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中存在不少冤屈之事。例如，在《隋唐演义》中，苏烈苏定方这位曾设毒计于淤泥河，万箭射死罗成，又陷害罗成之子罗通，并导致秦琼、敬德两位名将之子丧命的恶贯满盈的反派角色，实际上却是大唐开国时期赫赫有名的英雄。他一生战功卓著，曾擒获突厥可汗、灭亡棒子国，横扫葱岭、抵御吐蕃，威震四方，彰显国威。然而，在演义故事中，他却遭受了千年的诋毁与唾骂。罗成此人，纵然其形象源自虚构，即便在戏曲与小说之中，他也常以背叛父亲、兄长、甚至妻子与朋友的形象出现，尽显其薄情寡义的一面。除了拥有出众的容貌与高强的武艺，实则别无长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却成为了隋唐英雄中最受喜爱的罗成。由此可见，以貌取人、追捧年轻偶像的审美观念，并非今日才有，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比如大宋初年的一位著名将领潘美，因在三路北伐中未能及时救援杨业，导致杨业在陈家谷口不幸阵亡，潘美因此被贬，成为了后世诟病天波府杨家的主要反派人物潘仁美太师。潘太师不仅道德败坏，智商也令人怀疑，即便身为国丈，却仍旧热衷于卖国求荣，难道辽国给予他的利益真的比大宋的显赫地位更为丰厚吗？他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顾，以生命为代价去卖国，这种行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至于在康熙年间，那位被同乡所嫉妒的清官陈孰美，竟然穿越到了大宋，变成了包拯铡刀下的薄情郎陈世美，他的苦楚无处诉说。难道文学创作中就不能出现这样的名字吗？这几位人物在戏曲中角色颠倒，不过他们的名字在正史中依旧保持着崇高和正义的形象。然而，其中一位杰出的英雄豪杰却未能幸免，不仅在曲艺中背负着“反骨”的恶名，在正史中更是与奸臣并列，即便过了两千多年，冤屈依旧未能得到洗清。这位人物正是我们今天将要讲述的魏延，字文长。

魏文长以刘备部下身份踏入川地，乃刘备的私人军队，起初默默无闻，但在屡建战功后，获得了杂号将军的职位。随后，刘备在定军山苦战，斩杀了虎步关右的著名将领夏侯渊，并在驱逐曹操丞相后，自称汉中王。在返回成都的路上，他需要留下一位上将镇守汉中，众人皆认为张三爷翼德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三爷也欣然接受并自认为胜任此职。刘先主独具慧眼，挑选了魏文长这位中层干部担任汉中镇远将军并兼任汉中太守，全权负责军政大事，赋予他重任，全军上下皆感震惊！在汉中王举行的大会上，刘先主有意为魏文长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便问道：“我离去之后，你将如何处理汉中的事务呢？”魏延，一位品行端正的青年，酒酣耳热之际，振臂高呼，言辞间透露出豪情壮志，他宣称，若曹操率领全军进攻汉中，他定当为您抵御在外；若是那老贼派遣一名部将率领十万大军来袭，他誓将他们尽数化为饺子馅料！刘备听后，赞许道：“果然我没有看错人。”群臣亦纷纷附和，对魏延的豪言壮语大加赞誉。

此后，关羽不幸丧失了荆州，刘备东征又惨败于猇亭，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将领均遭遇不幸，使得季汉的人才队伍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魏文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军方的首要人物。诸葛武侯呈上《出师表》，挥师北伐，委派魏延负责指挥前锋部队，同时担任丞相司马、凉州刺史，相当于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国务院办公厅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地位显赫，权势颇重。遗憾的是，在武侯初次率军出征祁山，轻松夺取三郡，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未能让魏延抵御张郃，反而错误地使用了马谡，致使全军遭受重创，被迫匆忙撤退。武侯第二次出征岐山，被防守高手郝昭、郝伯道在陈仓设防阻挡，粮草耗尽后只得返回，却成功斩杀了追击的魏军猛将王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处理此事颇为直接，将斩杀王双的功绩直接归功于魏延。三军离开岐山，汉军攻占了武都和阴平两郡，魏延并未随主力行动，他独自率领精锐部队深入羌地，成为牵制敌军注意力的疑兵。然而，在汉军撤退时，原本深受羌胡人民爱戴的魏文长招募士兵，扩充兵力，依照先前与丞相的约定，千里迢迢返回战场。在阳溪，他给魏后将军费瑶和雍州刺史郭淮来了个措手不及，赢得了一场关键的胜利。正是凭借这一战功，他被晋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并被授予假节，同时封为南郑侯。

