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京人很熟悉“龙蟠虎踞”这个成语。过去，大家都认为其起源于诸葛亮，在公元 208 年，他作为使者联吴抗魏，到南京清凉山察看地形时说出了这个词。1800 年后，“龙蟠虎踞”是否出自诸葛亮之口且是他在受命于危难之际所说，受到了质疑。那么，“龙蟠虎踞”究竟被提及了多少年？诸葛亮联吴抗魏，他到底有没有到过南京呢？“龙蟠虎踞”究竟又是谁所提出的呢？今天，程章灿教授将为您逐一进行解答。

程章灿教授

一

三国时代，刘备派遣诸葛亮出使江东。诸葛亮看到秣陵那冈峦起伏的形胜之景，他指点着江山，心中不禁感慨道：“钟山犹如龙蟠踞，石城恰似虎盘踞，此地确实是帝王居住的地方啊！”时至今日，在金陵城西的清凉山公园，有相传诸葛亮曾在此挽缰驻马的驻马坡；在附近的乌龙潭公园，有相传当年诸葛亮曾在此饮马的遗迹；漫步于清凉山附近，能看到龙蟠里、虎踞关这样的地名；南京城东和城西新开辟的两条交通干道，分别被命名为龙蟠路、虎踞路；甚至街上卖的啤酒，除了金陵啤酒，还有龙虎啤酒……千百年来，在江北江南，城中城外，不知有多少人常把“龙蟠虎踞”这句话挂在嘴边。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传说和信史难分彼此。诸葛亮的轶事在大街小巷广为流传，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内容，也是雅俗共赏的谈资。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的状元焦竑，是本城一位博学且见闻广博的学者，面对龙虎传说，也难以避免地跟着附和。他到底是诚心诚意、信以为真，还是抑制不住对乡土的情怀，因情感而创作呢？

清凉山驻马坡

最早记述龙蟠虎踞轶事的，或许是晋人张勃所著的《吴录》。这位江南的学者，其知名度与蜀中丞相诸葛亮相比差得很多。倘若你认识他的兄弟，那位在秋风乍起时就思念吴中家乡的莼菜鲈鱼脍，毅然决然拂袖离去的张季鹰，那位宣称“让我有身后之名，还不如当下喝一杯酒”的张翰先生，那么，你或许会对他感到较为亲切。这一对“难兄难弟”所处的年代，大概和陆机、陆云兄弟是同时期的。从三国分立开始算起，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当张勃撰写《吴录》的时候，很多史事明显不是他亲自经历亲眼所见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听闻而来的，甚至是从传闻中得知的。就像诸葛亮的这一段轶事。

《三国志》和《江表传》称，诸葛亮未曾到过京口，也未曾到过建业。他曾被派遣去劝说孙权，地点是在柴桑，即如今的江西九江。《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所写的，实际上就是这一次的出使行动。

刘备曾来过京口。时间是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其目的是向孙权求借荆州。《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和《通鉴》卷六十六都有相关记载。此次远行，他有经过秣陵的可能，还趁机仔细观察了地形。他显然与孙权进行了交谈。除了《江表传》，还有好几种史书都提到，在孙、刘谈话中，刘备曾建议孙权定都秣陵。刘备这一番话一句句读下来，其中并没有提及“龙蟠虎踞”。

大家都清楚，龙和虎，尤其龙，象征着君王，是不能随意使用的。《周易》乾卦提到：“九五，飞龙在天，利于见到大人。”这呈现出王者之象，非常特殊。孙权身边的周瑜，有着很超前的眼光。《通鉴》记载他劝说孙权不要出借荆州，担忧“恐怕蛟龙得到云雨，终究不会是池塘中的物类”。周郎目光敏锐，看清了刘备老谋深算的模样。他看出刘备并非那种甘愿长久居于人下之人。显然，他内心极其不愿意看到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也不愿意看到这条蛟龙变成一条真龙。

