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出自《光明日报》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光明学人·求索”专栏，引用时请以该刊信息为准，同时感谢王京州老师允许发布此内容

沉思翰藻咀英华

——罗国威先生与《文选》学研究

王京州

罗国威在首都师范大学讲学。作者提供

学人小传

罗国威出生于1944年，籍贯四川洪雅。他是一位古典文献研究领域的学者。罗国威在1983年完成了在四川师范学院（后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的学业，并于1985年进入四川大学工作。他曾经担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理事以及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分会的副会长职务。罗国威著有《刘孝标集校注》《昭明文选丛考》《六朝文学与六朝文献》等多部作品，并且他还担任了《古文辞类纂笺》的主编和整理工作。

新材料的不断涌现，研究方法的持续革新，使得当代《文选》学在版本、旧注等传统研究领域也超越了前人，产生了一批以《文选》研究著称的学者，他们的成就十分显著，值得深入探讨，总结其研究方法和范式，理应成为当前《文选》学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作者跟随罗国威先生学习多年，亲眼见到罗先生在学术探索方面始终如一，年岁增长热情不减，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度与广度持续增加。

深井：《文选》作家研究

罗国威先生在1980年进入四川师范学院（现今四川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拜在知名学者汤炳正先生和王仲镛先生门下学习。到了研究生学习的第二年，他开始着手准备学位论文的撰写工作。汤炳正教授向他提及：“章太炎先生曾经讲过：‘文章应当学习六朝，六朝是文章形式非常完备的时期。’”基于这个建议，罗先生决定把刘孝标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这一决定，既是对长久以来学术领域忽视六朝文风的反击，也无形中影响了他日后的学术道路。

汤炳正先生是章太炎的最终弟子，属于章黄学派的嫡系后裔，蜀地治学讲究考证的扎实学风，也慢慢影响着后来学者的学问根基和治学志趣。罗国威先生顺理成章地采用了先整理文献的路径，他对刘孝标的研究，就是从收集散佚、校对勘误、添加说明等常规手段开始的。这种治学路径的确定，并非主要源于前辈学者在《屈原赋注》《唐诗纪事校笺》等作品中的启迪，倒更像是得益于清代汉学跟近代蜀学的相互滋养。

罗国威先生一头扎进图书馆，潜心研读，汲取精华，品味深奥，从各种典籍中搜集整理出刘孝标文12篇、诗4首，在辨别真伪的基础上进行校对和注释，最终撰写了十余万字的《刘孝标集校注》，书中引用了140余种古籍。离开学校之后，他继续深入研究这个领域，不停进行改进和补充，这部著作于1988年通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

《刘孝标集校注》首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著作的编撰刊行尚在萌芽状态，仅有赵幼文所编《曹植集校注》、戴明扬所编《嵇康集校注》、逯钦立所编《陶渊明集》等少数几种，并且这些成果大多集中于魏晋时期的杰出人物，南北朝时期文人著作的编撰，依然一片沉寂，尚未有人问津。《刘孝标集校注》的问世，在南朝文集的编订领域堪称破晓之音。此后该书屡次重印，充分彰显了它的学术分量。

对《刘孝标集》进行校勘考订，罗老师融合了汇集版本、搜辑遗文、分辨真伪、核对文字、加以说明等方法，堪称精深加工。《刘孝标集校注》得以编撰刊行，可以说是罗先生在学问领域开拓的第一项重大成果。他接着又负责《任昉集》的编订工作，然后又增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缺失部分，刊行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等编订作品，奠定了罗老师六朝文学研究的深厚基础；后来，他的学术探索深入且广阔，形成了从《文选》文本、旧注研究方面流出的诸多清晰路径。

罗国威（前排左二）与夫人、学生在一起。作者提供

蓄水池：六朝文献研究

1985年，罗国威先生来到四川大学古籍所任职。当时《刘孝标集校注》已经接近完成，但他对《文选》的研究热情依旧，因而决定关注另一位齐梁时期的代表人物——任昉。由于参与《全宋文》的集体编纂，他在校注《任昉集》时遇到了困难，不过他研究六朝文学以及《文选》学的努力没有中断，而是以更加顽强的方式持续进行着。

宋代以前的文献合集，虽然已有清代编纂的《全唐文》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为典范，特别是后者被誉为内容广泛资料齐全，但由于工程浩大，即便是学识渊博的严铁桥也难免存在遗漏，加之近代不断发现新文献，编修先秦至唐代文章总集的增补工作变得十分迫切。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最初是由罗国威先生提出理论依据并付诸实施的。