获得假节封侯的荣誉之后，魏延的野心逐渐膨胀，他自认为身为一位杰出的将领，并且身兼假节的显赫身份，理应能够独立指挥一支军队。因此，他向诸葛武侯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够率领一万精兵，与主力部队分头并进，协同作战。他意图效仿汉高祖刘邦与韩信的先例，采取不同的进军路线，最终在关中地区会师。然而，诸葛孔明并未同意他的请求，魏延无奈之下，只能随同大军一同行动。魏文长此时急需提升他的情绪智力，他时常抱怨自己的上司胆小懦弱，不敢重用他，导致他的才华无法得到发挥；同时，他与武侯麾下的红人、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长杨仪频繁发生争执，两人关系紧张，甚至让武侯都感到棘手，难以调和这两位文武干员的矛盾。至于魏延提出的分兵计划，不仅引发了关于子午谷奇袭的千年悬案，也成为了后人质疑武侯军事才能的主要依据。

《魏略》一书对子午谷奇袭计划有所记载，内容概述了在进攻祁山时，魏延请求了一万兵力，其中五千精锐士兵负责作战，另有五千士兵携带粮草，他们仅用十天便穿越了子午谷，直抵长安城下。当时镇守长安的是夏侯渊之子夏侯楙，魏延认为这位夏侯驸马不过是出身显赫的纨绔子弟，一旦遭遇战事，必定弃城逃跑。因此，魏延计划夺取长安后，封闭四塞，坚守城池，等待诸葛亮的援军到来，以期实现北伐的胜利。诸葛亮认为此计策风险极高，若魏军提前识破并封锁子午谷口，我军恐怕将全军覆没，因此他选择暂时搁置此计。罗贯中将这一观点收录在《三国演义》中，使得其流传甚广。后世评论家据此批评诸葛亮用兵过于正派，缺乏奇谋，从而错失了复兴汉室的大好时机。关于这一问题，首先，依据《三国志》中魏延的本传记载，魏延提出分兵的请求是在他受命假节之后，亦即他正式具备独立统率一军的合法身份之时，这一事件发生在第四次北伐期间，与祁山之战并无直接关联。而且，在其本传中，仅提及了魏延要求分兵的愿望，并未提及子午谷这一地名，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事件本身来看，两者均不相符。第二，《魏略》一书可信度极低，其中便有谬误，比如它记载季汉后主刘禅乃是在徐州出生，成年后四处流浪，最终投靠成都，其经历宛如哈克贝利·芬的冒险故事，简直令人瞠目结舌，道德底线几乎触地。所谓孤证难立，尤其是涉及敌国的传闻，只能当作参考资料来阅读。第三，根据实际情况分析，汉中通往长安的路径有限，具体而言，自西向东依次是：沿散关故道至陈仓，经褒斜道抵达五丈原和郿县，循傥骆道到达武功和扶风，以及沿子午道直通长安。

