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桓大司马所著《宿命三国》（九州出版社），已获授权。

在传统的君相体制中，宰相角色具备两大显著特点：一是掌握极大的权力，二是全心全意地效忠君主。因此，诸葛亮身为丞相兼录尚书事，全面掌控了军政大权；同时，他诚挚地尊崇刘禅为君主，其真挚的情感和正直的行为赢得了蜀汉民众的广泛认可。人们对他评价道：“虽权倾一时却不失礼仪，虽代行君权却未引起国人的猜疑。”

诸葛亮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毫无推辞之意，积极选拔国内贤能之士，同时加强军事防御，所有军事和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均由他亲自作出。在北伐战役中，诸葛亮起初军事经验尚显不足，却迅速蜕变为一代杰出将领，五次北伐战事中，其指挥越发娴熟，凭借有限的兵力，迫使强大的魏军不得不龟缩防守；在处理与东吴的外交关系上，他表现得尤为得体，包括对孙权称帝的认可和祝贺等举措，使得吴蜀联盟成为历史上罕见的、持续数十年的稳固联盟，而东吴也对蜀汉的北伐给予了诸多支援。

诸葛亮恪守法家思想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准则，视自己为体制之成员，对于个人功过，他严格依照朝廷制度进行奖惩，从不偏袒私情，毫无后世权臣那种只能进不能退的态势。北伐首战失利，马谡作为主要责任人，尽管深受诸葛亮赏识，最终还是受到了公正的处罚。诸葛亮本人亦因用人失当而自我检讨，官职连降三级，以右将军的身份代理丞相职务。直至第三次北伐成功，夺取了武都、阴平两郡，马谡方才官复原职。

诸葛亮针对刘禅皇帝，对法家理念进行了调整，认为在法家看来，君权至高无上，君主可随意处置臣子。然而，通过对秦朝覆灭的反思以及汉初政治的实践，诸葛亮探索出了君臣相处的最佳之道。他提升刘禅的地位至极致，即便自己才智超群，对这位年幼的皇帝也极为尊敬和礼遇。与此同时，诸葛亮剥夺了刘禅的所有实际权力，无论是政府中的丞相职位，还是宫中的尚书台，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防止皇帝及其亲信的宗室、外戚、宦官、佞幸等人滥用权力，对政治造成危害。

在蜀汉，刘禅身为君相体制中的皇帝，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奖惩完全依据丞相诸葛亮的政绩来决定，而他本人并不插手日常行政事务；诸葛亮作为君相体制中的宰相，处理军政事务时完全独立于皇帝之外，偶尔还会对刘禅进行指导，比如在《出师表》中提到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等语句，便是教导刘禅如何胜任自己的职责。蜀汉政权实际上达成了“政务由葛家主持，祭祀则由我亲自负责”的局面，若非从皇帝的角度去审视，这句话所展现的并非是君臣地位的互换，实则反映出了最为理想化的政治体制。

按照之前的观点，诸葛亮亦属权臣行列，与曹操似乎并无显著区别，然而深入探究，他们的内心动机却有着显著的不同。诸葛亮在避嫌一事上极为谨慎，对任何可能引起误解的举动都坚决遏制于初始阶段。他从未让自己的子孙插手要害部门以谋取权力；蜀汉的权臣李严为了个人升迁，曾劝诸葛亮接受九锡之礼，封为王爵，然而这一请求遭到了诸葛亮的坚决拒绝，这与曹操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曹操若仅从其霸府政治的表象来看，其行为与诸葛亮无异，亦独揽朝政，军国大事皆自行决断，不受汉献帝的干预。当曹操所骑之马误踏麦田，违抗了他所颁布的军令时，他曾以割发代首以示惩罚，这表现出的严明赏罚，仿佛与诸葛亮一般，将自身也纳入了政治法制的范畴。同时，曹操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悉数交予曹姓和夏侯姓的亲信，而汉献帝的贴身护卫亦全由曹氏亲信统领，汉献帝几乎如同被囚禁一般；在曹操晚年，为了晋升为魏公、魏王，他甚至将持有不同意见的荀彧、崔琰等知名人士迫害致死，这些行径与诸葛亮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曹操虽然才华横溢，但性情残忍嗜杀，他的诸多行径招致了许多敌对者，担心失去权力后遭受清算，因此他不得不将权位传给后代，并着手进行篡位夺权的筹备；而诸葛亮则施政公正，品德高尚，赢得了蜀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无需担忧清算之虞，堪称其卓越的宰相，且他离世后受到了极高的哀悼，他的儿子诸葛瞻也因此获得了蜀国人民的极高赞誉，官场生涯亦十分顺利。

