野战的态势，而他写了“建将军”，这大概是君主“授节命将”仪式化表现自我内化后的潜意识反应。接下来他讲了些棋理，总的来说，贸然跟对手进行野战，会很麻烦，“带着愤怒的情绪作战而不顾后果，就如同靠着河岸却必然危险。愚蠢且没有戒规战术却喜好争斗，这不是明智之人会做的。心存疑虑而犹豫不决，志向无法达成还必然受损。”所以接下来笔锋转变方向，将重点放在讨论战略防御的技法上：

如今每下一步棋，都要思考九件事来防备。敌人谋略被截断，计策穷尽，想侵占土地却没有办法。不失误行动却招来敌寇，不帮助对方却变得强大。不把土地让给对方来增加其地盘，不丢失棋子却说失败。陷入重重包围，计策用尽，想耍弄巧诈，行动却急促。比疏勒城的艰难处境更严重，比白登之围的困辱更甚。有时如蛟龙变化般超凡绝俗，有时如神灵变幻般独自领悟。不要像胶住瑟柱来调音那样固执，不要像守着树桩等待兔子那样守株待兔。

“疏勒屯邅”运用的是东汉耿恭的典故，它与“白登困辱”构成一对，二者都是“被围 - 苦战 - 脱险”的故事，只是前者获得了外部援兵，后者凭借陈平奇计得以智取 。这段文字所描绘的棋路，把“为防”当作首选方案，目的是使对手“欲侵地而无方” 。他不断重复强调“不失”，着重突出“孤城坚守”的意象，觉得守中求变才是取得胜利的方法，并且首先一定要争取“守住”，即“勿胶柱以调瑟，专守株而待兔”。大概喜欢运动战的棋手不一定会认同他这个判断。正因如此，他与马融、曹摅那样力量型的快棋手，展现出非常显著的风格差别。

与强调坚守相互呼应，后文进一步进行了展示，展示的内容是作者对战略进攻极度谨慎的态度 。

或许存在棋子数量少的情况，然而已经具备了活棋的形势。失去并不让人憔悴，得到也不意味着荣耀。倘若进行苦战，不一定能够平定局面。这会折损雄威，致使声名受损。所以城池有的不去攻打，土地有的不去争夺。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奔跑，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慌张。善于变化却多导致失败灭亡。即使积蓄锐气准备攻取，也一定要保持谦逊来自我修养。就像猛兽将要出击时，也会垂下耳朵牢牢潜伏 。

如果说上一段能让熟悉南北交锋历史的人，看出齐梁时期几场南朝对北朝胜利的影子（特别是梁朝钟离大捷），那么这段文字中对“贸然进击”怀有深深戒备的情绪，几乎是梁武后期陈庆之北伐失败、萧渊明北伐失败等情况的一个共同注脚。“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忽，功坠于垂成。”他在赋作中反复提醒自己要避免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就是他晚年几次遭受重挫的内在原因。

在梁武帝活跃的这个阶段，围棋积累了大量棋谱，战争也积累了大量棋谱，同时还发展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术语。所以他能够自如地从“一类”战争中取象，运用概括性更强的语言，进而增加赋作的理论色彩。相比之下，前辈的同类创作，更倾向于书写“一场”战争。并且，他增添了对策略选择的阐释，即战略防御在他眼中为何优于战略进攻，于是在现有的汉魏六朝《围棋赋》里，增添了一种能更全面展现“庙算”过程的写法。这种写法所代表的角色，既不同于马、曹那样的前线将领，也不同于蔡洪那样的后方参谋，它是属于决策角色扮演者的声音。这块拼图放上去后，汉魏六朝《围棋赋》共同形成的军事话语剧场，才大致凑齐所有重要角色，能够鸣锣开场了。

本阶段社会上普遍存在“隶事”逞才的风气，这使得文学创作者常常罗列典故，当然，他们罗列的并非仅仅是典故。例如梁武帝的《围棋赋》，到了后段，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至于像玉壶银台、车厢井栏这样的形状，过去就已经被知晓，如今看起来也值得观赏。有的并非被劫持，而是两边各自独立、各自生成。棋局有着众多形势，大多难以用言语形容。有的是四方相聚、五点集中，或是六点成花、七点相持。虽然这只是下棋中的平常之事，但面对棋局也应该全部知晓应对方法。有的选择占据角部，有的经营边境地区。有的因为先下点而失败，有的因为先下撇而灭亡……