散关故道地势平坦，便于大军行进，不过离长安较远；褒斜道虽然路程较长，但沿渭水而行，水路运输物资便利；傥骆道上的栈道虽短却最为险峻，且沿线缺水路程最长（如刘邦修栈道，韩信则暗中通过陈仓，便是分别选择此道与故道）；子午道的栈道最长，且沿线存在水源风险，唯一的好处是出栈道后便靠近长安——这条重要的道路，几乎毫无隐蔽性可言，魏延能想到，魏军自然也能做好防范。行程超过六百里的艰难路途，加之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对栈道通行造成的影响，要在确保道路畅通且不被察觉的条件下，在十天之内完成全程实属不易。实际上，后来魏国将领曹真曾试图通过子午谷进攻汉中，但夏侯霸的前锋部队在兴势便被汉军发现，随后遭遇汉军的顽强抵抗。曹真率领的主力部队行进三十天，却连一半的路程都没能走完，未能一窥汉中风貌，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南朝时期，桓温曾沿子午谷北伐，竟然顺利通过了谷口，还与敌军交战数场，但随后粮草供应断绝，无奈之下只得撤退，途中遭遇追击，最终惨遭败绩；而明末的闯王高迎祥，被小说中的描述所误导，误以为自己能以奇计取胜，以为敌军都是纸上谈兵的键盘侠，然而出谷后便遭遇了孙传庭的伏击，结果一败涂地，被生擒。历史上，魏延虽然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领，按理说不会愚蠢到提出走子午谷的建议，那么他提出的分兵策略为何会被拒绝呢？武侯的心理状态难以精确揣摩，大致可以推断，他是个凡事都要亲自操劳的人，最终也因过度劳累而离世。简言之，武侯个人能力过强，对他人缺乏信任，这或许也与马幼常辜负了他的信赖有关；再者，由于先主耗尽了家产，武侯每次北伐所集结的兵力大约只有五六万人，若将其中20%的精锐部队分给魏延，固然可行，但若战败，武侯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此外，武侯可能过于自信，认为魏国将领无人能与他匹敌，既然稳妥行事即可，何必冒险采取非常规战术呢？确实如此，武侯在正面战场上几乎取得了全面胜利，即便面对兵力、后勤和地形的劣势，他依然能将魏军压制得无法抬头，几乎在每一个局部战场上都占据了优势，通过累积小的胜利来最终赢得大的胜利，恐怕也没有太多精力去玩弄分兵出奇等小手段。

魏文长，这位情商不高的英雄，纵然时常抱怨，但终究是能拿出实打实本事的人物。即便他感到自己的才华未能得到充分施展，但在执行上级命令时，他依然毫不含糊。在四次北伐中，他拯救了王平，与高翔、吴班并肩作战，使得魏军溃不成军。此外，在木门设下埋伏，射杀了魏国栋梁张郃，这两次重大胜利，都离不开魏延的巨大贡献。五次北伐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魏延再次担任先锋，随同北伐主力抵达五丈原，与司马懿率领的军队在渭水之畔形成对峙。在离开诸葛亮主营之后，魏延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发现自己的头顶长出了一只角。魏延对此感到困惑，于是寻求专业人士赵直来解析梦境。赵直告诉魏延，您的情况如同麒麟一般，拥有角却未使用，这是战争未启而敌军自行溃败的吉祥征兆啊。赵直出门后，对他人言道，"角字由一把刀和一用字组成，若刀在头上挥舞，乃是不祥之兆。至于吉凶的预兆，暂且不论。汉军在魏军眼皮子底下开垦土地，摆出一副不打算离开的姿态，接着多次挑战，然而司马宣王之前在武侯手下吃了大亏，决心吸取教训，坚守不出。即便武侯想尽各种激将之法，也未能奏效。最终，宣王还是熬过了武侯，魏军虽未取胜，却因汉军撤退而看似取得了胜利。"