1991年，罗老师提交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补编》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批准，开始实施。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方面全心全意地推进《全宋文》的编纂工作，另一方面也依照最初的规划完成了《补编》的编写，最终顺利结束项目并将成果交给中华书局。

对《刘孝标集》的整理考证已需广泛搜集资料，而《全宋文》的编撰更是侧重于搜集散佚文献，如此持续不断地探究隐秘内容，培养了罗国威先生对海外汉籍和罕见典籍的独到洞察力，其中敦煌文献和日本收藏的资料是他关注的焦点。

因为看重敦煌文献和日藏汉籍，罗国威先生在《补编》编修期间，顺便做了不少附加工作。比如，《冤魂志校注》的编辑出版，源于在敦煌文献里找到的《还冤记》写本残件；《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的影印复归，是由于这部海外汉籍具有无法替代的文献意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补编》同时激发了他对敦煌版《昭明文选》的探究。在检视敦煌文献时，罗先生发现大量《文选》手抄本，随即竭尽当时条件，将这些一一搜集影印，经过核对编排，最终形成了《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这本书的问世时间早于饶宗颐主持编纂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提前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学术研究领域，它被公认为敦煌学科百余年里，关于集部类《文选》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如今对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文选》的考订汇编，跟二十多年以前相比，资料更为丰富，检索也更加方便，所以出现后来者更胜一筹的现象，不过当初筚路蓝缕的艰辛不能被遗忘，需要给予高度赞扬。

罗国威著《敦煌本〈文选注〉笺证》。作者提供

清渠：《文选》旧注研究

罗国威先生在完成《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之后，对于《文选》中那些不常见的版本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探究，其治学态度愈发精深，研究热情也持续高涨，难以平息。尽管他偶尔也会关注白文本的《文选》以及《文选》的正文部分，但他的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诸如李善注、五臣注等《文选》的古代注本上，这构成了罗先生在选学领域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罗国威先生是《文选》旧注系统化梳理和深入探究的倡导者，同时他也是最早开展相关工作的研究者之一，其贡献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鉴于李善注已被后人掺假，他迫切呼吁“务必重现《文选》与李善注的原始状态，这是当前《文选》研究领域的核心任务”（《李善生平事迹考辨》），并且强调“务必恢复李善注的原始形态，乃是现今《文选》学术研究的紧迫任务”（《日本新出古钞〈文选集注·南都赋〉残卷考》）。他的整理范围不止于李善注，而是将考证和修正的目标扩展到了所有古代注本。罗老师考察京都大学复印的《文选集注》卷八左思《三都赋序》时，注意到綦毋邃的注释在后世被刘逵的注释淹没，深受触动，于是倡议“务必对《文选》的旧注开展全面彻底的梳理，让各条注释都能显露出各自的特点，回归到原来的位置，以此来恢复《文选》及其注释的初始状态”（《左思〈三都赋〉綦毋邃注发覆》）。他对《文选》的古代注释进行了研究，其资料搜集范围覆盖国内外许多地方，包含了《文选》的各种文体类型，虽然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整理”，但一点一滴积累起来，成就非常显著。

罗老师钻研《文选》的旧注释解，首先深入探寻其历史根源并整合相关材料，接着着重运用不同版本间的对照分析，以此充分发掘这些旧注释解的史料意义，这种研究路径本身也蕴含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罗老师研究古抄本《文选》残卷时，特别重视运用拼接手法，他对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文选集注》和《文选注》这两份残卷的审视，极具参考价值。《文选集注》的卷四八上（上野精一氏藏）和卷四八下（佐佐木信纲氏藏）的部分，存在三个残卷，它们的字迹形制完全一样，内容文字也完全连在一起，可以“天衣无缝”地拼合起来；而另外一部分，则和日本细川氏永青文库所藏的敦煌本《文选注》非常接近，经过仔细对比：“令人非常高兴地看到，两者在形制、字体风格等方面完全相同，将二者拼合起来后，内容文字完全符合，没有任何缺失，当年同一写卷内容相连的两个断片，一个断片在日本，另一个断片在中国本土，这真是旷世奇闻，也是旷世福分。”（《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前言》）

罗老师探究《文选》古注，核心方法是参校文献。他将新获得的古注资料，同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六臣注及集注各家著作，逐一进行对照分析。考察的版本范围，包含天圣本、尤刻本、明州本、丛刊本、奎章阁本（亦称秀州本）等稀世典籍。他考察出土文献的学术意义，例如左思《三都赋》綦毋邃注的价值在于，可以明白近代注释的学术规范正在逐步建立，能够为整理《文选》的旧注释提供确实的依据，有助于认识李善注释的体例特征，可与李善的注释相互补充（《左思〈三都赋〉綦毋邃注发覆》）这些文献的意义，若非依靠严谨的考证作为根基，是无法归纳总结的。