曹操的这种心术使得其子孙曹丕、曹睿在登基为帝后，极力强化皇权的私人化倾向，借助曹氏宗族的力量来限制宰相的权力。然而，此举却引发了朝中大臣的不满情绪。最终，在众多大臣的支持下，司马懿推翻了掌握实权的曹氏宗亲曹爽，从而开启了司马氏权臣掌权的新篇章。

东吴的君主与宰相体制曾一度与诸葛孔明所展现的相仿。在孙策临终之际，他曾对张昭提及，话语间颇有刘备托孤之意：“若仲谋（孙权）不能胜任，君可自行掌权”。孙权年幼继位，威望尚浅，长期将国家军政大权托付给了张昭、周瑜等杰出大臣与将领。及至孙权建立年号，为争取江东大族的支持，他又任命了顾雍、陆逊等江东名门望族为丞相，将国家军政大权交到了他们手中。

表面上，东吴丞相的权力几乎与诸葛亮相当。孙权在诸多事务上都会派遣秘书咨询丞相顾雍的意见，若顾雍认为可行，便会留他共进餐食。孙权据此，通过观察顾雍是否留饭来决定事务的执行与否。后来，孙权甚至将印信存放在长期镇守荆州的丞相陆逊处，并致信诸葛亮，请陆逊审阅。若发现不妥之处，陆逊可直接修改后盖上孙权的印章，再将其送出。

然而，随着孙权的年纪渐长，他的声望也在不断提升，他并不满足于平淡的生活，于是开始频繁制造事端，对江东的士族进行打压。通过暨艳案、吕壹案等多次尝试，他最终利用了关于废立太子的宫廷之争，使得江东的大家族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从而将权力中心从他们手中夺走，转而集中到了自己以及孙氏宗亲的掌控之中。孙权离世之后，孙峻、孙綝等孙氏宗族成员相继担任宰相之职，东吴的朝政由此陷入激烈的宫廷斗争之中。孙氏宗族内部陷入了持续不断的相互残杀，而孙吴的政治状况也日益恶化，陷入无法挽救的境地。

然而，这种传统的君臣体制，在蜀汉那里却保持了较长的历史。蜀汉未曾出现臣子背叛君主、图谋篡位的情况，亦未发生君主残忍地处死忠臣、如同烹狗一般对待已死之兔的悲剧。君臣之间相对和谐共处的时间较长，因此尽管国家小且力量薄弱，其政治秩序直到较晚的时期（确切地说是君权得以复兴之后）才逐渐陷入混乱。这无疑是诸葛亮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及其留下的宝贵遗产，同时，经典君相体制的设计理念也确实具有其独到之处，在理想状态下，它能够产生极其积极的影响。

……

诸葛亮离世之后，刘禅便着手对传统的君臣制度进行改革，他不愿为诸葛亮建立庙宇，意图防止宰相形象过度神化，以免自己作为皇帝的威望被削弱，直至无法抵挡朝臣们的强烈要求，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汉中沔阳为诸葛亮建庙，然而，他依然坚决反对在首都成都设立庙宇。

诸葛亮逝后，刘禅废除了尊贵的丞相职位，转而将行政权力一分为二，委派蒋琬担任大将军兼录尚书事，费祎则被任命为尚书令；蒋琬病情加重后，刘禅再次让费祎接任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并让董允担任尚书令，其间还曾让姜维与费祎共同担任录尚书事，以此分散费祎的权力。刘禅曾限制蒋琬与费祎设立府邸自行挑选下属官员，此举旨在削弱他们对于朝政的影响力。同时，他还试图通过操控尚书令的职位来削弱宰相的权力。然而，连续两任尚书令费祎和董允都深刻认识到皇权的潜在危险，他们坚定地支持诸葛亮的路线，并未因刘禅的笼络而成为其傀儡。因此，诸葛亮所精心构建的政治体系得以保全。

诸葛亮的体制建立在自身强大的威望之上，这种模式难以复制。尽管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威望延续至身后，但这样的传承并不会持久。秦汉时期，皇帝的权威在全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与之对抗的，无论是西汉的诸侯王还是东汉的士大夫，都未能逃脱悲惨的命运。皇帝依靠神圣的血脉得以世袭，而宰相则不能，即便宰相精心培养可靠的继承人，传递权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与皇室的传承相比，风险更为显著。因此，即便蜀汉的宰相才干出众，仍有众多人将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转机最终降临到了刘禅的面前。