武侯病重之际，他紧急召集了杨仪、费祎、姜维等几位亲信商讨身后事。考虑到十万大军正身处敌境，稍有不慎便可能遭遇全军覆灭的惨剧，诸葛亮原先拟定的策略是让杨仪和费祎率领中军先行，姜维紧随其后，而魏延则负责殿后；若魏延对这一安排持有异议，则部队将自行出发，强制执行魏延殿后的任务。遗憾的是，武侯一旦闭上了双眼，众多事务便无法再顾及，杨仪在暂时执掌全军大权后，并未公开哀悼，而是先派遣费祎去暗中探听消息。费祎抵达魏延的先锋营中，告知他：“丞相病情危急，下令你负责断后，依次撤退，你对此有何看法？”魏延回应道：“若丞相不幸离世，我便是全军中最高的统帅，理应接替指挥权，继续指挥作战，怎能因一个人的去世而影响到国家的大事呢？”再说，即便需要撤退，我的官职高于杨仪，能力也胜过他，杨仪又能算得上什么！怎么可能让我来为他断后呢！你，费文伟，是不是会支持我？费祎说，我当然会支持你，杨仪对军事也不甚了解，所以我会回去劝说他。万一丞相真的遭遇不幸，主持大局的人肯定是你。魏延遂将费祎送回中军，费祎返抵中军后，即刻与杨仪等人一同撤军，将魏延留在了后方，令魏延懊悔不已。此事处理得极差，原本魏延占据了大义的名分，从法理角度而言，他的官职仅次于武侯，理应负责此事；且不应因个人生死而影响国家大局，这样的说法也颇为合理。他未注意到一个情感层面的问题，诸葛丞相在军队中的地位极为崇高，无人能与之匹敌，即便是排名第二的官员也无法取而代之。因此，丞相明确表示，继承权应由其指定之人继承，魏文长的此番言论只会让人感到他自大，进而产生反感，这是第一个原因。魏延说到此处，心中已显露出几分胆怯，毕竟退兵是可行的选择，然而若不负责为杨仪断后，那就等同于舍弃了道义，只顾个人恩怨，国家的大事竟沦为了个人之间的争执，先前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辞，如今却变成了争夺权力的借口。大家并非愚昧之辈，魏延平日里得罪的人不少，凭什么要助你夺取权力呢？这便是第二个原因。杨仪和费祎等人在武侯周围环绕，而魏延的营地与大营相隔至少数十里，若对方有所举动，魏延难以得知更无法加以控制。在这种信息极度不对等的不利局面下，魏延却选择成为“喷子”，与对方当众翻脸，显得过于稚嫩。他并非那些擅长阴谋诡计之人的对手，以至于轻易被费祎所骗，这是第三个原因。

照理说，若魏延果真投敌，理应立刻率领精锐向魏国效忠，他一身武艺，又熟谙汉中防御布局，若投靠魏国，不仅能享受荣华富贵，在武侯刚逝、季汉内乱之际，提前消灭汉室也是可能的。然而，魏延并未如此行事，他果断撤军，意图率先返回成都向刘备报告情况，因此，魏延绝非叛徒，叛徒怎会如此愚蠢？魏文长真是冤枉啊！那顶因踩灭七星灯而引发的污名，却硬是落在了他的身上。魏延率领着部队沿着栈道前行，却在谷口被杨仪率领的先头部队截住。他激励士兵们奋勇冲锋，试图突破重围，然而王平突然高声呼喊，质问道：“丞相尸骨未寒，你们竟敢心生叛意？”士兵们又能明白多少，哪里能辨明是非曲直，杨仪手持丞相遗骸来指挥众将，占据了道义上的优势，魏延即便有百口也难以辩解，结果我军纷纷溃散，魏文长只能带领自己的部下艰难突围。魏延本已无路可走，即便投降敌国亦非绝无可能，然而他却固执己见，携子带孙，继续向汉中逃窜，心中仍怀揣着向后主倾诉冤屈的念头。然而，他并未走远，便在一家仓库中被马岱追上，父子二人惨遭杀害。杨仪闻讯后欣喜若狂，用脚猛踢魏延的首级，怒斥道：“废物奴才，你还有何恶行？”随后，他下令将魏延的三族全部屠戮。季汉掌权后，费祎、王平、姜维、马岱等人与魏延之死有所关联，因此魏延谋反的罪名被铁定，无法翻案。这位一代名将非战死沙场，却因内部争斗和暗算而丧命，不仅连累了自己的家族，甚至还要背负两千年来的污名，还被诬指为天生反骨（难道诸葛孔明能像X光一样透过头盔看到后脑勺？）那些人，包括后来的叛徒，都被冠以“反骨仔”的称号，这真是不公，与这种情况相比，窦娥的冤屈又算得了什么，秦香莲的遭遇又怎能与之相提并论！

魏延的遭遇揭示了人才的命运多舛，他是一位专业能力出众但情商欠佳、性格高傲且自负的人才。若遇到刘备刘玄德这样的贤明君主，便能充分施展才华，甚至超越自我；若碰上诸葛亮孔明这样的领导，能力全面且公正无私，虽不能独力支撑大局，却也能恪守规矩，贡献自己的价值；而若遭遇杨仪这样的领导，不仅无法为国家效力，甚至可能付出生命和家族的代价。优秀的马匹虽多，但能识马的伯乐却难得一见，魏延那令人痛心的遭遇，使得人们对先主的敬仰与怀念愈发深厚。

20160330，改定于家中