大量围棋术语集中出现，有些术语现在不常被使用，对于不熟悉它们的读者来说，这些术语如同黑话一般，作者还特别遗憾地表示“限于篇幅不能逐一列出”。根据《隋书·经籍志》，署名梁武帝的围棋专书，至少有《围棋品》和《棋法》，但如今这两本书都已失传。我们不清楚哪些术语属于前代留给梁朝的文化遗产，哪些术语是梁武帝自己创造的，然而围棋自身的术语、意象，发展到在这篇赋中几乎能和军事术语、意象相抗衡的地步，很明显对围绕这项运动进行的文学书写是极大的助力，它能让创作者交错运用叙述与描写、白描和借喻等不同手法，使作品形态更加摇曳多姿 。“点”进入围棋领域，“撇”进入围棋领域等书法用语，能看出“笔阵”与“棋阵”已明显趋向融合。

“战棋推演”

对这几篇汉魏六朝围棋赋给我们的启发，可以作一点小结。

如前所述，围棋与其他技艺不一样，它本身具有很强的智力对抗性，也就是说，这是最容易形成“战场”的一类技艺。围棋与兵家相通，所以这一时期围棋赋经常使用军事话语，这并不奇怪。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人们一方面用军事活动当作喻体，来展开对围棋自身的书写，另一方面，在人们的观念里，围棋被构建成实际军事活动的象征物 。围棋自身的话语体系，是在借用其他领域术语之际，慢慢发展形成的 。围棋赋属于“体物”的赋类，它们尽力展示成文时作者各自对围棋的认识，为后世读者提供了成系列的话语样本，部分呈现了围棋从兵家工具向一门独立技艺发展演变的过程。后世读者能从中发现围棋的发展脉络，也能找到军事理论、技术的演变进程。在文学史意义之外，它们还具有围棋史和军事史的意义 。

仇英（明）临宋人画册

围棋自身话语体系形成后，兵家色彩已逐渐淡化，然而截至六朝晚期，围棋赋采用的思维逻辑、术语、意象，仍主要源自军事领域，不同作者依据各自立场，凭借直接或间接的戎旅经验，结合自身棋力，写出了风格各异的棋路、棋风。用文字描绘围棋的逻辑，叙述下棋的逻辑，展现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军事经验的逻辑，这三者高度趋同，构成字面上的“战棋推演”，还证明作者在创作中有着不曾刻意遮蔽真实自我的诚意。

棋手通过军事实践换来这些棋谱，赋中围棋能引发联想，二者互相激荡，相辅相成，这既是棋盘上的模拟，也指向真实发生过的实战，实战充满血与火，从而这一赋兼体两物，产生独特的文学魅力，还提示我们思考：汉魏六朝赋作中，是否还存在其他类似现象。

在本阶段，创作围棋赋的作者，或多或少都在作品中扮演（或试图扮演）战场上的自己。于是在各自描摹棋艺或论棋理时，一旦将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奇妙的呼应。作者社会角色不同，会带来观察角度不同，作者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会影响他们对意象的选择与安排。当文学类书籍像《艺文类聚》把它们一同收录到“围棋”类别下时，作者自身内在的戏剧性，作品群自身内在的戏剧性，顿时愈发突出。

文学类书属于类书的一种，它本身通常更注重“知识”，而非“文学”。其编撰方式，能让来自不同作者、产生于不同时代且背景各异的作品，组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语境，就如同宫廷诗人在宴会上围绕“围棋”展开文学竞赛一样 。类书的编排体例带来了一种阅读体验，这种体验会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加深入地去思考，思考类书编撰者观察围棋与围棋赋的方式，乃至思考他们观察“物”与“文”的方式。

当然，我们仍然不应该忘记，沉淀在这些赋作下面的，是真实的铁血，还有生命。（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