孙权自然不愿意。他将自己比作飞龙，以真命天子自居。公元 229 年，夏口和武昌两地报告出现黄龙、凤凰的祥瑞。孙权难以抑制得意与喜悦，在文臣武将的拥戴下，正式登上皇位，改年号为黄龙，铭记功绩，永志不忘。随后，孙权派遣使者正式通告蜀汉，提议二帝并尊。东吴人的反应让他们感到意外，蜀汉君臣的反应极为强烈。他们普遍认为此举违背了国体，名不正言不顺，差一点就要与东吴断交。幸而诸葛亮深明大义，以大局为重，才维护了吴蜀联盟。刘备一直自认为是汉室的后裔，自居为汉朝正统的继承人，在这类事情上过度敏感，是可以理解的。

实质上，“龙蟠虎踞”属于金陵王气说的一种变异情况，同时也可以将其理解为金陵王气说的形象化以及具体化表现。六朝时期的人们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在史传等文献中也常常津津有味地谈论这类祥瑞之事。《南齐书·祥瑞志》有相关记载，萧齐家族的旧坟茔位于常州武进彭山。据传闻，那里的山陵岗阜相互连接，绵延达到数百里之远，山上时常有五色云气出现，并且还有龙出现。宋明帝对此十分忌讳，特地派遣相墓工高灵文前往实地察看和占卜。高灵文与萧道成早已有深厚交情，这让人没想到。考察回来后，他便欺骗宋明帝，称那地方没什么特别之处，最多能出个方伯。然而，他却在背后偷偷将“贵不可言”的结论透露给萧道成。宋明帝心中始终放不下此事，干脆派人在墓地附近进行校猎，还使用长五六尺的大铁钉将墓地四周钉住，以此镇压可能存在的王气。孙吴定都建业，与宋明帝的心虚情况不同。当他们听到“龙蟠虎踞”时，应该是感到很乐意的，说不定还会飘飘然，并且壮志凌云。

图源：地球知识局

不过，诸葛亮和刘备确实曾到过秣陵。似乎没必要用“龙蟠虎踞”之类的话去恭维东吴。当时，三国鼎足之势尚未确立。以曹操、孙权、刘备为首的三大势力，都有志向在中原逐鹿，统一天下。在强劲的对手面前，说“龙蟠虎踞”这种话，只会助长他人的志气，削弱自己的威风。在这样的关键时候，双方都很需要社会的凝聚力，也需要能够号令一方的政治旗帜。在这个时候去吹捧对方有“龙蟠虎踞”那样的形胜，就如同倒拿着太阿宝剑而将把柄交给别人一样，这又何必呢？另外，孙权在还没有将治所迁到秣陵之前，只有金陵邑，那时还没有所谓的石头城，那么“石城虎踞”这一句，不就落空了吗？

诸葛亮未曾实地考察过秣陵的地形，所以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刘备有可能到过秣陵勘察地形，即便他劝孙权迁治秣陵，原话也不会是这般。仅有一种可能，那便是东吴自行其是，这是又一次精妙的政治宣传攻势。借助诸葛亮的名号，自然最具广告效果；即便打着刘备的旗号，也显得较为客观公正，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段话的发起者，或许是吴地士族。孙吴建国初期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都邑的迁徙还没有确定。这段话的出现，至少能够对朝廷内外坚定在秣陵建都的信心起到帮助作用。

二

东吴的首府和首都起初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孙氏在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崛起，其最早的势力范围是在吴郡。在扩张过程中，首先需要征服当地的山越，于是在吴郡设置治所，以此来经营三吴，这是当时的政治军事需求。倘若要进一步向长江中游发展，由于吴郡地处偏僻一隅，有时难免会出现鞭长莫及的情况。建安十三年（208 年），孙权为便于与黄祖作战，将首府从吴郡（苏州）迁至京口，也就是如今的镇江。然而，相较于秣陵，京口的地形稍显逊色。秣陵的城郊被群山环绕，东边有钟山，西边有清凉山，北边有长江和北湖（玄武湖），南边有秦淮河，中间地势平坦且开阔，交通便捷，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灭掉吴国之后，在如今的南京城南高地修筑了越城，把这里当作阵地，与楚国展开作战。此地拥有丰富且宽阔的江河水道，这些水道是天然的水军训练场所。在赤壁大战中，孙刘联军能够克敌制胜的重要利器便是水军。