罗老师钻研《文选》的古代注释，体现出强烈的保护意愿，展示了我国敦煌学领域与《文选》研究方面的成果，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日本“六朝学术会”编撰的《六朝学术会报告》第六期，于2005年3月出版时，收录了两个新发现的古抄本《文选集注·南都赋》的残片照片，罗老师一旦看到，马上进行深入研究，完成了一篇学术文章，并在2006年春季刊登出来，由此可以看出他争夺学术领先地位的决心非常坚定。

敦煌研究长期以来遭遇海外方面的冲击，甚至流传着“敦煌研究在国外”“敦煌研究在日本”的传言，这些说法即便属于误解，也反映出国内对于该学科领域的自信心缺乏。《文选》研究跟敦煌研究颇为相似，同样存在可能产生对外比较中自感能力不济的情况。罗国威先生对敦煌本《文选》旧注的系统性探究，对于提升敦煌学、《文选》学领域的文化认同感，无疑具有显著的贡献和作用。

罗国威主编整理的《古文辞类纂笺》。作者提供

活水：热爱、交游与坚持

探究罗国威先生《文选》研究那生机勃勃的源泉究竟源自哪里？

个人浅见，源头活水主要源于热忱。罗先生曾请人书写名人旧对，挂在书斋西侧，上联写着“满屋典籍令我长眠”。每当罗先生手拿一本书，坐在沙发里低声吟诵，转过头来慢慢讲解，我们这些登门拜访的人，立刻感觉像受到春风吹拂，仿佛罗先生和他的书籍已经合二为一。在《思藻斋师友论学书札·前言》里，罗老师写道：“萧统《文选序》有言：‘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的书架，全都是昭明太子编写的书籍，因此我给书斋命名为‘思藻’。”罗老师对《文选》的喜爱，对学问的倾心，以他和他的藏书为动力，持续地影响着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朋友和学生们。罗老师的教学方式不止于课堂讲解，他日常的言行谈吐，同样传递着对学术的执着追求，这种精神力量吸引了许多研究《文选》的同行，也深深触动了无数后学。

流动的源头还在于交往。罗国威先生是《文选》研究团体最早的一批成员，后来又被选为团体的负责人之一。在每一届团体的讨论活动中，罗先生都十分看重难得的场合，和各领域的《文选》研究者深入探讨，从中得到很大乐趣。借助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罗国威先生认识了更多国外的学者，其中以日本学者居多。他与日本友人往来的书信，多数是为了讨论对错，搜集资料，而且内容都与《文选》有关。这种广泛而自由的学术交流，拓展了他的文献见识，打破了学术界的隔阂，推动了罗老师更顺畅的选学探索。《敦煌本〈文选注〉笺证》这部著作得以问世，是采纳了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的提议。

长久的动力源于不懈的努力，来自坚定的治学态度。如今不少研究者从事学问，常常是为了顺应考核的要求，评估体系的推动或许能激发短暂的学术兴趣，但这种兴趣也很可能随着功利性的减退而消退。罗先生对《文选》的钻研，没有因为离岗而停止，而是持续“用写作来寻求乐趣”的方式不断拓展。二零一七年，罗老师把先前撰写探讨《文选》的考据性文字汇编起来，编成书册，命名为《昭明文选丛考》，该书乃是罗老师钻研《文选》学问的第三部作品。

二零一九年，罗国威先生以《敦煌本〈文选注〉笺证》为蓝本，加以修订并增补内容，出版了《敦煌本〈文选〉旧注疏证》。同一年，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他，又单独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敦煌本〈文选音〉考释》。这本书以《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为根基，又补充了新出土的两个片段的考释，在资料极为丰富的条件下，从敦煌学、文选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校雠学等众多领域和不同层面，对敦煌本《文选音》实施了全面且系统周密的研究工作。学科交叉的视角和对文献的珍视，是罗老师研究文选学时最关键的两大特点。

写作无需追求浩瀚，众多文稿却已堆满一尺；求学不必渴望殊荣，思想精神必将长久流传，为世人所铭记。我们坚信，罗国威先生在选学领域的钻研成果，定会以更加宏大的姿态，向世人充分展示其价值。

王京州是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的教授，同时担任文学院的副院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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