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严可均收集除诗歌以外的各种文体文章，涉及作者达3497位，全书分为15个部分，共计746卷，作者声称“这部巨著，字字句句都搜罗无遗”。推测严可均可能觉得冯惟讷编撰的《古诗纪》已经先行，便不再辑录诗作，只编文章部分，其成果至今仍惠及后人。逯钦立凭借当代学术整理的视角，察觉到冯编《古诗纪》以及近人丁福保编集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存在缺陷，于是经过二十四年刻苦努力，日夜不停地搜罗考订，用心细致地编选整理，最终形成了唐前诗歌的权威总集。逯钦立以《古诗纪》作为基础，但在收录诗歌的全面性、校勘订正的精确度、材料取舍的严格性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前人，后来的研究者也难以企及。逯编汇集了上千年的诗篇文录，征引了数百种史料典籍，堪称严编之后的另一部鸿篇巨著。这两部以整理先唐诗文为研究目标的著作，经受住了学术发展的检验，实为名垂后世的传世之作。任何一位从事先唐文学研究的学者都会对其肃然起敬，感受其呕心沥血的治学精神，并以此为起点，背负行囊踏上学术探索的新征程。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了《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先生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成果之一。这批出版物总共有一百部，其中收录的书籍按版本统计达到二百六十一种，基本上包括了现存的汉魏六朝时期文学总集类典籍的最早版本，或者是流传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文献版本，同时还包括了经过名人批注校正、题写的版本，以及一些具有名家研究性质的著作，这些书目的选择既体现了历史文物的重要性，也展现了文献资料的价值。例如，南宋初期杭州钟家刊刻的五臣注《文选》，此前从未进行过影印出版。陈伯君过去负责校勘阮籍文集，那个难以寻获的收有阮籍四言《咏怀诗》十三首的明代崇祯刻本，也通过那套丛刊得以影印发行。这一套书系，堪称当前搜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集资料最为周全、最为详尽的重要汇编，正如刘跃进在《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的集成之作》中所言，它为研究唐代以前文集典籍，提供了珍贵的原始版本，而这些版本中附带的校勘记录、评论标注、注释说明以及序言跋文等文学文献，更能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作品内容，可以说是严可均、逯钦立两位学者整理成果之后的又一重要贡献。审视这系列刊物的学术意义，需从知识脉络的上下和左右两个角度去领会。

《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全100册）

刘跃进 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年1月

这部丛刊在系列中是继《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后的又一重要成果，它们都致力于整理现存的文献资料，以实现“集大成”的学术理想。虽然追求学术目标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各自的特色。严辑和逯编都以诗文作为基本单位，借助一定程度的校勘工作，力求确立作品的最终版本，旨在提供可信且易于使用的文本。严辑虽然存在无法分辨真伪、考证出现偏差等缺陷，但他研究学问的宗旨是要创作出一部资料非常全面、只需此书就能免除翻阅大量文献之苦的著作。阅读唐代以前各种体裁的文章，不必再去广泛涉猎堆积如山的书籍和文章，可以直接以它作为依据，这是基于整体性角度的权威版本追求。逯钦在诗歌文本的考订上更为严谨，极力搜罗各种版本，详尽记录了关键差异的考辨说明，态度非常审慎周密，在他认知范围内尽力“固定”他认可认可的诗作形态。有观点指出，若要开展专门研究，单靠严格编辑和逯氏编撰是不够的，因为虽然整理工作提供了极为方便的通行版本，但也正因经过整理而无法保留作品的初始状态。

这部系列出版物致力于尽可能再现初始形态，是一部汇集作品的总集。它以单本诗集作为收录单位，若某诗集存在多个版本，则表明其中诗文存在不同版本，目的是呈现作品在正式定稿前所展现的各种差异状态，从而了解其演变过程。我们如今看到的诗文版本，实际上是古人整理后把众多不同版本“统一”的产物，这既有历史筛选的必然性，也难以忽略个人意志的影响。例如现行版本（也就是标准本）中的陶诗都写为“刑天舞干戚”，而那些影印的宋明州本《陶渊明集》却记载为“形夭无千岁”，另外影印的同样属于宋代刊刻的汤汉注释本《陶靖节先生诗》又和现在通行的版本一样。"悠然望南山"，明州本陶集以小注说明"望"一作"见"。北宋苏轼非常看重"见"，因此自南宋起陶集版本没有采用"望"的版本。翻阅或运用这部丛刊收录的多种版本，无疑扩大了选择范围，认识也变得更为宽广，还能观察到唐前诗文从宋到明是不同版本逐渐趋同而通行版本逐渐确立的阶段。倘若把严辑、逯编视为对文献规整化的向往，那么这系列出版物便意在重现文献规整化之前的原始状态。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长期以来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普遍做法是分析作家及其创作，这种研究方式强调文学内涵和艺术表现的双重维度，构建了文学发展的两种叙述体系。这个丛刊的问世，或许会促使人们更加重视作品集的整理、传播以及文本本身的多样特征；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作品集的整体情况，而不是仅仅关注作品的成就记录。这些疑问暂且不论是否适合编入文学史，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它将引发诸多值得重新审视的议题。譬如阮籍的四言《咏怀诗》，历来未被纳入文学史的记载，或许能够借助该丛刊收录的崇祯本所载此类诗作的状况，将其补录其中。例如谢灵运诗作的最初汇集本，为该系列出版物复印的明代黄省曾刊刻版本，黄省曾在其中清楚说明了部分篇章的出处，这些作品大多未见于明代以前的流传典籍，是否应在文学发展历程中有所记述呢？该系列出版物虽然主要采用复印版本进行古籍整理，但它与文学史的根本关联密不可分，这样才能够彰显其更为重要的意义。

《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堪称先唐诗文整理的杰出代表之一，其地位可与另两部重要著作比肩，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然而这并非最终成果，它更将作为催生未来学术新篇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