赤壁之战示意图

当年，汉武帝为了打通前往身毒（今印度）的交通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他在长安近郊挖掘了一个昆明池，其周围达 40 里，面积为 320 顷，将其用作水军操练场。倘若换到秣陵，便能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安排，从而省去一项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工程。据说孙权只想利用绵亘十余里的秦淮河来训练水军，以平湖堤水。东晋以后，玄武湖也被投入使用。刘宋的时候，不仅在湖上训练水军，还在湖的西岸检阅过步兵和骑兵，使其真正成为了一个天然的演武场。难怪那时的人都称它为“习武湖”。

建安十六年（211 年），孙权将治所迁到秣陵。到了第二年，把秣陵改称为建业。因为考虑到安全因素，东吴在建业城西秦淮河流入长江的地方修筑了石头城，以此来防备从陆地进犯的敌人。同时，在巢湖以南修建了濡须坞，以防范来自上游的军事威胁。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对这一点进行了很透彻的分析。三吴在当时是江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凭借苏南的太湖、长江以及秦淮河等水系，三吴的物产能够顺流北上，抵达建业，供给较为便利。首府设置在吴郡，最多也就如同春秋时期吴越的诸侯那样固守一方；而将府衙迁到建业，就能够向西控制荆楚，向北争夺中原，成就王霸之业。这些理由都很实际，眼前似乎也有一些轻易就能得到的利益，孙权不会对此毫无反应。

建安十六年局势图（图源：花开无田）

选择建都之地，需要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去衡量利弊。形势发生变化时，利弊的天平自然也会有所改变。孙吴秉持的是实用主义的政策，曾经多次进行迁都。起初迁离了建业，在黄初二年（221 年），孙权又从公安把都城迁到了鄂，并且将其改名为武昌（现今的湖北鄂州市），这是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到了黄龙元年（229 年）九月，又从武昌返回并定都在建业。同时，留下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还留下一批尚书官留守。这依然是为了强化长江中游的防务。在孙权心中，武昌至少是陪都，其地位与建业同等重要。前后总计起来，他在武昌待了八年，在此之前，他在秣陵已经住了十年。这是六朝历史中历时最长的一次迁都。

东吴的迁都并非仅有一次。太元二年（252）四月，孙权去世，诸葛恪开始主持政务。当时废太子孙和在长沙，被封为南阳王。诸葛恪恰好是孙和之妃张氏的舅舅，孙和派遣黄门陈迁前往建业与诸葛恪联络，怀有觊觎皇位的想法。诸葛恪又派人到武昌修缮宫殿，呈现出要迁都武昌的态势，民间开始纷纷传言他要迎立孙和。诸葛恪更有可能是为了摆脱吴地士族的强大影响。这一次迁都最终未能成功，原因是三吴士族的反对。孙和之子末主孙皓登基后，曾在公元 265 年进行过一次迁都。然而没过多久，老百姓就纷纷抱怨。过了一年多，迁都就草草结束，又都回到了建业。要说原因，其一，水势悠长且波涛急促，扬州的百姓要从长江下游逆水而行去供给物资，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其二，作为东吴政权重要支柱的江东大族，像吴郡（苏州）的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阳羡（今宜兴）的周氏，吴兴（今湖州）的沈氏等，在这几十年间，已经习惯了首都建业的生活，更加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家乡以及势力范围去到很远的地方。这些大族代表强大的三吴本土势力，他们的意向自然也举足轻重。