在蜀汉延熙九年（即公元246年），令刘禅心生忌惮的尚书令董允不幸去世，随后接替其位的吕乂，在处理日常事务上颇有才干，但在把握整体大局方面却显得不够敏锐。与此同时，备受费祎赏识的侍中陈祗崭露头角，然而他却与费祎、董允的做法截然不同，与刘禅宠爱有加的宦官黄皓关系亲密，甚至可以说是刘禅的代理人。刘禅开始借助黄皓之手干预政事，而陈祗亦利用刘禅与黄皓的势力，其地位迅速攀升。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吕乂离世，陈祗接任尚书令一职，掌管秘书机构，此后他愈发巴结刘禅，对黄皓的放纵不加约束，沦为皇权的附庸。刘禅借助陈祗之手，开始大范围地收回权力，尽情享受着皇帝的尊荣。

延熙十六年，即公元253年，蜀汉的大将军费祎不幸遭魏国降将郭修暗杀。刘禅遂命姜维接替大将军之职，并兼录尚书事。然而，姜维身为曹魏降将，在政坛根基薄弱，且其政务才能不及军事才能显赫。尚书令陈祗，已位居高位的他，通过支持姜维的北伐，换取了姜维对政治权力的让渡。于是，蜀汉的政治大权从宰相、三公手中转移至尚书令手中。而陈祗，这位曾经的刚正之士，此时却变成了迎合皇帝的小人。自此，蜀汉的皇权日益增强，传统的君相体制不复存在。而这一切，距蜀汉的灭亡已不足十年。

陈祗助刘禅重振昔日威望，使其英姿焕发，刘禅对他心怀感激。陈祗离世后，刘禅悲痛欲绝，心情沉重，对陈祗的怀念远胜于对相父诸葛亮的感情。昔日董允任尚书令时，刘禅欲扩充后宫，重用宦官黄皓，均遭董允劝阻。如今刘禅权势日盛，对董允怀恨在心，痛感昔日听从其言乃是自己自贬身价。宦官黄皓，皇帝的代言人，开始擅权，结党营私，横行霸道，使得朝廷陷入一片混乱，蜀汉的政局迅速陷入腐败。随后，即便是名义上的宰相姜维，也被黄皓逼迫，不得不逃往沓中屯田以避祸。在曹魏大规模进攻蜀汉之际，姜维未能及时回援，导致汉中地区迅速落入魏军手中，极大地加速了蜀汉的灭亡进程。

尽管刘禅在司马昭面前表现得乐而忘返可能只是做作，然而观察他分化蒋琬和费祎的手段，显然并非一无所知，但总体而言，他并不算是一位特别出色的皇帝；连他自己都无法满足于虚有其表的君主之位，那么那些才智中等以上的君主，其境遇便可想而知了。诸葛亮乃一代杰出人物、世间罕见之才，加之机遇巧合，承袭了刘备托孤的重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便如此，他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倾注心血所重建的君相体制，也仅在逝世后维持了一代人的规模。其他人若没有这样的条件，更是难以复制其成就。

这种传统的君臣制度，从其设计之初就对君主与臣子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实现，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得以显现。诸葛亮的成功与刘禅的失败，共同宣告了这种体制的终结。君主专制体制有其固有的运作规律，这一规律是持续向更加集权化发展的。若要对其进行逆转或阻拦，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成效，但终究无法改变这一总体趋势，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大悲剧。

刘备将后事托付他人之际，我们再审视其时局势。彼时，刘备的根基在于荆州集团，继而又纳入了东州集团。然而，他登基称帝的时间仅两年，在两个集团中的合法地位尚显薄弱。太子刘禅尚且年幼，未满二十岁，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蜀汉政权的瓦解。若真如此，刘家将面临极其不利的局面。他以汉武帝般的帝皇之眼审视，觉得在紧急关头，不妨让诸葛亮以皇帝的身份执掌大权（鉴于他的认知，他无法想到皇帝集权之外的途径），如此一来，既可化解危机，又能为刘氏家族保留一线生机。

诸葛亮并非盲目忠诚，他意图在蜀汉重建传统的君臣体制，如此一来，他无需从头开始积累统治的合法性，便可依托刘备已有的合法性来治理蜀汉。他以刘禅作为权威象征，亲自执掌大权，解决蜀汉所面临的困境。待局势稳定，他将着手构建经典君相体制，并设法使之成为持续的制度。若此计划得以实现，便能将陷入发展困境的大一统帝国从僵局和困境中解救出来。将刘备设下刀斧手之计视为以审视明清时期阴暗政治的视角来审视三国时期的君臣权力制衡，将三国时代视作一个与明清截然不同的社会，这种看法忽视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