东吴建业图

一方面，在这几十年间，战争之余的闲暇时光里，建业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左思的《吴都赋》中我们能够得知，那时的建康城，其驰道十分宽敞，道路两旁生长着依依的青槐，林荫十分茂密。城边有盈盈的绿水环绕，城中民长干的春游舍较为稠密，府署和营屯星罗棋布。尤其是长干一带，非常繁华，那里的飞阁雕甍相互连接，可称得上是东南地区的富庶之地。顾、陆、朱、张等吴中高门大族居住在秦淮河和青溪两岸，他们留恋此地而不想回到吴地，距离数百里外的鄂城更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所以，左丞相陆凯上书，强烈地指责武昌的地形，认为它不是适合作为王都来安定国家、养育百姓的地方，“船停泊就会沉没漂流，登上丘陵就会陡峭危险”。并且还引用了一首童谣：“宁愿饮用建业的水，也不吃武昌的鱼；宁愿回到建业死去，也不愿意在武昌居住。”武昌鱼大概属于团头鲂、团头鳊之类，产自鄂城县樊口一带，其滋味极为鲜美，不比吴地的鲈鱼差。然而，这些人宁可饮用建业的淡水，也不愿品尝异乡的美味；宁可在建业死去，也不愿意在武昌的宅第中安居。天晓得，这童谣是否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这里面不仅有深深的乡愁，还有强烈的政治怨愤。它不是浪漫的乡土情怀的抒发，而是危险的反抗情绪的爆发。这是不可忽视的！

左思画像

东吴后来多次迁都，其目的地大多在武昌，武昌位于长江中游。而建业在长江下游。武昌与建业的争斗，实际上是东晋以后历史上时常出现的荆（州）、扬（州）之争的开端。迁都意味着战略思想发生迁移和转变，也意味着不同地方利益群体在争夺东吴的政治控制权。像龙蟠虎踞之类的政治传说的出现，就是建业以及三吴群体的政治利益的体现。

三

在六朝时代，前后共计 332 年。其中，孙权迁都武昌有八年，孙皓迁都武昌有一年，梁元帝迁都江陵有三年。而在其余时间里，定都金陵（先后称为建业、建邺、建康）长达 320 年。金陵作为江南帝都的地位，一直未被撼动。

东晋建康图

南朝都建康图

天长日久，历史传说不断滋生且越来越多，金陵王都的地位日益稳固。东晋刚在江左立足，当时百废待兴，相传王导曾指着正对建康都城正南门宣阳门的牛头山，对晋元帝说这是天然的石阙。那时城池残破，王导指山为阙，或许有劝慰皇帝之意。刘宋之世时甚至还较晚，都城外六门仍设有竹篱。建元二年（344），才修筑起了六门都墙。据说当时人们时常能在钟山山顶看到缭绕着的紫金色云彩，那气象十分壮观。就如同“龙”一样，这种神秘的紫金云色也被附会为只有王者才独有的尊贵气象。蒋赞初在《南京史话》中指出，实际上，那只是山上牛首烟峦的紫红色页岩，在阳光照耀下所反射出的自然色彩罢了，根本没有任何神异之处。然而，老百姓却更愿意相信神异的说法。据《南京的民间传说》记载，现今在南京依然流传着这样的民间故事：紫金山顶存在一个藏宝的金殿，而在山脚下有一位种植紫茄子的老汉名叫金老三。山神给了他一个小茄子当作开门钥匙，以此来赔偿他的损失。他的老太婆非常贪心，然而最终什么都没有拿到。从那之后，山肚中的金银宝库再也没有被打开过，而那宝气却冲破了地表，形成了飘在山顶上的紫金色云雾。这即便只是个传说，却也说明了：紫金山是多么顽强地展现着自己的骄傲，炫耀着自己的与众不同。

南京紫金山

时光如同秦淮河水般缓缓流逝，南京逐渐树立起了帝都般的自信。在齐梁那个时代，这种自信达到了最为巅峰的状态。五世纪当中极为杰出的诗人之一谢朓曾经对其进行过歌唱：

本文摘编自著名文史专家、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所著的《旧时燕》一书。他从千年流传的典故里进行解读，从文学历史的诉说中去寻觅。通过这些，解读南京的历史文脉，寻觅城市的文化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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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朱振鑫

发布：余晓辉

美编：张一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